李建伟 李亚超: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商法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 次 更新时间:2021-12-07 11: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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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   李亚超  

   1. 商事活动“风险”理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原理

  

   商事活动引发了更多的风险,相较于一般的民事活动而言,其具有高风险性,这种风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民法的双方之间,很大程度上会波及社会公众、社区以及整个社会,同时由于其营利性存在,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可以也应当要求其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简言之,企业的营利性行为,对于社会产生了更多的风险,因为其营利性的存在,应当对其提出更高的风险防范和损害承担的义务,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民法的私人之间,应扩及社会公共主体,包括社区、消费者、雇工和社会等。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标准不应当统一,但是当下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却并未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差别立法,这就背离了企业社会原则的本质上是解决资本与社会、环境的不平等、不稳定关系,进而使得其可操作性不强。1

  

   商事风险特殊性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加重主要在消极义务方面,应当注意企业对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其行为设定更高的“标准”,这不仅仅表现在法律上,也在伦理层面,因此不能单纯强调立法责任,同时也应提高社会一般性期待。当然,该风险性的提高还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积极义务内容的增加,如经营者风险防范义务以及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更有能力去进行风险防范,雖然该风险并非其直接创设,但是其有积极义务去进行风险防范,并在没有进行有效预防的情况下承担必要责任。

  

   2. 商事主体“营利”属性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原理

  

   从营利性角度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指向是社会积极义务的承担,这并非当然指向“能者多劳”的仇富心理。这里传达一种理念:企业的营利依赖于社会资源,企业对社会的回馈,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其营利性的必要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企业的营利性应当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企业的营利本身是在大量社会成本支出的情况下得到的,企业因为其营利性有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也即为社会积极作为的义务,该项义务标准也同样高于一般民事主体,如将企业对消费者、劳动者保护义务纳入法律责任范畴,体现的是一种对于弱者的保护救济义务内容。但是如果不充分考虑该经营行业种类的营利程度并结合风险特性以及企业可控角度,不能轻易转化为法律责任,应结合前述类型化的思路有效地界定其范围。

  

   3. 商业社会经济伦理追求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原理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之初的主要障碍就是企业似乎不具有道德性,因此有学者从社会期待性角度强调其社会属性,进而指出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前述观点虽然找到了其与一般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之间的共性,却忽视其差异性,也即一般民事关系中的道德是一种人伦本位的伦理道德,而商业社会所强调的则主要是经济伦理,欲要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类型化、精确化,必须正视这种差异性,并积极探寻其合理边界。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定无法像数学一样精确化,因为其实质涉及复杂的利益衡量,只是各种利益在不同程度上的满足,但是只有综合更多的商事因素考虑,并与传统民事责任进行有效对比,才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类型和边界有相对合理的界定。

  

   (四)法律依据:《民法典》第86条的规范解构

  

   《民法典》第86条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本条明确了营利法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但是对于其内在含义以及非营利法人准用可能性立法并未给出明确态度。

  

   1. 释明商法属性

  

   本条规定直接明确了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应当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也即有观点提到的“营利法人在依法经营、努力实现营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包括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责任”1,这一方面明确了主体是营利法人,主要指向公司,2另一方面强调指向于经营活动的商业行为特性。

  

   2. 发现立法成因

  

   一则,历史因素决定。从形式上看是《公司法》的沿袭。3营利法人所追求的出资人利益最大化,在公司法则表现为股东中心主义,4从二者的表述来看并无太大变化。从理论上来说,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国内外一直讨论的就是股东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商事经营问题,而我国关于法人部分的规定基本直接沿袭公司法规定。

  

   二则,主观目的不同。立法过程中有学者建议将本条规定放在法人的一般规定一节,适用于所有法人,但是立法态度似乎倾向于由于二者设立目的不同,营利法人是追求利润分配给出资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为防止其行为失当,相对于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有必要强调营利法人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也表明了《民法典》立法过程中对于非营利法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或者适用本条很大程度上是持否定态度,5而该立法解读似乎明确了该企业社会责任与其说是“额外创设特有”的责任内容,不如说是对一种不言自明的责任的“强调与明确”。

  

   三则,客观活动区分。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主要理由就是生产的社会化,社会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1这也是为何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从商事交易活动一出现就同时产生。因此,结合非营利法人所从事活动和营利法人所从事活动的区分,不难发现:一方面非营利法人从事活动的性质、种类往往有较大的局限性,即使是经营活动,相较于营利法人从事的经营活动,社会风险的大小以及复杂性似乎低很多;另一方面非营利法人一般规模相对较小,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等方面也较为有限。这种情况下,要求通过立法明确要求非营利法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较为有限。

  

   四则,整体规模差异。从整体数量上看,非营利法人相较于营利法人而言,在社会整体运营规模、数量上均相差较大,在利益衡量基础上,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的益处似乎远远无法弥补其可能产生的破坏力,也即非营利法人缺乏有效约束,在多元价值引导下更可能导致管理人滥用权力,进而破坏非营利法人的创设目的。

  

   3. 探寻准用空间

  

   前已述及,从立法态度上似乎排除了营利法人以外的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等适用本条规定,但是其内在合理性以及绝对封闭性颇值商榷。

  

   首先,从主观目的来说,二者区别在于是否向成员分配利益,但是不妨碍其从事商事交易,规模化。另外,二者在立法上区别仅在于是否向成员分配利润,为公益目的还是为其他目的而存在;是否可以推论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独立公司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恰如有学者反对企业社会责任,主张遵守商业道德,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2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这里的非营利目的不能忽视,在多元利益之下,非营利法人似乎比营利法人更容易出现滥权现象,背离非营利法人本身的设立初衷。

  

   其次,从客观活动来说,非营利法人所从事的活动与一般的经营活动无论是从范围还是其所控制掌握的资源等各方面均较为一般,所产生的社会风险也较小,似乎并没有太大必要明文要求非营利法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但是从实际可能性来说,非营利法人除了不能向成员分配利益,仍有可能参与经营获利,甚至会形成相当的规模,这种利益涉及多个方面,包括职工、社区、社会等。如果一刀切地将其完全排除在立法之外似乎并不当然具有合理性。

  

   最后,從整体规模来说,营利法人控制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具有更高的社会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也是从事社会经营活动的主要主体,但是仅仅从总体规模角度去否定与营利法人从事同样经营活动的非营利法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理由并不充足,尤其是一些非营利法人自身可能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如果将其排除在企业社会责任之外似乎并不符合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意旨。

  

   也就是说,这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即非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自然毋庸置疑,但是是否在立法尤其是私法中明确,有必要结合前述因素综合认定。考虑到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尚不充分,非营利法人自身的特有目的保障更占据优位,倾向于否定对其适用营利法人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但是并不妨碍如果非营利法人加入营业法人,通过营业法人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如果所从事的行业、内容、规模等相当,似乎有可参照空间为宜,然当慎重。

  

   三、深化商法理念可能性之多层影响

  

   正如有观点所提到的,现代商法中商人更多表现为严格责任,不仅包含被动的产品责任和合同责任,更发展出广泛和积极的社会责任。1企业理念从过去的只要求守法开始逐渐过渡到“法律只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是社会的期待并不局限于法律,是否需要对企业进行伦理规范的争议,已经在立法层面得到了肯定。2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在我国当前立法中已明确体现并初步得到肯定,3在责任对象、内容和价值基础方面都深化了商事责任的内容。“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商法的重要内容,并已经成为现代商法的重要原则,它可以制度化。在一定意义上,企业的社会责任原则扩展了现代商法,使其能够成为超越传统商法的私法内涵而具有了公法性。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作为独立主体的企业对他人和社会应承担的义务,即企业在经营中不但要考虑股东和企业自身的利益,也要考虑企业关系人与社会的利益。对此,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这种制度既包括相应的强制性规定,也包括相应的引导性规定。”4

  

   (一)外部直接作用:商事责任对象的扩张

  

   相较于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企业社会责任无疑增加了责任对象和内容。企业社会责任在纠正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外,不需要对其他主体利益负责这种观点的同时,无疑是增加了企业的责任对象,包括雇员、消费者、社区等。但这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之一,即商事主体对于一般社会公众要承担社会责任,扩大了责任对象并当然添加了新的责任内容。简言之,对于企业来说,其责任、义务对象在传统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要局限于特定关系之间开始向外扩张到不特定关系、甚至是社区、社会,这表现为商事责任加重的一种类型化,是具体的特性的加重责任类型。

  

   (二)表层目的调整:商事营利目的的修正

  

诚如前文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对于商事主体的营利性进行了修正,即要求商事主体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甚至是社区、社会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企业营利性的否认,但是也必须认识到企业应该根据其规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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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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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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