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振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 次 更新时间:2021-11-29 13: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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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山西省永济市)蒲韩(蒲州镇和韩阳镇)合作社的实践。它长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研究中心跟踪调查,具有较详细可靠的文献资料。在其经验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该合作社凭借社员缴纳的合作社参与费(每社员2000元)而成功地组织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信用社,为会员们提供从小额到三万元的贷款,据此形成了一个拥有3000多万元资金的农户金融服务合作社。(虽然,由于国家这方面不太明确的政策,曾经被控告“非法融资”,但后来通过当地关系,也通过实际运作证明,其乃是一个有生命力、可长期维持、为农民社员服务的信用合作社)。(王小鲁、姜斯栋、崔鹤铭,2015)那其实也是“东亚”(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综合合作社”模式的基层金融组织的经验。

   日本“农协”经验的不同在于,经过国家和其金融政策及机构的积极扶持,在那样的基层信用合作社基础上,成功建设了日本全国第六大(充分国际化的巨型)的“农林中金”银行,成功地解决小规模合作社融资难的困境。而中国至今,即便是在最近十七年中一再试图探寻建立可持续的为农村服务的金融体系的方案(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提出某种设想),但尚未参照日本的成功历史经验,仍处于无法突破制度性障碍的困境之中(见黄宗智,2018:446—447)。即便是中国农业银行,其在贷款方面,实际上与其他银行同样设定了农村社区所无法逾越的贷款必须要提交可兑现的抵押、担保财产的硬性规定。因此,中国的农业合作社至今仍然处于基本无法融资的困境。成都市在这方面的实验便说明,仅在市政府为此设立3000万元专项拨资,直接与银行签订协议来承担80%的风险的情况下,银行才肯接纳农村社区的承包地或房屋为贷款抵押。(王德福,2016)由此可见,目前农民经济合作社的融资是多么困难。

   再一个问题是,中国尚未能形成一个像“东亚模式”那样的新型、高度现代化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其中个关键问题是现有政府建立的批发市场多是由自负盈亏的不同部门所组织,盈利目的大于公共服务目的,一直欠缺东亚模式那样的服务性冷冻运输和储藏的条件,由此造成了(尤其是生鲜农产品)物流中的高额腐坏损失。目前由千千万万小商小贩加大商业资本所组成的物流体系乃是一个昂贵低效的体系。至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供销社体系也基本一样。这些方面还需要国家的大力改良,才有可能建立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物流体系。(黄宗智,2015)

   六、前瞻愿想

   以上提出的是一些关于新一轮“集体产权改革”所涉及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未来的走向尚待集体产权和社区振兴改革方案的进一步实验和落实,才有可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但无疑的是,这是一个具有释放(长期被忽视的)中国农村社区这个基本单位的潜能的改革方案,甚至有可能会起到像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释放的巨大的个别农户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那样的作用。虽然,其未来的实质进展和方式尚有待于今后数年中逐步明确的实施来观察。

   没有疑问的是,新一轮集体产权改革几乎必然涉及国家在改革期间迄今较少关注的具有极其厚重传统的农村社区——它是中国历史长期以来一个关键性的基本单位,也是一个对未来发展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尚未被国家充分重视的历史和制度性资源。适当和充分利用个别农户与农村社区的积极参与,配合国家引导和扶持,那样的两者互动的制度资源,无疑乃是改革以来的一个基本动向——即由国家赋权、赋能予社会和人民,充分激发其积极性,充分发挥中国比较独特的国家与社会/人民二元互动合一的基本理念所包含的巨大能量。它实际上已经在改革过程中大规模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包括改革所释放的个别农户的创业积极性、城市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创业积极性,以及国家上下层和国家与社会间的二元互动的发包—承包基本治理运作机制,更不用说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包括媒体、学术和专业群体、网络群体、被赋能赋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于类似晚清和民国时期广泛兴起的商会等。(黄宗智,待刊)

   如今,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展城乡贸易,推进(自然村和村小组的)村村户户通路和纳入物联网的目标,未来无疑将会大规模促进更多更大范围的城乡双向平等互利贸易(黄宗智,2020b),为村庄社区集体产权创造更多更高利润的出路。

   由国家来领导、扶持和进一步释放、激发社会能量,无疑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发展模式。它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所虚构的“无为国家”,也不同于中国革命传统中主要依赖由上而下“组织”“动员”“发动”群众的经验(黄宗智,待刊)。它是一个与西方和中国革命传统都有一定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合一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应该能够成为推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本文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54-71页。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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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智,2018,《中国农业发展三大模式——行政、放任与合作的利与弊》,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4辑,第425—45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黄宗智,2016a,《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载《法学家》,第1期,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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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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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was first sugges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 2014, which then received central-level support, and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earlier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the “responsibility land system,” which included also the conversion of por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to urban development land. The new reform targets especially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that had not hitherto been clearly identified, including especially uncultivated land, patches of woods, ponds and lakes, hillsides and such, calling for clearly inventorying and evaluating the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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