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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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么多的“新”不能是表面刷新而内容不变,更须防止“以新名目以行旧罪恶,以新手段达旧目的”。故“吾人之新希望”是“一洗从来旧染,实行表里革新”。(32)

   “新希望”的基础何在?《晨报》的梁秋水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他说,“世界大战告终,和平会议开幕”,从欧洲到远东的“一切国际问题,胥将由此会议而解决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国际平等、各民族自主等正大光明之宣言,“际兹千载一时,世界无论何种民族,皆得表示其民族之希望;我中华民族,抑何独不然。故吾人对于此空前绝后之和平会议,自不能不有相当希望”。他期待着“从此将入国际历史之新时代”。(33) 与胡适等人一样,梁氏的希望与威尔逊相关联。

   这一“新时代”显然更多是外在的或外来的,至少是时人所谓“世界”的。梁启超提出,“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辟一新纪元”。且这是一种与前不同的新互助,“非为私利,非为权力,而为自由平等博爱之协约与联合,为爱和平重公理之民族之协约与联合,诚人类互助之大进化也”。(34) 很多人从德国武力主义的失败看到中国国内和平的可能(详后),还有不少人从新纪元中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

   蔡元培前述演讲中证明黑暗与光明消长的一个例子就是“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协约国一方为战争尽力的包括各色人种,因“义务平等,所以权利也渐渐平等”。而“美总统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已占胜利,最体现“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35) 与大同最接近的,即是拟议中的“国际大同盟”。梁启超“信其必为二十世纪中最有光荣之产物”,(36) 盖其“足以抑止强大国对于弱小国之政治的野心”,中国“自应表示赞成”并促成之,以“托于大国家团体之下,保其地位,图其发达,以求效用于人类社会也”。(37) 他特别指出,国际大同盟既是“目前最有价值之新问题,而亦多年最有兴味之宿题”。(38)

   “宿题”一词带出了与往昔的关联。梁启超说,“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故中国思想中所谓政治,“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他乐观地指出:“论文明之极致,必以我国古代所谓大同主义为究竟。一切历史,无非向此极修远崇高之前路,节节进行。”欧战证明,“以武力消灭群小,使成一大”的手段已最后失败;则大同之实现,只能“以‘民约’的精神扩而大之,使各国由联合而渐成为化合”。所以,梁氏对“大同”的新解即是“人类全体大结合共同活动”。(39)

   这样理解“大同”或更多是所谓“现代诠释”,他的老师康有为未必同意。但康氏那时也从国际大同盟看到了实现大同之可能,他兴奋地说:“此次议和,外之为地球大同之渐,内之为中国自由之机,天下古今大事,未有比于此次和议者也。吾昔二十七岁著《大同书》,期世界之大同,三十余年矣。不意今美总统威尔逊倡国际大会,欲令各国平等自由,以致天下太平,竟见实行之一日,欢喜距跃,不能言状。”(40)

   康有为指出,“孔子立太平大同之义,轻于言治国,而重于言天下”。他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国际关系进程说,“内其国而外诸夏”的乱世讲究“国家学”,即“以己国为亲而视异国为仇,故日争夺异国之权利而杀刈异国之人民”;若欧美通过“国际联盟以求列国之和平”,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升平世,然其对“教化未立”的野蛮小国,仍“不能一视同仁而欺凌之”;只有“今美总统威尔逊发国际大同盟之议,求世界之和平,令天下各国,无大无小,平等自由;此真太平之实事,大同之始基”。这才是没有夷狄、天下内外大小若一的太平世。他乐观地推测此“国际大会必成,而世界永久和平,可望至矣”。(41)

   但康氏的乐观是有保留的,他区分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存在“夷狄”:凡因教化、政制等因素视他人(the other)为“夷狄”者,仍只是升平世而非太平世。故若“一国交涉之中有不能平等自由者,则必含愤蓄谋,以求必至于平等自由;若不得至,则不惮磨刀枕戈,以求其必至。若是,则和平裂矣”。其具体所指,即“欲救天下百国,先宜救吾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受列强侵凌,其不平等自由,盖亦甚矣!吾国人之深怒大愤,盖亦久矣!”若“吾国中有一事不平等自由者,则国际永久之和平必不得成”。

   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康有为观念接近。他认为,“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且“现在全世界的生活关系,已竟是脉络相通”:从前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影响世界民主政治,今后亚洲若有一国行军国主义,“中国的民主政治,总不安宁”;反之,“我们的政局若是长此扰乱,世界各国都受影响”。(42)

   因此,拥护民主政治的人,不能只管自己国内的事,“必要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Democracy作世界的Democracy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他相信国际大同盟可以“蜕化而成”将来的世界联邦,具体即各国各洲先逐步改组成联邦,再进一步“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只有“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

   由小及大逐步形成“世界大同”是李大钊那段时间反复申论的主题,他也曾主张中国各阶层各社群先组成横的联合,直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43) 与此相应的新道德也趋向大同:“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亦即“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44)

   其他一些人也思及大同,但没有康、梁、李那样乐观。陈独秀说,“现在纵然不说大同主义,不说弭兵主义,照德国战败的情形看起来,就算将来战争仍不能免,也不是军国主义军阀执政的国家能得最终胜利的了”;盖“用兵力侵略土地镇压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5) 而国民外交协会干事陈介也认为,自欧洲会议提倡国际联盟,“此后虽非世界大同,而于国家与民族之区别,已不似前此之严”。(46) 他们的具体关注各异,也不那么乐观,但都把大同视为一个未来的目标。

   至少梁启超所说的以“互助”为基础的“新纪元”是那时不少人分享的观念。李大钊就说,1919年后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世界大战和俄、德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从前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现在“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今后更“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47)

   李大钊眼中的“人心渐渐觉醒”与“世界革命”相关,取代战争的是“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以罢工为武器“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新纪元的曙光”表现为“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他断言:“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对“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而言,这曙光就像“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不过李大钊虽注意到革命的流血,他所说的“革命”基本是非暴力的“无血的社会革命”。(详后)

   时人并不讳言革命,蔡元培在天安门首次演说中即提出,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48) 总统徐世昌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协约国在这次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所博得者,实不外一切思想之更新”。就像“法国革命以后,而自由平等之说大兴”一样,他预料“今后欧美学术言论,恐必有振辟突进之观”。中国也要引进西方“高尚优美之言论”,以“思想界之更新”而“为国运兴隆之左券”。(49)

   两位晚清的翰林都提到法国革命,而北大学生罗家伦则看到“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正由西向东,“进太平洋而来黄海、日本海”,其“一定要到远东是确切不移的”。他明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潮”。在此新潮冲击下,“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中国迟早会被“世界的新潮卷去”。既然抵抗不住,“就不能不预先筹备应付这潮流的法子”。(50)

   罗家伦关于西来潮流不可拒的说法不必是他自己的创造。梁启超在清末论述“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自外”时,就说“世界之风潮,由西而东,愈接愈厉。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势必趋而集于亚东”。利而导之则功成名立国家安;逆而拂之则身败名裂国家危。(51) 李大钊也曾说,德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在讨论那不可阻挡的“社会革命的潮流”。这一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西方有宪政经验的国家,对此已早做准备。但他们“不是准备逆着这个潮流去抵抗他,乃是准备顺着这个潮流去迎合他”,尝试以“无血的社会革命”来避免“有血的社会革命”。(52)

   罗家伦和李大钊的表述很有影响力,傅斯年就曾特别赞赏朝鲜独立运动那种“非武器的革命”:由于日本不许朝鲜人家藏武器,他们“只能发宣言书,开大会;口咬日本警察”。这精神“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只要“世界的革命未已,这精神自必续继下去”;且“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的胜利”。(53) 在湖南的毛泽东稍后一面欢呼“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一面又“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以避免“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54)

   蔡元培先已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决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只能“随大势而趋”。(55) 类此关于世界新潮流只能顺而因应、不能逆反的主张也为很多人分享,《晨报》一位专栏作者说,“大战既终,十九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移入于新时代”。中国“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56)

陈博生也认为,“自俄德革命以来,社会思潮为之一变”。他借日本人之口说:现代世界日趋民主这一“潮流行将波及东亚,大势所至,无可幸免。吾人不独顺受之,当进而欢迎之”。(57) 不过也有人试图抵御,他稍后注意到,“近来‘危险思想’四个大字,忽然大流行起来。政府天天在那儿办防堵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大有不可终日的样子”。(58) 时在成都高师读书的张秀熟后来回忆说,该校保守教员就对新潮流“如临大敌”,他们“天天叫嚷洪水猛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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