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胜男:莫迪经济改革评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21-11-30 10: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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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胜男  
莫迪政府认为东入亚太并未给印度带来多少好处,反而使国内市场饱受侵蚀。对往届政府与东盟等逆差伙伴结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莫迪政府评价负面,认为“过去印度签署的自贸协定并未服务于印度利益”,主张对这些协定全面重新审核或重新谈判,并于2019年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此同时,由于美欧是印度少数可获得顺差的经济伙伴,且这些国家资本相对充足,期望借印度的渠道加大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存在,莫迪政府加紧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并联手推出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强化与美欧经济纽带。

   第四,以市场换投资。在吸引外资方面,莫迪政府一方面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以“蓬勃广大的国内市场”为最大卖点,围绕本国重点发展的制造业产业,制定相应产业政策,诱使外资进入,加速打造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

   以“印度制造”的重点产业手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为例,莫迪政府借“进入印度市场”为筹码,推出“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PMP)以及配套的“生产关联奖励计划”(PLI)、“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业促进计划”(SPECS)和“改进型电子制造业集群计划”(EMC 2.0)一系列激励投资措施。其中,PMP以渐进性差额关税来推动手机及配件厂商在印投资生产。根据此政策,不愿在印度投资建厂的手机品牌只能缴纳超额关税作为进场费;同时,PLI对实行本土化生产、提升印度产能的企业提供4~6%的奖励措施,SPECS为已确定的电子商品清单(包括电子元件、半导体/显示器制造单元等产品和用于制造上述产品的资本货物)提供25%的资本支出财政奖励,EMC 2.0计划则为创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通用设施的电子制造商提供财务激励。莫迪政府奖惩结合,推动外资在印度投资建厂,打通手机制造上下游产业,在短期内培育出完整的产业链。

   (三)国内政策转向更加亲商、亲大资本。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经济改革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为导向,政府重在给经济整体松绑,通过构建自由市场经济机制来推动经济增长。与之相比,莫迪政府奉行更为激进、直接的亲商、亲资本政策,倾力打造向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倾斜的“商业友好型经济”。

   首先是对大资本、大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支持。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就给予大企业和大资本各种政策优惠,包括提供廉价土地、免除对工业企业污染许可手续、为大企业和大项目提供财税补贴等,其创立的“古吉拉特模式”本质上是优先向大企业、大项目倾斜的政商关系模式。当选总理后,莫迪延续了这一政策倾向。例如,其“数字印度”计划帮助信实集团电信服务子公司Jio快速扩张,政府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评估委员会亦不顾经济事务部和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Aayog)的反对,将数份机场私有化合同交予阿达尼集团。

   其次是为资本提供便利环境,并大力推进私有化。莫迪政府推行征地、劳工改革,核心内容是放松政府对这些方面的规制要求,使得资本能够更迅速、便捷地获得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统一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同样是为统一全国市场,利好大资本和大企业而非地方性小业主。莫迪政府主张全面私有化,向私人资本出售国有资产。莫迪本人公开宣称,“政府不该参与商业”,大力推动国企私有化,先后出售了印度国家铝业、印度煤炭、印度国家水电等国企股份。2021年,莫迪政府推出更激进的全方位私有化路线图,计划出售包括印度航空、巴拉特石油、印度航运、印度集装箱以及印度产业发展银行等绝大部分中央一级的国企股权。

   再次是削减平民补贴。与向大资本、大企业慷慨让利相反,莫迪政府对粮食、燃料等平民补贴的态度较为消极(大选季除外),认为这些方面的支出给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出台了限制对底层民众的燃料补贴、取消对农民的最低市场价格支持等措施。据印度财政部数据显示,莫迪上台后,补贴支出占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持续下降,自2012~2013财年的18.9%降至2016~2017年的12.4%。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莫迪政府亦不愿增加财政资源投入,这些领域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低位。

   三、莫迪经济改革评价

   莫迪政府推动印度新一轮工业化的改革目标是合理的,其对制造业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和扶持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改革难以突破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产业政策施力不当,对振兴制造业的效能有限,过于亲商、亲资本的政策倾向还有恶化印度收入分配、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莫迪经济改革始终围绕城市展开,忽视农村、农业,难以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些角度来看,莫迪经济改革难言成功。

   (一)工业化目标有利于印度经济壮大。工业化是莫迪政府为印度规划的新增长点和发展方向,也是莫迪心中实现大国崛起的必经路径,这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验相吻合。回顾世界经济史可发现,一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工业化密不可分,无论是殖民时代的英国,还是美国、德国,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没有一个经济体绕过工业化、单靠服务业而发展壮大的。工业化对于维持国家经济实力、推动中等收入阶层发育和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也是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在实现“去工业化”、服务业占绝对优势之后重新推进“再工业化”议程的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服务业长期支撑着印度经济增长,目前后劲乏力的颓势逐渐显现。与此同时,印度制造业作为产业结构的短板,尚未真正发挥其增长潜力。制造业的真正起飞方能启动印度经济又一轮的高速增长期,真正成就印度的大国梦想。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莫迪政府才将其经济改革围绕“印度制造”展开。从这个角度上看,莫迪经济改革的工业化方向是无误的,有利于印度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改革在短期内有一定成效。与辛格政府第二任期时改革基本停滞、经济再度陷入困境相比,莫迪2014年裹挟“古吉拉特模式”的高增长业绩当选,上台后迅速推出征地、劳动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营造自身“果敢改革者”形象,同时开展经济外交,在国际场合高调吸引外资,强化了国内外投资者对其经济改革的信心。同时,相较于耗时长、见效慢的市场制度建设,莫迪政府着力打造的“商业友好型”模式容易见效,印度经济在2014~2017年走出一波小高潮。期间,印度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6%,一度超越中国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经济体,2017年,印度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这一时期,印度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升至6.5%左右,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新高,财政赤字率和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经济总体呈现出旺盛增长态势。

   (三)改革未突破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莫迪经济改革以“印度制造”为核心,志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是,印度对外货物贸易常年处于赤字状态,海外市场始终没有拓展开来。至2018年,印度货物出口占世界市场的比重仅为1.67%,远低于同期中国(13.2%)、美国(8.7%)和德国(7.9%)等经济体的市场份额。国内方面,莫迪经济改革也未能维持一个稳定、旺盛的国内需求。2014年后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确有所上升,回到了6.5%左右的水平。但是,改革并未改变印度经济波动性较大的规律。2017年以后,印度人均收入增速急速下降,到2019年已经跌至3.1%的低位。自2017年开始,印度经济进入到新一轮的低迷期,银行业坏账危机和影子银行问题集中暴发,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遭受信贷条件制约而增长乏力。2019年GDP增速降至4.2%,表明印度经济正进入新一轮的震荡下行期,由此导致的人均收入增长放缓、内需疲软将拖累经济增长。

   (四)政府产业政策缺乏引导效应,难以实现工业化目标。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并未有效引导企业从事出口型制造业。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实现工业化,其工业产品必然要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即具备实力强劲的出口型制造业部门。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多数只停留在保护主义层面,并未有效驱动企业进入制造业领域。“印度制造”实行以来,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15.58%一路降至2019年的13.6%,固定资产形成率也由30.0%下行至26.9%。

   莫迪政府偏好大资本,大企业,但大资本、大企业出于自身的经济理性,更愿意在国内市场上垄断钢铁、电信等行业,坐收整个经济体的租金,或是购买海外资产、投资海外市场,而不愿从事竞争和风险较高、出力不讨好的出口型制造业。以信实工业为例,近年来致力于垄断零售、电信等服务业,布局国内消费市场,或进行海外并购,投资国内出口型制造业的意愿不强。对此,莫迪政府既没有政策引导,亦无强力干涉,其采取的市场保护措施只能减少外部竞争,纵容了少数企业在本国市场占据垄断地位,而不能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难以达到莫迪政府所设想的增加出口、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此外,“印度制造”并未有效将外国投资引入制造业领域。 2012~2019财年,流入印度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2016~2017财年达到119.7亿美元的高峰后迅速降低,之后年份横亘在70至80亿的区间内,较莫迪2014年上台之前(2011~2012年为93.4亿美元)不升反降。

   (五)莫迪经济改革进一步拉大了印度的贫富差距。莫迪政府削减平民消费补贴、取消对农民的最低市场价格支持等措施,短期内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加剧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而且,改革并未如愿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且由于废钞令、税制改革等激进措施的实施,城市小商贩、小作坊的经营环境恶化,就业岗位流失。至2018年,印度城市及郊区男性失业率等指标创有相关统计数据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城市地区就业情况的恶化尤为严重,莫迪经济改革未能推动印度中等收入阶层充分发育,据《经济学人》数据,印度80%的人口收入水平低于其人均GDP。莫迪政府的亲商政策使得大财团、大资本不断壮大,信实、阿达尼等财团实力在莫迪执政期间迅速扩张。政府大规模激进私有化改革虽能解财政一时之渴,但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权钱交易、裙带关系等一系列风险,且助长财团和寡头实力,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引导和调节能力。莫迪政府的农业改革试图模仿西方国家的农业产业模式,但盲目将力量分散、缺乏议价能力的个体小农推向市场,将进一步恶化小农的生存条件,同时加速资本垄断农业产业。瑞士信贷银行、乐施会等国际机构纷纷发表报告称,莫迪主政期间印度社会分配失衡状况加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六)从根本上而言,莫迪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模式脱离国情,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莫迪政府的改革路径符合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城市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无论是推进“印度制造”,还是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莫迪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心始终在城市,改革主要围绕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展开。但是,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半数劳动力从事农业、70%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的超大型经济体而言,这种以城市为中心、忽视农业和农村的改革模式是片面且脱离实际的,难以取得成功。

莫迪经济改革未能有效提高印度较低的农业生产率。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印度农业生产率偏低。根据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的《2018-2019年农业数据概览》,2017-2018财年印度水稻、小麦、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分别为2578、3371、3032千克/公顷,同期中国这三种作物的产量为7027、5416、6108千克/公顷,印度生产率仅为中国的1/2左右。低农业生产率直接导致三大问题。其一,传统低效的农业生产占据大量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析出速度较慢。其二,农民收入难以提升,内需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力难以有效提升,导致工业化初期需要的国内消费市场扩张动力严重不足。其三,资本积累缺乏。农业产出和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缓慢带来经济体储蓄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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