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殖民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对多元史学的主张，提升了非西方国家历史研究与编纂的自主性。但因其批判具有不彻底性，使其无法胜任拆解和废除殖民主义学术霸权的任务。近年来，学者们提出“去殖民化史学”这一全新的理论路径，希求借此创建出一种摆脱西方影响、完全自决的本土化史学。《历史与理论》杂志最近发表一组题为“理论与实践中的去殖民化史学”的笔谈专栏，充分体现了这一理论转向的最新动态。此组笔谈主张彻底打破帝国学术体系所制定的不合理的学术规则，并采用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移民殖民社会中的土著人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方式来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以重新确立土著群体在历史上的合法地位，并将他们从移民殖民国家歧视、剥削和不平等的统治权力中解放出来。
夏玉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Email: nihil0331@163.com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3期P149—P166
“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始于公元15世纪末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主要表现为西方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和地区，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全球殖民体系逐渐瓦解，遭到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然而，殖民统治的影响却延续至今。一方面，西方文化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之间仍表现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还需在文化和心理上摆脱殖民统治的遗产。另一方面，作为殖民主义的一种特殊类型，“移民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伴随殖民帝国的扩张而生，却未随殖民体系的瓦解而终。由于其独特的殖民模式，移民殖民主义成为非殖民化最顽固的抵抗者，至今仍影响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殖民民族国家（settler colonial nation-states）土著居民的合法权益。
移民殖民主义现象源于15世纪末以来西方各殖民主义国家的人口持续外迁。它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因为移民者的意图是在土著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家园，奠定新的政治秩序，这是一种坚持移民者对其在新领地内的一切事务都拥有主权的“家政”（homemaking）。对移民者来说，土著人民是他们安置家园过程中的阻碍。由是，移民者依仗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借助法律、政策和文化来剥削、压制、同化土著居民，试图消除这一群体的存在。在移民殖民国家实现非殖民化是异常艰难的，因为移民者建立的统治帝国与殖民地之间没有空间上的分隔，这是一种移民者完全占有土著民族的土地并彻底改变其生活的殖民形式。因此，这种殖民形式的废除，意味着西方强国将土地和统治权归还给土著居民，这可谓是对当今世界统治秩序的一种颠覆。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学术思潮，是对殖民主义的种种影响及后果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它主要关注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文化与权力关系，试图消解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格局，在不同种族之间创造一种更加公平和公正的关系。后殖民主义带有强烈的反西方文化霸权的特征，这使得它在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重要反响，并迅速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科技研究、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当中。作为后殖民主义在历史学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后殖民主义史学致力于对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它否定西方史学的“主导性叙事”（master-narratives），认为这种叙事以其所宣扬的“普世性”或“同一性”压制了非西方国家历史的“异质性”。后殖民主义史学研究者主张多丛研究路径和多元历史的存在，力求对传统史学进行去中心、离散性的重构，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史学。这一研究模式为长期被西方史学控制和压抑的非西方史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提升了非西方国家在历史研究与编纂方面的自主性。
但最近20年来，年轻一代学者对后殖民主义史学表达了疑虑。这种疑虑一方面基于后殖民理论在移民者殖民语境中并不适用，认为它忽视了对移民殖民主义这一特殊殖民形式的批判。另一方面，则主要关注后殖民主义史学对殖民权力批判的不彻底性。有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史学虽然站在非西方国家的立场，但仍对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知识体系保持关注，仍依附于西方话语，并未构建出一种摆脱西方影响、完全自主的本土史学（indigenous histories）。因此，这些学者要求对史学方法进行彻底的去殖民化，他们倡导一种更为激进的理论范式，试图书写一种不受殖民话语支配和压制，有别于西方传统史学的“替代性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于是，这些学者依托新兴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理论，转向“去殖民化史学”（decolonizing histories）的研究道路。
学者们提出“去殖民化”研究理论的初衷在于，尽管学术界在抵制殖民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甚至是批判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仍局限在西方的知识结构当中，按照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ism）的逻辑来理解世界，严重削弱了土著民族群体的存在和认知方式的合法性。去殖民化理论主张跳出西方的思维模式，从土著群体自己的视角出发开展研究，使得学术研究充分考虑土著居民的集体解放和民族复兴愿望。不过，去殖民化研究方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模式，通过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所采用的研究策略，人们归纳出去殖民化理论的诸多特征。例如，运用多种本体论和世界观开展研究；强调恢复土著群体过去的生活方式；赋予土著民族群体讲述本民族的历史以合法性；记录土著民族的生存而不是他们的消失或同化；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干预土著群体的斗争；去殖民化的实践不仅应用在学术研究上，也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由土著群体或与土著群体合作来开展研究；在研究参与者之间建立长期、持续的合作关系，等等。
去殖民化理论渗透到历史研究领域，最初体现在委内瑞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费尔南多·科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的《超越西方主义：朝着非帝国主义的地理历史范畴发展》一文当中。科罗尼尔主张，非西方学者在历史书写中应摆脱西方帝国主义所设立的学术传统，并在现实生活中打破殖民帝国对领土疆域的划分方式。专注于土著群体研究的新西兰学者琳达·图西瓦伊·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于1999年出版的《去殖民化方法论：研究与土著民族》，是去殖民化理论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探讨史学去殖民化的问题。史密斯对西方历史观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并号召土著居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过去，“反击”西方传统史学对土著群体及其历史的扭曲与抹杀。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沃尔特·米格诺洛（Walter D. Mignolo）在2004年出版的《本地历史/全球设计：殖民地、底层知识和边界思维》一书和随后发表的《脱钩：现代性的修辞学、殖民主义的逻辑和去殖民化的语法》、《感知和了解的地缘政治：去殖民主义、边界思维和认识论的抵抗》等文章中，提出一套系统的去殖民化研究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史学去殖民化的相关问题作了考察。
虽然学者们提出了去殖民化史学这一全新的研究理论，但相关研究成果还只是零星、分散的，该领域的学者也从未汇聚在一起，共同商议这一话题。直至2020年9月，美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发表了一期题为“理论与实践中的去殖民化史学”（Decolonizing Histor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的专刊，就如何打破传统史学，对去殖民化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专栏共收录9篇代表性文章，内容涵盖多个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美洲土著研究、科学技术研究和博物馆学，等等。专刊文章来源于悉尼大学历史系教授沃里克·安德森（Wawick Anderson）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加布里埃拉·索托·拉韦加（Gabriela Soto Laveaga）于2019年4月在哈佛大学组织的一次去殖民化史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那次会议召集了20余位科学、技术、医疗卫生领域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大多是居于北美、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移民殖民国家土著群体的后裔，都有着史学去殖民化并在现实生活中摆脱帝国统治的诉求。因此，这些文章意在彻底打破帝国学术体系所制定的不合理学术规则，采用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土著居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方式来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以重新确立土著群体在历史上的合法地位，并将他们从移民殖民国家的歧视、剥削和不平等统治权力中解放出来。此组笔谈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讨论。
西方历史知识体系中的认知暴力
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编纂一直在效仿欧洲的模式，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从根本上讲，史学的去殖民化进程要求我们首先认识到西方传统史学中固有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从而质疑和破除历史研究中西方话语的权威和既定的范式，重构非西方国家自己的历史。对西方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是去殖民化史学倡导者普遍采用的策略。
西方历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以理性和进步为主导的宏大叙事；以民族国家为历史主体和叙事主线的书写模式；以及历史研究的科学客观性原则。
在摒弃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论和中世纪的神学史观之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和进步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中的主导观念。这种观念试图将欧洲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人类发展的标准样式。在这一原则下，世界历史被划分成两个部分：处于中心的欧洲通过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利用而取得进步，处于外围世界的其他地区在中心的影响下也将不断前进，人类最终将迈入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这一理念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理解为被动地接受西方冲击的结果，并以普遍理性为基础，赋予人类历史以规律性和统一性。在专业历史学者推进历史学科学化的努力下，启蒙的历史观念在19世纪欧洲知识界被不断客观化，逐渐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历史叙事模式。这一模式被非西方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不仅抹杀了非西方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也使其丧失了历史编纂的自主性。
19世纪，随着西方各民族国家的日益强盛，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叙事模式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并逐步被推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实际上，这种民族国家史依旧暗含着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观念，并将非西方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诠释为建立民族国家和寻求现代性的历程。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反对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理解为被动地接受西方冲击的结果，而是将历史的动因重新归结到自我社会的发展中来，力求从本民族社会和文化内部中寻找分析和描述建立现代社会的基本范畴。尽管这种叙事赋予了非西方世界新的历史主体意识，但它仍然是在西方设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实则是对西方建立的理性和进步秩序的追随。当现代性被用以描述世界历史时，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便被不恰当地整合进西方所代表的同一性之中。
同样是在19世纪，欧洲开始第一次认真地试图将历史学置于事实客观性的基础上。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奠定了世界范围内客观主义历史学的基础。兰克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主张历史著述的基本原则在于客观、如实地呈现过去，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由于这种客观主义史学是在科学与理性彰显的时代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以根据证据发现和澄清事实为目标，以发现和叙述历史事实时保持客观为追求。在兰克学派看来，历史学的科学性正是基于其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和严谨的方式。然而，无论是在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抑或倡导史学去殖民化的学者看来，西方传统史学倡导的科学客观性原则，特别是对于文献档案采用的经验主义研究法，都赋予历史知识一种必然性和宿命论的色彩，这被西方国家用以“确证”其绝对的权威。这暗示着文献叙事并非对经验史料的单纯复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为权力和政治服务的。
后殖民主义史学对西方传统历史叙事中的理性、进步、民族、国家等主流话语提出批判，并采取相应措施疏离、瓦解这一叙述模式，一定程度上使得“西方”这个中心得以消解，“非西方”这个边缘得到凸显。但由于殖民主义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和后殖民主义史学批判的不彻底性，西方史学的编纂传统和殖民主义偏爱的认识论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为史学家所推崇，这使得倡导去殖民化史学的学者试图对殖民主义采取更进一步的抵制措施。他们向西方传统史学中暗含的认知暴力发起挑战，对以绝对主权（absolute sovereignty）、占有（possession）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等言论主张为特征的功利主义叙事提出更为严厉的批判，并力图对西方殖民话语忽视、压抑、歪曲和否定被殖民者历史的种种罪行进行全面清算。参与《历史与理论》杂志笔谈专栏的几位学者以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史等领域中存在的殖民主义学术霸权为例，敦促人们重新审视历史，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权力不平衡与不公正现象。
悉尼大学历史系教授沃维克·安德森（Wawick Anderson）在其为此笔谈专栏所写的导论文章《理论与实践中的去殖民化史学：导论》（Decolonizing Histor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中指出，当2018年《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杂志编辑宣布对该杂志实行“去殖民化”计划时，似乎到了深入分析这一计划对史学可能意味着什么的时机。但是，如果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实在主义认识论将继续毋庸置疑地被作为学科基础，《美国历史评论》所提出的去殖民化主张就不太可能取得明显的成就。“科学的历史”这一崇高理想仍将继续迷惑倡导去殖民化的学者。很多学者也认为，“只有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及其适用性，这一领域和杂志才能真正去殖民化。”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德洛里亚（Philip J. Deloria）所倡导的，应检视传统的认识论，拓宽证据的范畴，或质疑历史书写的产生及其真实性。这些正是该专栏学者质疑西方传统史学合法性的关键词。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米歇尔·墨菲（Michelle Murphy）在其《一些去殖民方法的关键词：多伦多移民殖民历史与环境暴力研究》（Some Keywords Toward Decolonial Methods: Studying Settler Colonial Histories and Environmental Violence from Tkaronto）一文中，敦促我们寻找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不仅要研究历史上的帝国形态，还要消除长期根植于科学史研究调查方法中的殖民主义。这需要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强调具体“地点”（place）的特殊性，努力消除殖民主义所主张的单一、普遍世界观的狂妄自大。墨菲及其研究团队从一个特定地点出发考察了北美五大湖地区，即阿马吉纳昂族（Aamjiwnaang）和易洛魁族（Haudenosaunee）人民居住的这片土地上的污染、科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位于北美五大湖地区安大略省萨尼亚市的化学谷（Chemical Valley）是一条沿河岸而建的工业走廊，也是一个遭受殖民暴力长达150余年的地方。它侵占了“阿马吉纳昂第一民族”（Aamjiwnaang First Nation）的领土，严重扰乱了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化学谷加工加拿大40%的石油化工产品。调查数据显示，这里一个石油精炼厂产生的污染比美国同等规模的工厂高出50倍，充分显示了殖民者对环境污染的监管不力。
墨菲揭示了两个殖民主义的环境史研究传统，以此思考应当采用何种去殖民化的研究方法来反制历史上和当下的“石油化工暴力”。第一个传统采用的策略是通过给身体和土地造成的伤害来表现环境暴力。殖民者之所以采用这种研究策略，是因为大多数有关工业污染的数据和科研成果都是由化学公司和殖民国家当局提供的，他们作为殖民主义的实践者，极力掩盖其环境暴力行为的事实。因此，去殖民化科学史学家经常试图寻找并运用相关证据来对抗这种殖民主义的暴力研究。第二个传统涉及化工组织和殖民国家运用的史料和概念。石化工业依赖所谓的“自由制造污染权”（entitlement to pollute freely），否认将其制造环境污染的行为定义为殖民暴力。这一自由制造污染权实则来源于“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这个法律概念中的移民殖民主张——土地是空闲的，因此可以夺取或对其进行任何方式的处理——以及白人至上的价值理念，即为了维护白色人种，土著民族、黑人和有色人种受到暴力侵害也在所不惜。对此，墨菲提倡改变我们过去采用的描述环境暴力史的术语和概念，以免受到殖民话语的主宰。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汤姆·厄兹登-席林（Tom Özden-Schilling）在《档案中的技术政治：主权、研究与日常生活》（Technopolitics in the Archive: Sovereignty, Research, and Everyday Life）一文中，对殖民国家扭曲和抹杀加拿大土著民族的历史，并动用科技手段构造虚假历史叙事的行为作了揭露。席林指出，自从40年前研究人员开始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土著人“德尔加穆克和吉斯戴诉女王”（Delgamuukw’ and Gisday’wa v. The Queen）案做准备以来，土著民族为索要土地所有权而收集的历史文件便被加拿大国家当局以无数新的主张和相矛盾的说法所取代。为“证明”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片土地上实行统治的合法性，加拿大政府专门建立了德尔加穆克档案馆。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该档案馆工作人员便动用科技手段制造了大量历史文物和档案材料。由此，新的历史叙事被建构，国家起源和领土主权合法性问题也随之被颠覆。
席林根据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和保罗·安策（Paul Antze）的观点，将德尔加穆克档案馆技术实践视为一种有关“认同的历史”（histories of identity）的新兴研究工作。兰贝克和安策指出，“人们的身份认同与他们的记忆紧密相关，他们记得什么，以及他们声称记得什么……国家为了构建自己，需要发现（或建构）某种过去——一种集体记忆。”对此，席林表示，借助档案材料和权威文物的支撑，国家和公民便可以对集体的过去提出各种观点和主张。不得不承认，依靠引述文献而形成的历史叙事越来越多地被民族国家用以构建集体记忆，它们绝非单纯的经验性叙事。席林提到，为索取土地所有权、伸张历史正义的土著民族学者，也在利用本民族的档案来追溯其祖先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片土地的联系。然而，这些历史学家的工作始终遭到加拿大政府的压制，他们用以证明其土地所有权的书面证据屡次被省级法院和联邦法院驳回。面对殖民国家的这些行径以及大量混杂、相互矛盾的历史叙事，西方现代史学尊奉的绝对、科学客观的历史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兰达·约翰逊（Miranda Johnson）也对西方史学所尊奉的实在主义认识论提出质疑。她在《形成一个以研究者为主体的后殖民/去殖民太平洋史谱系》（Toward a Genealogy of the Researcher as Subject in Post / Decolonial Pacific Histories）一文中，通过考察琳达·图西瓦伊·史密斯的代表作《去殖民化方法论：研究与土著民族》，揭示了历史研究中客观性（objectivity）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两种认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史密斯深受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的影响。20世纪末，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反对所谓的客观研究法，认为这种研究方式是为学术领域中的殖民动力而并非学术本身服务的。本着这种反对态度，史密斯对知识客观性的主张提出了严厉批判，认为它与殖民主义的权力要求紧密相连。约翰逊指出，根据史密斯的观点，殖民主义所谓的客观性研究实践总是导致土著群体的话语权被剥夺，西方国家对土著群体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对援助民族的真实面貌却了解甚少。在史密斯看来，“研究”一词是“土著世界词汇中最肮脏的词汇之一”，她将几代受过西方训练的学者对本土知识的开发定义为帝国主义行为。她认为，这样的研究，只起到了压迫土著人民的作用。
约翰逊指出，当土著民族通过书写本民族的历史来为自己伸张正义时，历史学科所倡导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对于文献档案所采用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便面临如何解释土著民族对其遭受的文化损失和土地被剥夺的不满等问题的极大挑战。面对殖民主义的剥削，土著群体的历史创伤是一个核心问题，但西方史学家在法庭上使用的往往是传统的、以事实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以服务于殖民国家对法律判决结果的期望。约翰逊认为，为维护土著居民的合法权益，要求在殖民主义的经验真理与土著民族的口述历史这两种内容相矛盾的叙事之间进行某种创新性的协商。当前正在涌现出一批新型的研究人员，他们跨越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对立。当然，约翰逊也表示，此类研究不是在神圣的学术殿堂中，而是在正义的战场中。
多年来，历史学被束缚在西方帝国操纵的学术网中，学者们将帝国的这种“权力的行使”与西方知识生产的排他性联系在一起，这种排他性“使得某些叙事成为可能，而使另一些叙事沉默”。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加布里埃拉·索托·拉韦加（Gabriela Soto Laveaga）在其为《历史与理论》杂志这一期专刊所写的总结性文章《从发明的范畴中走出并超越：后记》（Moving From, and Beyond, Invented Categories: Afterwords）中所说，或许对于某些历史的沉默，并不是受到档案的空白、记忆的争论或是方法论所限制，最强烈的沉默是由学术网及其操控者所维持的。琳达·图西瓦伊·史密斯也指出，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殖民地的历史实际上否定了关于发生了什么以及历史“事实”对被殖民者可能具有何种意义的其他观点。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指出，“如果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那么，从这一论断来理解，它必定会‘扭曲’他者的历史。”唐娜·阿瓦蒂尔（Donna Awatere）也认为，“记录所发生的事情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有利于白人占领者，因为他们赢了。”就这样，一个完整的过去被“创造”出来，然后被赋予真理的权威。
从后殖民主义史学到去殖民化史学
如何建立和重新叙述土著民族群体“被错误记忆”的过去，以确保其自身历史的传播，对于任何一位关注史学去殖民化问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一种艰难的考验。后殖民主义史学因其对殖民权力批判的不彻底性，引发了去殖民化史学的出现。持和解姿态的后殖民理论为激进的去殖民批判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可以说，去殖民化史学是从后殖民主义史学中进化而来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对于倡导去殖民化史学的学者来说，考察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加深学者们对去殖民化史学内涵的理解，也能让他们更加深刻体会史学转向去殖民化这一研究路径的必要性。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尼尔（Timothy Neale）和人类学专家艾玛·科瓦尔（Emma Kowal）在《“相关的”历史：论认知性与补偿性的去殖民化》（“Related” Histories: On Epistemic and Reparative Decolonization）一文中，对后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的史学方法作了区分，将前者称为“认知性”的去殖民主义批判，后者则称为“补偿性”的去殖民主义批判。认知性的去殖民化方法既关注和认可殖民国家的知识成果，也致力于本土知识的生产，使得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学者和处于边缘的非西方国家学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趋近平等，从而抵制殖民主义的主导和驯化，打造一个西方与非西方知识互惠共存的多元世界。补偿性的去殖民化虽然在研究方法上与认知性的去殖民化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譬如两者都坚持反殖民主义这一基本原则，但补偿性的去殖民化方法力求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专注于本土知识的研究，对西方的知识和权力采取明确的拒绝策略。同时，它致力于明确的物质目的，即将殖民者从土著民族手中夺走的权力和资源归还给他们。
为了进一步探究两种批判模式的区别及去殖民化史学研究方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尼尔和科瓦尔对科学史和博物馆学这两个领域进行了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科学史，正如其所借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一样，其任务是解构帝国主义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这种历史通常探索传统科学的“反历史”（counter-histories）、殖民前的知识遗产，或关注殖民科学的残余和复苏。尼尔和科瓦尔认为，这一类型的历史提供的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本土化理论，而是一个旨在消除“帝国宏大叙事”的配方，例如，将普遍主义的科学史地方化（provincialize）为一种本土知识，或试图使人们注意到“混杂性”（hybridity）和“接触区”（contact zones），以削弱殖民主义所谓的“普遍知识”的霸权地位。在去殖民化科学史中，对西方知识则采取拒绝策略，努力构建本土知识生产的自主权，用土著群体自己的叙事方式来阐释他们与各种非人类（包括特定土地）之间的关系，以与西方传统的科学叙事相抗衡。同时，通过这种策略，强调土著居民在移民殖民国家中的土地所有权，进而瓦解殖民势力，夺回被占领的土地。
在博物馆学领域，尼尔和科瓦尔指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博物馆通过展示和叙述其保存的土著物品，努力唤起和培养民众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与认识。然而，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对殖民主义残存和殖民者的兴趣。而且，此类后殖民主义博物馆的管理权并非完全掌握在土著人民手中，西方国家对其仍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权。与之相比，21世纪建立的去殖民化博物馆，其管理权完全掌控在土著居民手里，只展示和介绍与土著群体有关的文物，致力于通过文物建立起土著居民的宗谱，以培养土著群体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感。
在《形成一个以研究者为主体的后殖民/去殖民太平洋史谱系》一文中，米兰达·约翰逊对史学领域从后殖民主义到去殖民主义这一理论转向的相关问题也有提及，并指明两种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约翰逊强调了两种批评形式不同的地理和学科起源。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主要与南亚学者的学术成果有关，代表性人物包括嘉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和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他们从事文化、文学或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从后殖民理论研究领域的先驱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著作中获取灵感并对其进行批判。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深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学术著作的受众主要是西方学者。去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则位于拉丁美洲，代表性学者包括沃尔特·米格诺洛、阿妮巴尔·奎雅诺（Aníbal Quijano）和玛丽亚·卢贡内斯（Mar a Lugones）。他们从社会学和哲学层面上，针对民众对于美帝国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欧洲殖民主义觉醒的不彻底性、对殖民知识的高度依赖性提出批评。去殖民化理论提倡一种比后殖民主义更积极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界之外的土著群体协作。约翰逊指出，后殖民理论常常与混杂性和处在中间地带（in-between）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去殖民理论则主张将殖民主义与现代性“脱钩”（delinking），即切断二者之间的联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土著人民的思想和研究实践摆脱西方的影响和控制。
沃维克·安德森在《在后殖民史学中找到去殖民的隐喻》（Finding Decolonial Metaphors in Postcolonial Histories）一文中，也对后殖民与去殖民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考察。安德森认为，这两种史学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殖民批判。后殖民主义的历史分析专注于混杂与混合（hybridity and mixture）、共轭与适应（conjugation and adaptation）、交流与互动（exchange and interaction），以及在接触区、边境之地/无主地（borderlands）中对主权的颠覆。相比之下，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的提法，去殖民主义主张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即切断土著民族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强调土著民族的自主性。这与土著民族的政治自决相呼应，甚至暗示要使殖民者与土著民族的历史和实践实现“本体论脱钩”。对历史探究进行严格的去殖民化，意味着对殖民者的殖民语言、叙事和各种传统的破坏和取代，这将给我们带来一种认识论层面的重组。
此外，安德森指出，沃尔特·米格诺洛还提醒我们去殖民化理论将带来“认识论转变”（epistemic shift）。米格诺洛指出，旧有的后殖民主义使我们深陷欧洲后结构主义的泥潭，而新兴的去殖民主义则暗示“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脱钩，强调了土著群体将自身从理性、现代性与殖民性之间的联系中挣脱出来的必要性。米格诺洛通过借鉴弗朗茨·法农、阿尼巴尔·奎雅诺和格洛里亚·安扎尔杜（Gloria Anzaldúa）的批判性见解，敦促我们摒弃欧洲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将其地方化（localize），并重视其他认识论，以实现解放。当代土著民族知识分子通过对西方伪称普世知识的地缘政治学和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揭露，是极富成效的。因此，西方所倡导的普遍性必须让位于“多元”（pluriversals），给予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以同等地位。
专注于种族、土著民族和教育研究的学者夏娃·塔克（Eve Tuck）和韦恩·扬（K. Wayne Yang）也提倡一种与殖民主义彻底脱钩的理论。这一观点是基于去殖民化理论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该词意指去殖民化的研究实践不同于其他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它以彻底消除殖民主义、改变世界秩序为目标，这是后殖民理论所不能比拟的。塔克和扬认为，后殖民主义研究源自与殖民者达成和解的幻想，它不是要推翻殖民主义，而是要对其进行重新塑造。因此，两位学者转向一种激进的去殖民主义理论，其所暗含的“不可通约性的伦理”意味着“放弃殖民者的未来”，即拒绝移民者以其所宣扬的“移民者无辜”的清白身份继续在土著民族的土地上实行殖民统治。两人一再强调去殖民化并不是一个“隐喻”，也不是一种象征性的批评，真正意义上的去殖民化必须包含殖民者将其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土著居民，它是一项以人权和公民权为基础的社会正义事业。
由此可见，去殖民主义的分析框架不同于后殖民主义开创的西方与非西方混合或者非西方寻求适应西方的文化格局，而是主张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转变。它提倡一种将移民与本土区别开来的二分法，设法在两个本质化的实体之间构建对立，例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欧洲人与土著居民，以及西方史学和本土化史学，并试图在两者间确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的确，尽管后殖民主义史学家致力于对殖民主义霸权主张的批判，但这种反霸权的知识实践通常只是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ive），努力创造一种混杂的（hybrid）、多元的（pluralistic）知识生态，以此削弱殖民主义所谓“普遍知识”的霸权地位。因此，从本质上讲，后殖民主义史学不是要推翻殖民主义，而是寻求将其改良并与之“和平共处”。此外，后殖民史学也没有以一种完全自觉的本土身份创建出全新的知识体系。正如安德森所说，这种后殖民叙事甚至可以从同化（assimilation）与和解（reconciliation）的角度来解读，而不是作为真正的差异（difference）、分离（separation）和自决（self-determination）显现。因此，许多移民殖民国家的本土学者和其他学界同仁都开始强调知识系统的分离和脱钩，倾向于对称地对待西方和非西方的知识，而不是关注联系和影响。他们采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主张西方史学与移民殖民地区的本土史学的二元对立，号召土著人民创建一种反对同化和压制、完全自决的历史叙事，使之与西方的主导叙事相抗衡，进而起到瓦解殖民权力的作用。
去殖民化史学：基于理论与实践场域的全新突破
显然，后殖民主义史学这一去中心化的叙事无法胜任拆解和废除殖民主义霸权的任务。因此，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创建并采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超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进入一个不以帝国主义为根基和主导的学术生态当中，从土著人民自己的角度出发，书写不被西方权威话语、思想和研究模式所主导、操控的历史，并确保这种历史得以传播。
《历史与理论》杂志的这一期专刊主题为“理论与实践中的去殖民化史学”，顾名思义，其研究追求的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创新，还与生活实践密切相连。这些文章强调，在当今的移民殖民社会中，水资源和土地的争夺、环境暴力以及土著人民的世界观是如何与历史知识的产生交织在一起的，作者们力图通过书写去殖民化史学来减轻土著居民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殖民迫害。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强调，对于那些继续或者重新被殖民的地方的人来说，历史可能是由被省略的、被歪曲的事实所塑造的面目全非的叙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接受的历史知识并积极发掘被抹杀掉的过去。这些文章敦促人们重新认识人类以及土地、海洋、河流等非人类的实体在历史记录中留下的痕迹。
墨菲的《一些去殖民方法的关键词：多伦多移民殖民历史与环境暴力研究》一文，以多伦多环境数据正义实验室（Environmental Data Justice Lab）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即上文提到的对北美五大湖地区化学谷进行的环境污染研究）为考察对象，并围绕一组关键词来呈现作者对去殖民化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该实验室由以墨菲为代表的专业学者和加拿大土著群体组成，其中包括阿马吉纳昂族人、白种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他们都有各自的反殖民主义传统。该研究团队一改学界以文献为中心的研究传统，采用文献研究与实践考察相结合的方式。他们的实践活动涉及运用环境数据、制作电子表格、创建网站、开发手机应用程序等多个领域，试图通过这些途径来揭示帝国石油精炼厂的环境暴力罪行。在文献研究方面，墨菲提倡历史学家要在认识论的层面上重塑自己的学科。她指出，本土化和去殖民化的研究方法应重新定位历史文献的使用，运用不同于殖民者所采用的档案资料和研究策略，书写殖民主义的环境暴力史。
基于该实验室的研究项目，墨菲提出一组去殖民化研究的关键词，包括“土地”（Land）、“正义”（Justice）、“去殖民性”（Decolonialities）、“世界”（Worlds）、“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ies）、“拒绝”（Refusal）、“变革的理论”（Theories of Change）、“暴力”（Violence）、“支持和反对科学技术”（With and Against Technoscience）、“关联性”（Relationality），等等。这些关键词合在一起，勾勒出去殖民化历史实践中以特定地点为基础的理论变革。墨菲表示，这组关键词试图谋求一种明确的去殖民化（而不仅仅是反殖民主义），一种想要参与其中的废除殖民主义（而不仅仅是描述或批评殖民主义），激活本土世界(而不是描述本土居民)，追求一种大尺度的理论改变，以颠覆殖民当局极力掩盖其殖民暴力罪行的环境史研究传统，同时也在现实世界中根除殖民主义带来的环境暴力。这不仅仅是一种寻求史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学术探究，而且是一种与殖民主义的暴力行径作斗争的实践活动。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人类学教授佐伊·托德（Zoe Todd）和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学家安雅·坎吉耶瑟（Anja M. Kanngieser）的《从环境案例研究到环境亲缘研究》（From Environmental Case Study to Environmental Kin Study）一文，提出了一种颠覆传统叙事结构的环境史研究与书写方案。与学界普遍采用的环境史案例研究（case-study）方法不同，托德和坎吉耶瑟提出了一种“亲缘研究”（kin study）策略。她们认为，这种研究方式避免了案例研究造成的对人物与其所处地点之间关系的忽视。“亲缘研究”需要我们关注和倾听人与其所处特定场所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减少人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托德和坎吉耶瑟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亲缘关系方法应用于太平洋和加拿大西部的环境暴力史研究。两位学者表示，就太平洋地区而言，太平洋文化不可能脱离这一地区的土地、海洋和动植物等非人类的存在，人类也不可能独立于周围环境而存在，二者联系密切且相互影响。因此，当我们在调动土地、水、大气和其他非人类的存在时，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与它们的密切联系以及人类对其应担负的保护职责。在长期遭受化工污染和移民殖民剥削的加拿大西部地区，运用“亲缘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抗殖民主义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以欧洲中心论、种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来理解环境史。这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资源开采、污染和其他环境暴力行为对当地及全球生态所带来的严重伤害，从而达到尊重本土主权和自治权、消除被殖民地区人民面临的生态坏境灾害的目的。
席林在《档案中的技术政治：主权、研究与日常生活》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对“身份技术政治学”（identity technopolitics，即上文所提到的加拿大运用科技手段制造虚假的文献档案，用以颠覆国家的合法性和起源的“学问”）的批判性方法，旨在帮助与土著群体合作的历史学家就档案和技术在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研究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提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在加拿大土著居民土地所有权申请失败后，作为一名21世纪加拿大土著民族档案工作者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该如何处理运用科技手段制造而成的档案，以及如何在相互矛盾的历史叙事、被扭曲的身份和强权政治之间进行调解，以夺回土著居民的土地所有权。
席林对一位杰出的吉辛部族（Gitxsan，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土著部落）历史学家尼尔·斯特里特（Neil J. Sterritt）的研究经历作了追踪。斯特里特是德尔加穆克人索要土地所有权一案的参与者之一，他见证了在将科学技术知识转化为法律认可的文件的过程中，档案是如何成为历史争论和挖掘法律证据的关键领域的。他举债经营一座档案馆，并运用自己的专业为数百个吉辛部族个人建立家谱，这些家谱建立起被殖民前的吉辛部族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片领土之间的联系。斯特里特一再向席林强调：“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是谁，他们是谁，他们就很难确定自己的领地在哪里。”他也承认，文献档案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建立记忆，而不仅仅是经验性叙事的复制品，它为土著群体的后裔索要土地所有权提供了用于与殖民国家进行谈判协商的新工具。
以上学者的文章，使我们对被殖民化的主体（colonized subjects）所遭受的持续暴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种暴力不仅仅是针对人类，还包括土地、山川、河流等非人类存在。同时，也令我们深刻领会历史知识是如何与现实生活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以及书写去殖民化历史对当今现实生活有何影响。这些都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史学去殖民化的必要性。《历史与理论》杂志这一期专刊的另外一些文章，则探讨了在历史研究中采用去殖民主义方法的可能性、条件以及对其应用的潜在限制等问题。
康奈尔大学女权主义科学研究者朱诺·萨拉萨尔·帕雷尼亚斯（Juno Salazar Parre?觡as）教授在其《东南亚从去殖民的本土知识到本地观念》（From Decolonial Indigenous Knowledges to Vernacular Ideas in Southeast Asia）一文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从英美移民社会中产生的去殖民主义，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域未必适用。她以东南亚地区为例指出，在人们将诸如首字母为大写“I”的“Indigeneity”（汉意为“土著”，首字母大写，是为了强调移民殖民社会中本土居民与移民者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这类去殖民主义表述词汇用在白人移民殖民社会之外的东南亚语境时，很可能带有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和文化帝国主义色彩。帕雷尼亚斯问道：在东南亚这一有着长期移民历史的地方，哪个原住民群体（indigenous group）应被认定为“土著”（indigeneity）呢？仅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就有超过40多个民族被承认是土著居民。这样一来，“土著”一词便掩盖了马来西亚原住民群体中占主导地位、非占主导地位以及“多数—少数”的差异。而去殖民主义针对的是白人殖民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它旨在反对奴役黑人、本土剥削和种族灭绝。若简单地从去殖民的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角度分析东南亚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土著”身份的认定很可能会被排斥政治和仇外暴力所过度决定，使之带有一种权力色彩。
继最近将动物纳入历史研究和书写的范畴之后，帕雷尼亚斯考察了马来西亚人与猩猩之间的关系，借此表明去殖民的“本土知识”在东南亚史学中已达到其适用性的极限。在马来半岛，马来人被认定为土著居民（Bumiputra，意为马来亚土著人)，但他们是在阿斯利猩猩（Orang Asli）即马来半岛原始人之后到达半岛的。因此，严格来讲，阿斯利猩猩比马来人更适合称为“土著”。但帕雷尼亚斯认为，当我们思考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时，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源于欧美移民社会中异质的土著关系不经区分地加以应用。在沙捞越生活的人群中，“土著”一词并不指涉他们与动物的关系。对此，帕雷尼亚斯提出本地知识（vernacular knowledges）这一概念，认为它比去殖民化的本土知识更能准确地表达人类与非人类他者之间的关系。
帕雷尼亚斯强调，她并不是要摒弃旨在超越殖民和后殖民剥削的去殖民主义的渴望。她是想说明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去殖民主义的框架来理解所有殖民社会，“去殖民性”（decoloniality）和“本土性”（indigeneity）这类词汇不可能一刀切地适用于所有情况，对其滥用将会使历史研究变得贫瘠和扭曲。多种条件需要多种词汇来表达。对此，我们需要拓展思路，创造并运用多种不同的语言和交流形式来想象其他的可能性。
约翰逊在其《形成一个以研究者为主体的后殖民/去殖民太平洋史谱系》一文中，根据从事新西兰历史学和人类学以及历史正义这一当代问题研究的本土学者的谱系，一方面揭示了客观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揭示了学者的本质身份（essential identity）与混合身份（hybridity identity）之间的张力问题。前文提到，约翰逊明确指出，史密斯深受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的影响，倡导一种主体间性的认识论原则，但史密斯并未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追求的混合性视为一种文化身份或一种专业实践。约翰逊转而“恢复”了结构主义的二分法，将从事种族和土著领域研究工作的学者身份一分为二，即将其划分为本土研究者（indigenous researchers）和非本土研究者（nonindigenous researchers）。
约翰逊指出，史密斯选择摒弃后殖民主义的混合身份主张，转向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身份，主要在于她认为，在新西兰，不仅土地所有权掌握在移民殖民者手中，文化的争论也一直受欧洲殖民者强权政策的控制，作为土著居民的毛利人被迫去适应并接受殖民者的文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史密斯认为，在任何以土著群体为中心的研究项目中，土著群体的需求和愿望应得到充分重视。她一直以来也在密切关注社会科学和医疗卫生领域研究人员如何处理和倾听土著群体的需求，以及他们是否对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做出维护。史密斯的最终目标，是让土著人民对其自身的研究有更大的参与权和掌控权，因为他们比非土著民族更愿意改变自身的处境。史密斯给土著研究者赋予了一个新的角色和任务：不再模仿殖民者的研究实践，而是运用“毛利人推动的策略”进行研究。她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实现历史正义，并为土著群体谋取合法权益。
当然，约翰逊也提到，史密斯的本质主义身份认同策略虽在本土史学家那里得到了良好反响，但同时也遭到非本土学者的反对和贬损。人类学家图恩·万·梅杰尔（Toon van Meijl）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划定种族界限的做法，会导致“对土著社会感兴趣的非土著研究者的研究无效”。图恩主张，对有关毛利人研究的学术著作进行评判，应以其分析价值为标准，而不是根据学者的出身来衡量。不过即便如此，约翰逊依旧坚信，在毛利人主导下开展的历史研究创造了一种为实现历史正义而重新书写历史的可能性。
安德森在其《在后殖民史学中找到去殖民的隐喻》一文中，提倡一种将后殖民主义与去殖民主义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理论。安德森指出，后殖民和去殖民这两种批判性探究模式并不代表不同（甚至是敌对）的研究类别，两种研究方法具有家族相似性。安德森通过反思他本人的研究实践指出，无论是通过对库鲁病（kuru）进行科学调查的后殖民史学，还是通过采用偏离欧美认知传统的东亚理论来撰写科学史的去殖民主义方法，尽管它们被严格划分，但似乎都没有给分析增加多少力量。他的疑问在于，很多用以支撑后殖民史学研究项目的论据，也同样适用于去殖民史学的论证。在他看来，后殖民主义仍有可能被保留和予以重新定位，并通过借鉴去殖民主义批判的各个要素而重新焕发活力。
安德森对后殖民主义明显的怀旧之情主要在于，他担心，去殖民主义的结构主义二元论主张很可能会让人们对许多在后结构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容纳（accommodations）和转让（transfers，这里主要指权力的转让）、对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s）及混合性与多样性的强调等视而不见。他认为，若将这些要素分离出来，并把它们浓缩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去殖民分析策略，很可能会限制去殖民主义方法的批判力量、适用范围和灵活性。因此，他更认同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和颠覆二元逻辑的后结构主义叙事，而不太愿意用去殖民化所倡导的一种本土本体论来取代白人的神话。但安德森同时也指出，去殖民主义对殖民主权进行的尖锐和激进的批评，又是那些倾向于和解或仅仅是协商的后殖民主义研究方法所不能提供的。因此，安德森最终提供了一种将去殖民主义的某些实用元素融合到后殖民主义框架当中的研究方法。
加布里埃拉·索托·拉韦加在为这期专刊总结时指出，进入一个不以帝国主义为根基或主导的价值观来定义一切的世界，是有可能的。学者们对土著群体需求的关注，对其合法权益的伸张，便是对殖民者统治世界规则的重塑。她借用20世纪90年代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反对帝国资本主义革命运动者）提供的一份去殖民化研究的蓝图，号召我们对这个世界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一研究蓝图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话语。许多世界是由人类创造的，而这些世界又造就了人类。有谎言和不公正的话语和世界，也有正确和真实的话语和世界。我们创造的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是由真实的话语塑造的。在权力的世界里，只有统治者和他们的仆从才适用。在我们想要的世界里，则适用于每一个人。我们想要的世界是一个许多世界都能融入其中的世界。”如上所述，去殖民化史学家正努力为其倡导的“真实的世界和话语”谋求合法地位。
去殖民化史学的困境与挑战
然而，去殖民化史学在对抗和挑战西方学术霸权过程中也面临着困境与挑战。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去殖民化史学的研究实践不断遭到宗主国的压制；二是西方话语霸权本身的难以颠覆性；三是去殖民化史学理论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
史学领域去殖民化的呼声和研究实践必然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忧虑。他们也在不断采取各种抵制措施。可以说，去殖民化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在宗主国权力的镇压下艰难行进的。席林的《档案中的技术政治：主权、研究与日常生活》一文对这一现象有着充分的论述。席林谈到，即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现代原住民为索要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反复向法院提出诉讼，但“无主之地”原则或“北美土地被视为在移民者到来之前无人居住”这类说法一直是法庭裁决的依据。当法律制度继续站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来执行其所谓的“正义”，去殖民化史学家究竟要如何应对？席林指出，为索取土地所有权提供证据的责任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了原住民诉讼人和支持他们的历史学家的肩上。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口述历史来获取证据，但那些尚健在的口述历史采访对象正在日益减少。对于那些坚持研究土著居民口述历史的人来说，在德尔加穆克一案之前，这已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更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或者说是徒劳的工作。在过去20年里，不只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北美、澳大利亚和其他地区，数百个有关土著居民“自决”的行动，或被移民国家当局所搁置，或被其竭力压制。
此外，席林还谈到，近二十多年来，西方许多历史学家一直追随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后启蒙时代西方国家的档案研究工作主要界定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驱动”（Freudian drives，即精神决定论）。这些档案承载着西方国家对建构其存在和统治的合法性的痴迷，也承载着阻拦土著群体恢复其民族起源的愿望。的确，到目前为止，殖民国家依旧掌握着档案的使用权和控制权。有关第三世界及移民殖民国家土著群体的知识都来源于宗主国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绝大部分一直集中在宗主国的科研机构当中，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这就需要土著群体努力克服并打破殖民国家档案的权力、权威以及它们对什么是可以让人们知道、谁的观点重要以及赋予谁以彪炳史册的机会所设置的限制，但这又谈何容易。
拉韦加在《从发明的范畴中走出并超越：后记》中指出，决定什么样的学术表达是合法的权力，是无处不在的。譬如，最近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两部优秀的去殖民化史学研究著作给出了轻蔑的评价。作者警告，“热情地采用”多学科融合、偏向理论性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产生对专业语言的过度依赖”，这样可能会将读者拒之门外。这似乎是在建议学者“应当以一种能被尽可能多的群体所接受的方式来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拉韦加提到，殖民性话语隐藏着这样一种暗示：理论永远不可能真正为底层群体服务或为他们所理解，而且肯定也不是由底层群体创造的。“这一群体”的历史学家必须学会以适合他们的群体和学科纪律的方式写作、讲话和阅读。简而言之，这是一场很难取得胜利的比赛。如果去殖民主义学者采用“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他们可能会被指责其文本不够规范；如果他们用学术化的语言写作，他们就会被指责排斥与他们合作的群体。学术规则就像一把锁，锁住了那些敢于说出令宗主国感到不安的真相的人的嘴。
的确，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做后盾，形成了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土著居民作为西方社会的边缘群体，想要在西方强势话语的操纵下为自己发声，注定是一场无比艰难的抗争。正如史密斯所说：“我们相信，历史也是关于正义的，了解历史将会启发我们对未来的决定。但是我们错了。历史也与权力有关。事实上，历史主要是关于权力的。这是一个关于强者的故事，他们如何变得强大，以及他们如何使用他们的权力来保持他们的地位以便继续统治他人。正是因为这种与权力的关系，我们被排斥、被边缘化和‘他者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对土著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一千份‘真相’的叙述并不会改变土著人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这一‘事实’，也不具备将历史转化为正义的力量。”
此外，多年来，西方中心观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早已根深蒂固，要想从根本上根除它同样异常困难。拉韦加表示，在西方话语全方位渗透的背景下，土著群体要彻底从中解脱出来，必将阻力重重。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要摒弃我们过去所熟知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谈到领土边界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在物理的、语言的还是学科的层面上均是如此。譬如，一个人如何为了在心理上重新描绘世界而摒弃他过去所掌握的地理“常识”？就去殖民化史学的书写而言，一个人怎样才能忘却长期以来思考、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式？或者说，一个人怎样才能忘掉那些用来定义和划分人类过去的术语？此外，尤其是当我们说的语言、我们寻找的档案和我们分享的记忆都来自西方这一征服者的世界时，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来挖掘一个全新的领域？拉韦加借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为其地理科目制定课程计划时所说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地图在说谎。传统地理在窃取空间，就像帝国经济窃取财富、官方历史窃取记忆、权威文化窃取话语一样。”
当然，去殖民化史学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其陷入理论困境的一个原因所在。去殖民化史学意味着土著人民的历史书写彻底摆脱西方的影响，以其完全自决的本土化史学来对抗殖民霸权。然而，这种颠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引发了一些学者对其合法性的严重质疑。正如拉韦加指出，一方面，学者们寻求建立一种结构健全但完全不同的（也许是更广阔的）桥梁，使我们通往过去；但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看起来越来越不熟悉，在学者们看来，也越来越不牢固，其不安感日益增加，导致他们不断审视这一陌生的学科。安德森详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他在《在后殖民史学中找到去殖民的隐喻》中指出，严格的去殖民化史学是一种反同化主义（anti-assimilationist）的叙事，意味着从本体论的层面上构造一种全新的历史。它将是一个完全不同和异质性的东西，会颠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很难想象这种史学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人们又如何跨越本体论的分歧接受和解释它。因此，去殖民化史学即使令人向往，但除了作为隐喻或理想，它并不可能实现。正如约翰逊在其《形成一个以研究者为主体的后殖民/去殖民太平洋史谱系》中指出，一个平淡乏味、采取和解姿态的后殖民主义，为去殖民主义批判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同时也排除了其实现作为“历史”学科的任何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要放弃史学去殖民化的实践，他们只是想强调去殖民化代表了一种努力的过程，而并非目的地。
的确，在重构土著群体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如果将源自近代西方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规则完全抛弃，用传统的民族话语来书写所谓的本土化、原汁原味的历史，这样的历史究竟会是什么面目？人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历史？这种历史又该如何与西方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诸如此类，都是去殖民化史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即便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挑战，历史学家们还是坚定地走向去殖民化的研究道路。因为他们深知，在历史叙事中，有必要对企图抹杀原住民合法权益的殖民权威进行更加严厉的批评，这是那些倾向于和解或仅仅是协商性的后殖民理论所不能提供的。的确，如果没有去殖民主义这种激进的“挑衅”，没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用以指导历史书写，就不能推进史学领域去殖民化的发展，也不可能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非殖民化。尽管这是一项难以实现的目标，但却可以不断趋近，殖民暴力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但却可以将其迫害程度降到最低。学者们朝着去殖民化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姿态，便是在构建一个殖民暴力更少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