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实使我产生疑问，高老太爷的鬼魂怎么会附在这些人的身上？” [8] 巴金还没有见到这些人活到高老太爷的岁数的时候。鲁迅在20年代写阿Q的“土谷祠之梦”，写阿Q幻想参加革命以后，首先要杀小D，其次是赵太爷，又要小D帮他搬宁式床，又意淫村里各种女人。鲁迅在1926年说，“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9] 巴金没有鲁迅那么清醒有远见，他在30年代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知县或高老太爷背后的家长制度。到了1950年上海首届文代会，巴金已相信：“会，是我的，我们的家，一个甜蜜的家。” [10] 然而“活久见”，到他晚年碰到红卫兵、工宣队、军代表、造反派时，巴金才更加意识到他写的“家”，不仅是家庭的家，家族的家，而且是国家的家。巴金一生信仰无政府主义，所以他对于官僚的权力结构与家庭伦理道德完美结合的以“家”为外表的官本位现象，特别敏感。几十年来，几百上千万读者都觉得他们在看爱情小说，其实他们在看压制爱情、青春、个性的礼教家长专制。巴金自己也说，“我相信一切封建的遗毒都会给青年人彻底反掉”，这是1984年给台北远流版《家》写的序。

　　

　　 当然“封建”这个概念有点含混，容易使人误解。“封建”至少有三个定义，一个是中国古代《左传》：“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朝的君主将亲信分封出去，建诸侯国。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特指中国先秦的分封建国制，也叫分封制。可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里的Feudalism（封建制度），特指欧洲中世纪的9世纪到15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分封制只是偶然的一种局部的存在。但在欧洲中世纪，城堡，公爵、伯爵的独立为王是一个主流制度。“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如在中国，地方诸侯城池，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国王必然能进。

　　

　　 在分封制和Feudalism以外，今天常用的所谓“封建”——巴金也用这个概念，一般泛指中国古代传统制度和礼教，简而言之，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在20世纪，这种制度和礼教的核心就是“家长制”：以家长的名义用威权方法管理社会统治国家。

　　

　　 四　巴金小说中的青年革命心态

　　 巴金小说贯穿一种青年革命心态。其要点，第一，认为社会不合理，社会秩序不公平，青年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改变。第二，认为个人道德目标、人生意义都维系于这种改变社会的理想，而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就成了武器和工具。因为反家长心态跟反政府行为混为一体，失望、委屈、怀疑、愤怒、抱怨、控诉、抗议、仇恨，这些以巴金为代表的“青年革命心态”，也贯彻了20世纪的中国。

　　

　　 “文革”后的巴金写《随想录》，越到晚年就越受人民的尊重。我以前对巴金的“青年革命心态”既同情又不满。现在重读巴金作品，反而增加了同情，减少了不满。好像越来越向巴金的“青年革命心态”靠拢。

　　

　　 巴金式的“青年抒情文体”，其实是我们从中学就开始模仿的文体。举例来说，巴金在《关于〈激流〉》一文中有两段——

　　

　　 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

　　

　　 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11]

　　

　　 巴金说“不想进入文坛”，意思是不会为艺术而艺术，巴金主张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他反对精心雕琢，他的文体特征：一是“我”（主语）特别多。二是人物说话时，有不少动作表情形容。三是全知角度里，作者有时直接跳进作品，比方写觉新不能进入瑞珏难产的房间，“他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写到这里，意思很清楚了，有另一种东西在夺取他的妻子。但巴金不肯停的，他还要明确说明，“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这一大段的解释，分不清是觉新在想，还是作家在说。

　　

　　 无论“青年革命心态”，还是“青年抒情文体”，其核心都是青年。如果将小说中的人物排张表，会看到比觉新年纪大的基本上都是负面人物，比觉新年龄小的大多数都是被迫害的人物，觉新夹在中间是唯一的“圆形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夹在新旧之间的充满矛盾的人物。要理解“五四”以后的进化论意识形态，《家》是一个最简单明了的图表。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做“忍辱负重的觉新”和做“反叛任性的觉慧”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想想，你在家里、公司里、社会上，你是觉新，还是觉慧呢？

　　

　　 [1]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26页，229页。

　　

　　 [2] 王德威：《巴金小说全集·总序》，《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1页。

　　

　　 [3] 1989年我曾参与《辞海》现代作家的修订工作，当时被告知“鲁、郭、茅”三个人不归我们学术界修订，因为他们属于“党史人物”。

　　

　　 [4] 王德威：《巴金小说全集·总序》，《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2页。

　　

　　 [5] 《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75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6] 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8页。

　　

　　 [7] 巴金：《为旧作新版写序》，《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4页。

　　

　　 [8] 巴金：《关于激流》，《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18页。

　　

　　 [9]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97页。

　　

　　 [10] 《文艺报》1950年第8期。参见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

　　

　　 [11] 巴金：《关于激流》，《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