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振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 次 更新时间:2021-11-29 13: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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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看来不仅可以是本村经营能人,也可以是被委托的外来人员,甚或是受委托的公司和其专业人员。在彭晓鸣等提倡的从村小组代表上延至乡镇级的“联营”模式中,由联合的十个村集体所“委托”的“代理”专业项目公司的管理团队来负责经营,由此而给每户村民带来不止2万元/年的可观新收入。(彭晓鸣、张耀文、马绍春,2019)其所能起的关键作用在于重新振兴乡村社区,让其也像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激发由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如此,促成一条新的乡村振兴发展的道路,与过去广泛认为农村社区和小农户必将消失的政策认识截然不同。

   如今“集体产权改革”已经迈出的是“清产明资”的第一步。其产权改革实际上是为了在新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而先确立产权制度。其所期望的是,应该能够释放农村社区一定的能量。它是重新赋权、赋能予村庄社区所走出的第一步,是在为村庄社区及其产权建立“入市”的制度条件和初步拟定的新法规框架。

   那样的产权应该能够重新振兴乡村社区的联合性。何况,它可以从仍然存在的一些传统汲取养分。譬如,长期以来村庄社区的调解制度如今仍然存在,每年处理了全国2500万起纠纷之中的1000万起。(黄宗智,2016a:尤见表1)而且,长期以来的社区亲属关系以及拟亲属关系大多仍然存在,其在村庄人际关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村庄社区一旦被赋予一定的集体产权,应该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国家在2018年公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已经在其“基本原则”中明确声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第二章,第二节)。村庄社区虽然未被明文突出,实际上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关注点。

   如今,在法律体系层面上,通过全面推开的“清产明资”步骤,已经确立了村庄社区的占有权和收益权。更有进者,在不止四分之一的全国的行政村中已经制定了股份合作制,设立了“农民经济合作社”和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据此不仅确立了个别农户股份的占有权和收益权,还有继承权和退出权。

   虽然如此,在改革所初步设计的第三个层面上的抵押权和担保权,则尚去实施的可能较远。(夏英、张瑞涛,2020:60—61;亦见郭晓鸣、王啬,2020:56—57)这是因为,目前中国一般的银行贷款,在其所硬性规定的必须的抵押或担保财产方面,大都将其限定于可以即时兑现的财产,而集体产权因为它一定要经过国家允许才能买卖和兑现,还不能够达到那样的要求。这当然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些年来,虽然历经了一系列(17次)“中央一号文件”对此问题的关怀,仍然没有能够突破现存瓶颈的原因。

   三、保值、增值问题

   社区产权面对的也是国家长期以来在实际运作中一贯严格掌握、控制的财务权力(和人事权力)和其为此所设定的严格规定。固然,国家已经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私营企业这方面的严紧管控,基本允许其按照国际全球化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的(财务和人事权力的)模式来运作,而且为了释放其能量,还赋予其相对较宽松的税收政策(原则上,所得税基本定在25%,较小的企业则可以低至10%)。(《企业所得税》,2020)借此,在短期中大力推动了私营企业的创业和经营,让其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到了相当于国有企业的总量,由此形成如今私营经济和国营经济六四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至于非国家、非私营企业的实体——尤其是服务性、公益性的社区、社团或基金——则仍然处于国家财务传统的严密控制之下,并在财政和金融融资方面,设立了很难逾越的严格限定,基本不允许其使用存款利息之外的“理财”方案。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国家自身的“基本医保基金”,其总额在2019年达到2.7万亿元,但按照国家规定的做法,该基金仅能按3个月期整存整取的方式存入银行,年利息仅1.3%,而近五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则平均上涨2%/年。也就是说,国家自身的“基本医保基金”根本就没有可能保值,更不用说增值了,实际上一直处于每年贬值的尴尬状态。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呼吁,中国应该参考新加坡、美国、德国等国家这方面的政策——它们的类似基金的投资收益率每年平均都达到3%以上。其文章标题鲜明地突出了这个问题:《两万亿基本医保基金只获低收益,该如何保值增值》。(郑秉文,冯鹏程,2020)

   实际上,如果参照美国一般规模较大的基金会(foundations)(特别是知名大学募款所得的基金[endowment]),它们一般都会采用能够达到起码相当于价格上涨和实体经济增长率的理财方案。除了定期存款和债券(占比约12%—30%),其更多使用能够达到和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率的知名大公司的股票或由其组成的指数基金(占比约70%)。在最近10到20年中,它们多能达到超过8%的年增长率。大额(超过10亿美元)的基金,则有更多的理财选择,能够达到更高的回报率。(Kalos Financial,2020)这些大学基金一般都采用年支出约4%—5%的基本方案。那样,其收益超过年支出较多。因此,基金可以长期维持,既支撑其所设定的服务性、公益性目标或活动,也能长期保值和增值。(Investopedia,2020)

   中国目前的基金运作模式与其相去较远,反倒是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所组织的投资于中国经济的金融产品,更充分地利用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高发展率而达到了较高的收益率。如今,它们已经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中占到了一定的地位。譬如,在如今的投资基金组合中,不少包含国际部分,纳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的基金。它已经成为一般理财方案的基本宗旨和方法之一。譬如,其投资组合多采用美国国内金融产品和全球化国际金融产品的7∶3的组合模式。中国也许应该考虑,今后也更多参与那样的借助中国实体经济快速发展而增值的金融产品。虽然,应该仍然避免参与国际金融界常见的过分杠杆化、虚拟化的赌博性投机理财方案。(下面再讨论)

   四、“集体”和村庄的法律定义问题

   中国目前的“集体产权改革”所面对的首先是其法律定义的问题。目前,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法律定义是比较明确的,都具有相当精准的适用法律条文,因此,其权利也比较明确。但是,“集体产权”中的“集体”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定义,其实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集体”一词的起源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村“集体”——其在当时所指的基本就是行政村(“大队”)及其所掌控的资产。但是,如今在新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中,“集体”到底是指什么而言?新一轮改革中的所谓“集体产权”,显然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客观环境中的“集体产权”,因为它已经基本排除了经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耕地经营权,而且它的客观大环境已经变为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其新一轮“改革”的用意是要让过去尚未明确的集体产权“入市”增财增值,这与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含义明显不同。

   既然如此,如今的“集体”和“集体产权”的含义是否更贴近另一个在过去也被相当广泛使用的词——“集体企业”?但问题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大框架下,“集体企业”其实和国营企业一并被纳入国家所有的范围。与国营企业一致,集体企业所得利润基本属于国家,在之前根本就谈不上“纳税”。由于那样的历史背景和来源,即便是在今天的税法中,集体企业基本仍然被纳入类似于国营企业的范畴之下:经过1983、1984年的“利改税”之后,其基本税率和国营企业相似,超过20万元年收益的税率为55%,小型的集体企业相对较低,从10%开始累进,一如国营企业那样。总体来说,其所得税率要高于私营企业所享受的25%的所得税率。(《企业所得税》,2020)

   1994年,国家提出了“实行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度。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组织,都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的总体设想,其(期望)结果是“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适当减轻了企业税负,并简化了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具有较多因应发展战略需要(如重点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前沿技术)而应用的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最终形式尚未确定。(同上)

   另一可能是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政策来对待新一轮“集体产权改革”中所形成的“农民经济合作社”,给予其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让其基本产品和所购买的农资可以免税,按照一般“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的政策来对待。(《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综述》,2013)。这当然是过去众多实际上是企业主导的“虚假”“冒牌”专业合作社所借用专业合作社名义来经营的考量之一。(黄宗智,2015)也许,如今一定程度上也限制着国家所可能给予的优惠。

   再一个可能是,将其纳入“公益”或“服务”性社团、社会组织、基金之下,不是对其实施比私企还要严格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税额,而是要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免税优惠。但是如上所述,如今社团在获取法人身份问题上和理财方案上尚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这个问题尚有待国家决策的明确。

   五、融资问题

   除了保值和增值的问题,中国的非国家、非私企组织还面对限定比较严格的融资问题。一般公益、慈善、服务性的社区、社团或基金,首先面对的是非常繁琐复杂的申请法人身份的规定和限制,而且必须每年接受民政部门的审查。即便克服了那些障碍,仍然会面对严格的理财限制。如上所述,即便是国家自身的“基本医保基金”,也被限于十分有限(不能达到物价增长率)的利息率,不能保值、增值,当然也很难融资。

   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相对西方国家要保守得多。一般的慈善、公益、服务性基金在理财方面都会面对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政策目前还比较保守,拒绝采纳西方金融市场已经普遍惯用的高度杠杆化和虚拟化的金融期货等手段。其优点是,不会发生像西方近一个世纪以来每几十年便会出现一次的金融危机,起码能够限制其升降幅度——那是明智的决策。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西方一般服务型/公益性基金会所采用的其实都是相对保守的理财方案,比较贴近实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而不会过分采用虚拟化的金融产品(如2007—2009年“金融海啸”的导火线——被捆绑起来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新型衍生、虚拟证券/股票[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MBS]类型的金融工具,或高度杠杆化的对冲、期货类型的赌博/投机性投资方案)。(黄宗智,2021a)它不失为一个在高度市场化的物价持续增长的大经济环境中,能够较保守地贴近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允许一般的公益基金能够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适度保值、增值。那也许是中国应考虑适度采纳的做法。

   国家目前将营利和增值基本完全限定于企业,公用和公益基金理财则基本限定于定额利息的存款,并在两者之间设定了相当森严的壁垒,这也许是个应该重新考虑的做法。可以适当考虑放松对公益、慈善、服务型社团和基金等所设立的门槛,允许其采用更有效而同时又是相对保守的贴近实体经济的保值、增值理财方案。那样,应该可以相当规模地扩大这种组织的保值、增值渠道,适当扩大其数量和所起的作用。中国的富户和大企业家之中不乏具有公德服务意识的人士,由于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影响,其所占比例也许一定程度上会超过西方在其深层的单一逐利价值观之下冒出头来的企业家。总体来说,中国的企业家们兴许会展示更多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公益举措。中国似乎无须严格限制公益性、服务性社团组织和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新型的具有一定“集体产权”的农村社区组织的融资问题,一个可能模式也许是,参照中国自身经过多年实施经验所形成的成功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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