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其洪 卢丽娟: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维透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21-12-07 11: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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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洪   卢丽娟  
应当充分考虑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现实处境,而不能一概而论。对此,高兹的著作本应有所体现,可惜的是,高兹却采取了全盘否定和盲目排斥的态度。通过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高兹自然而然地将其理论的着眼点与另一环节紧密联系了起来,这一环节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

  

   二、现实维度:诊断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现实立足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中,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中,可以看出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所具有的现实维度。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形成的是“资本、生态、自由”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归结起来,这一批判路径中主要包含有“生产和消费”两大过程的批判、利润动机的批判、资本的批判、经济理性的批判、劳动分工的批判、科学技术的批判、工具逻辑的批判,等等。在高兹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就潜伏在上述内容中。而上述这些危机,就其根源讲,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都源自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危机的最终根源”1。在高兹看来,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最典型的危机,这一危机由资本逻辑操控,由经济理性主导,并直接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异化。2

  

   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3这本著作中,高兹专门论述了“生态学和资本主义危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所有的生产也都是毁灭。只要生产没有不可逆地消耗自然资源,下列事实就能被忽略:资源可能会出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情况。资源自然而然地再生,有如草夹杂着种子一起生长。毁灭的影响似乎完全是富有成效的。更准确地说:这种毁灭正是生产的条件。它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4。在这里,高兹强调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生产没有不可逆地消耗自然资源”。在此条件下,资源才可能显示出无穷无尽的状态。当这种状态出现时,人们就不用特别地关注和强调“自然资源能否充足使用”这一事实性问题。也就是说,生产需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更需把握好“度”,而不能超出自然所承受的能力,这是很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能达到的共识。在高兹这里,这种观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一提是,高兹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中,把自然资源的消耗、生态系统的破坏同过度积累危机、资本逻辑、富裕社会消费的本质、再生产危机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为人们展现了“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生态危机”三者有机联系的危机诊断模式,以此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本质上都是”生态危机”。在高兹这里,“过度积累危机”可视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中的第一阶段,“再生产危机”可视为第二阶段。人们正在应对的是第一阶段的“过度积累危机”,而第二阶段的“再生产危机”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危机”和“再生产危机”二者共同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

  

   高兹强调:“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加剧的作用。”5这并不意味着类似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减少以及生产的破坏力超过生产能力等这些生态方面的因素,应当被视为目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人们正在应对的是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这种危机正由于生态危机而加剧。高兹就过度积累的危机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靠机器代替工人来支撑,以及靠“死劳动”(如固定资本)代替“活劳动”来支撑。机器以其惰性的、无生命的形式来积累并体现其自身,并在工人缺席的情况下工作。但是,机器的生产成本很高,因此资本家必须确保它们所代表的“资本投资”有利可图。这意味着投资者们期望所获得的回报必须大于他们原先安装机器时所投入的成本。机器就是资本,其中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对持续增长的追求。在各个企业相互竞争时期,每个企业都力图尽快地回收原先投入的成本,进而能够更换效率更高的机器,以提高生产率,获取更大的利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越来越少的工人来操作越来越多的昂贵机器成为必然。此时,工人的直接工资在生产成本中所占份额势必大幅减少,相反,“资本”(安装机器和更换机器所获得的利润额)所占份额却大幅增加。高兹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说,这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了”,而且平均利润率下降是迟早的事,因为当更多的资本用于生产相同的利润时,从生产中所获得的利润只会越来越少。在“利润率开始下降的那一刻起,整个系统就陷入了困境”1,这种困境就是:机器无法以原先的正常速度进行生产、更换,并创造利润。于是,产量开始下降,直至最后停产。这种情况会逐步蔓延至整个系统,这便是“过度积累”的危机。由于在整个生产中资本所占份额过大,而资本无法实现无限的自我增殖,资本的生产能力必然下降。最终,机器只能被摧毁,工厂只能被关闭,工人只能被解雇,整个系统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那么,如何避免上述危机的出现呢?高兹继续分析到,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出现苗头时,资本主义的管理者就不断地与该状况作斗争。通常他们会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销售更多的商品,另一种是增加所售商品的价格(前提是使所售商品更加精致)。通过各种广告诱使人们频繁地更换产品,或者降低产品的耐用性,或者使产品更昂贵等手段,于是资本主义的管理者们暂时确保了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能源的消耗、原材料的浪费会越来越严重,生产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随处可见。与此同时,上述行为又会引发新一轮的障碍、衰退,乃至贫困和匮乏,直至危机顶点。由此证明,资本主义的管理者所采取的方法并非持久的解决方案,因为“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危机。

  

   为了深入说明“再生产危机”,高兹首先讨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绝对稀缺”问题。他认为,“绝对稀缺通常表现为实物短缺之前的价格飙升”2。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葆有这样的信条:当一种稀缺商品的价格飞涨时,该商品的产量就会增加,原因就在于该商品因稀缺而有了更多利润空间。高兹批评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稀缺商品总是可以生产。这种推理和假定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所出现或加剧的短缺主要是那些“不可生产的商品”。不可生产的商品本身是稀有的,自然界只能有限供应,加之人类活动的增加,要想得到更多的它们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尤其适应于那些重工业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空气、水、土壤肥力、森林、渔业,以及诸如矿藏等其他原材料的供应都是有限的。因此,“价格的暴涨只会加剧经济危机,或者更确切地说,只会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3。价格的暴涨以下面两种方式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一是空气、水等变得稀缺时,无论价格如何上涨,都无法生产更多的它们,這构成了对工业资本盈利能力的第一次物理限制;二是即便是最容易获得且开采成本最低的矿藏,一旦将它们用尽,便会构成对工业资本盈利能力的第二次物理限制。在第一种情况下,当空气、水和土地等资源变得稀缺时,就只能采取共享或重新分配的方式来获得它们。如果是土地的稀缺,那就意味着要建造高层建筑或地下建筑,或者为城市道路或农业土地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如果是空气和水的稀缺,那就意味着需要通过购买防污染设备,回收可用的空气和水,然后进行净化处理,以便使被污染的空气和水能够恢复原状。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企业要增加在防污染设备上的投资,这种投资使得资本的有机组成进一步增加。然而,生产商品的数量在资本份额中却没有同步增加,加之回收的水和空气无法转售,由此利润率下降的速度又开始加剧了,此时工业资本的生产能力遭遇了限制。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了勘探和开采新的矿藏,就需以更高的投资成本为代价。更高的投资意味着初级产品的价格较高,这种情形反过来影响到了制造业的利润。鉴于高成本获得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加工业急需开发新的技术以便高效地利用能源,而这也需要更多投资。高兹指出,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尽管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经济衰退,但投资仍保持在异常高的水平,价格继续上涨”1,这是种看似矛盾的危机特征。2资本在进一步融资时遇到了无法避免的困难,也就是“无法确保自身的再生产”,于是,“再生产危机”不可避免。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过度积累危机”和“再生产危机”使得生产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自然资源越来越浪费,可再生资源越来越稀缺,不可再生资源越发枯竭,与此同时,又带来贫困和社会不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们正在应对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一危机又因“再生产危机”而加剧,而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危机的解决办法并不在“经济持续增长的神话”中,而在破除“经济理性的羁绊”和“颠倒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中。3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采取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很多马克思的术语和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高兹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4最难能可贵的是,高兹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出发,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自身限度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危机和矛盾,解决危机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颠倒资本主义的逻辑”,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是内在一致的。高兹坚信,当资本主义被超越后,一个崭新的社会乃至文明就会诞生,这便是以“生态理性”为主导的“生态社会主义”。

  

   三、理想维度:规划未来生态社会主义

  

   高兹在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诊断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上,规划其理想中的生态社会主义,这种规划反映了其政治生态学思想所具有的理想维度。“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区别于同样奉行经济理性原则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5高兹将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落脚点放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上,这一社会形态消除了“经济理性”的弊端,主张以“生态理性”为核心原则。在高兹那里,经济理性主要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生态理性对应于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经济理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要求生态环境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最终必然造成“人对人的剥削和人对自然的盘剥”。生态理性则“以尽可能少的有使用价值且耐用的物品以及最少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6。生态理性追求的是社会的全面和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总体来看,高兹将生态社会主义视作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认为当下寻找一个摆脱“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是高兹的晚期代表作,该书以文集的形式出版于1991年。在此著作中,高兹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唯有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下,才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事实上,高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早在1975年首次发表的《生态学和政治》中就开始了。“1980年被译为以 Ecology as Politics为题的英文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高兹真正成为第一批试图去将政治生态学与社会主义问题综合起来的理论家。”1尽管高兹此时的规划有不尽成熟的地方,其中多有空想性质,多含“乌托邦”色彩,但为人们全面考察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根据。而其晚期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中有关“生态社会主义”的零星讨论则是在早期著作《生态学和政治》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生态学和政治》中对“可能的乌托邦”的讨论,才有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中有关“生态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更为成熟的观点展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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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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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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