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抗日战争研究》创刊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创刊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21-11-26 10: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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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现在因乔木主意改变,抗战研究会的筹备应如何操作,也要随之改变,这里含有秘书长另选他人的意思。乔木信里提到刘大年2月19日给胡乔木的信,现在没有看到,我估计是询问工作进展事。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与白介夫交换意见,刘大年又到胡乔木府上当面交换意见,形成了一些新的想法。1990年10月中,大年来所找我,告我胡乔木已同意担任名誉会长,乔木还建议办一个刊物。大年希望由近代史所承办这个刊物。大年希望,研究会事、办刊物事,都需要所里通过,列入工作计划,也提出所里要培养抗战研究方面的人才,同时还通报了他与社科院党委书记郁文的谈话情况。郁文说:社科院主管的学术社团已经上百,已决定不再接受新办社团。但你这个抗战史研究会是例外,可以批准,但是社科院没有经费支持,所有经费要你们自己想法解决。郁文还提到,最近《真理的追求》创刊,从财政部得到了几十万拨款,你们可以向中央要一点。大年要我以他和白介夫名义给胡乔木写一封信,提出办研究会、办刊物都需要钱,这封信要请乔木转给李鹏总理,请李鹏拨点经费。我根据大年的谈话精神,重新起草给中央的报告,重新起草学会章程,重新提出学会各项人事安排建议,以及写给胡乔木转李鹏总理要求拨付经费的信。

   过了几天,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开会,白介夫、刘大年主讲,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会,胡乔木名誉会长,刘大年会长,白介夫执行会长(白介夫自任副会长,刘大年坚持执行会长)兼基金会会长,成立顾问组、理事会,各省研究会负责人担任理事,成立学术委员会等。我提出建议,仿照中国史学会名称,中国抗战史研究会改称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这个意见被采纳。抗战史学会成立后,首先办两件事,一件是以学会名义办刊物,刊物定名《抗日战争研究》,刊物由近代史所承办;第二件事是1991年九一八事变60周年时,在沈阳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淇、中央党校马齐彬、军事科学院罗焕章,近代史所科研处处长徐辉琪,以及抗战纪念馆馆长、副馆长等都出席了会议。

   经过初步计算,我们提出请财政部拨付70万元,20万用于1991年在沈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50万元留给《抗日战争研究》作办刊经费。

   1990年10月15日,刘大年致函胡乔木:

   办刊物的费用社会科学院无法解决。我和介夫同志给您和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现送上。如无不妥,请加几句话转给李鹏同志,多少有一点钱以后,酝酿了两年的研究会就终于可以活动起来了。

   由您担任名誉会长,我们觉得同时也设名誉理事,这样,学会可以更有影响些。名单草案见另纸,请考虑,加以增减。已与介夫同志达成协议,我遵命暂居会长名义,介夫担任执行会长兼基金会会长。理事待与学术界协商产生。学会名叫“抗日战争研究学会”,刊物就叫《抗日战争研究》,明年下半年发刊。争取今年十二月把研究会成立起来,并筹备明年的讨论会。

   同一天,刘大年、白介夫致函胡乔木并转李鹏:

   关于成立一个民间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学会来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事,我们和有关同志讨论了几次。大家认为现在应该赶紧行动起来,实在不可以再拖延下去了。乔木同志答应担任研究会名誉会长,大家很受鼓舞。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底建立学会组织,开始工作。明年计划做两件事:一、开一个“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二、出一个刊物,发表成果,推动研究。学会开办和经常费用我们去设法募集,明年开讨论会与办刊物,马上需要一笔钱,想提请李鹏总理批准,由财政部拨人民币七十万元,给予补助(不久前许立群同志主持的《真理的追求》就是由财政部拨给三十万元得以办成的)。二十万元开讨论会,五十万元维持刊物出版。

   抗日战争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也是我党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它的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中国走进社会主义。抗日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爱国觉醒。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那段历史是极为宝贵的教材。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开展这项研究,对于做好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工作,增强向心力,十分有利。历史的教训更需要牢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国内的旧势力仍然坚持军国主义思想,企图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翻案。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步伐在明显地加紧。我们主张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不能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台湾和海外学术界也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海外华人出有专门刊物,开展日军侵华罪行调查。他们多次来信,对我们没有组织起来与他们联系协作,表示不满。今年八月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中日关系国际讨论会中,台湾学者提出,一九九二年两岸共同召开卢沟桥事变五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费由他们申请蒋经国交流基金解决。这是对我们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把抗战史的研究认真开展起来,愈快愈好。我们这些当初投身抗日战场的青年,今已白发苍苍。回顾那段历史,深感自己应该抓紧时间,尽一分责任。

   目前国家财政很紧,大家充分理解。在推动抗日战争研究这样的事情上少量花一点钱,支持一下,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一经得到批准拨款补助的通知,便可着手筹备明年的讨论会和安排刊物出版的具体工作。学会理事会章程、名单将尽快提出,向乔木同志汇报,并办理登记手续等事宜。

   李鹏总理很快就收到了这封信。11月2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在国务院假山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封信的落实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宣部宣传局副局长、民政部社团司司长、财政部文教司副司长、国务院秘书局一位处长,以及社科院科研局学术秘书高德和我。讨论中,民政部、财政部出席会议的负责同志对成立抗战史学会很不以为然,说中国不仅有抗日战争,还有抗美援朝,是否都要成立学会?简直是“叠床架屋”!一个个大事件都要成立研究会,还有完吗?我在会上陈述了成立抗战史学会、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刊物,以及召开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理由,也说了办研究会、办刊物是胡乔木同志的主意。我说抗日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大事,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大事,如果需要都可以成立学会,这怎么能叫“叠床架屋”?这样的学术需要就是国家的需要,国家理应支持。经过说明,论证会有所转圜。结论是,研究会先申办社团登记,刊物先办理刊号,再办理财政拨款。刘仲藜没有正面表态,只是要求秘书局向李鹏总理写出报告。事后李鹏总理还是批了这70万元的预算。用这笔钱,我们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并且于1991年9月在沈阳举办了“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个会议后,筹备工作小组积极准备如下事项:社团登记、刊物登记、各种报告、学会成立大会筹备、沈阳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备等。

   1991年1月23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周谷城、胡绳、萧克、杨成武、侯镜如、程思远、邓力群、王忍之、高存信、张震、姜思毅、段苏权、刘大年、白介夫等在主席台就座。沙健孙、郑惠、金冲及、江流、刘启林、李志坚、刘述礼、戴逸、丁守和,以及来自全国各省的有关社科研究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胡乔木因病未出席。事前,刘大年请乔木给大会发一个贺信,乔木同意了。我起草了贺信稿,乔木做了个别文字修改,用钢笔抄了一遍,传真给了抗战纪念馆。我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胡乔木的贺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同志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宣部支持抗战史学会。刘大年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做什么,怎么做?》的主题演讲。这个演讲的头一部分,刘大年批驳了所谓“叠床架屋”等种种奇谈怪论。这次代表大会开了两天,通过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顾问13人:萧克、杨成武、吕正操、杨得志、郭化若、张震、邓力群、胡绳、周谷城、程思远、郑洞国、侯镜如、张国基,名誉会长胡乔木,会长刘大年,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白介夫,副秘书长张春祥、张海鹏、张承钧、王淇、王明哲、王桧林、罗焕章、徐辉琪,还通过了以刘大年为召集人的学术委员会(成员14人:丁守和、马齐彬、王淇、王庆成、白介夫、刘建业、齐世荣、李侃、张海鹏、何理、罗焕章、金冲及、戴逸)和理事81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一系列抗战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但是,拟议中的抗战研究基金会,始终未能成立起来,胡乔木最初提到的日本暴行调查未能进行。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筹办和创刊

   抗战史学会正式成立,作为学会刊物《抗日战争研究》的筹办便正式提上日程。刘大年曾考虑由他和戴逸任主编,我任副主编。过了几天在正式会议上,刘大年宣布我是刊物主编。这样,申请刊号、组织编辑部、所里行政部门拨出刊物办公房间、考虑创刊号文章,几乎同时进行。那时候,近代史所有一个正式学术刊物《近代史研究》,主编是夏良才。《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有编辑人员六七人,经与夏良才商量,决定调曾景忠出任《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同时,荣维木刚从中央党校调入近代史所,也请他来担任《抗日战争研究》编辑,又从图书馆调来一位做编务。这就把编辑班子搭起来了。我们还组织了刊物编委会,以刘大年为召集人,以抗战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为编委。编委会做出决定,刊物为季刊,创刊号在1991年9月出版。

   鉴于刊物是学会主办的刊物,胡乔木是学会名誉会长,我向刘大年建议请胡乔木写一篇发刊词,请邓小平、聂荣臻为刊物题辞。大年接受这个建议,随即便给胡乔木写了信:

   《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在成立大会上宣读过,现送上,请再过目。

   两个办法:(一)不用信的形式,以中间三段为基础,略加充实,成一简短发刊词;(二)即用原信,注明代发刊词。当然希望您选择前一办法。但决不要太费事,以免劳累,几百字就可以了。刊物本月中旬发稿,祈酌定示复。

   原来,乔木是答应写发刊词的,我们感到很受鼓舞。随后乔木以身体原因,表示写不出来,可以把刘大年在成立大会上做的主题报告作为发刊词。大年谦让,坚持要乔木写发刊词,实在写不出来,就以成立大会的贺信为基础,加以修改。乔木同意了。我在贺信基础上稍加调整,送乔木审核,得到通过。刘大年又分别给邓小平和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为创刊号题辞。这两封信是托胡乔木转交的。信是这样写的:“学术界在胡乔木同志倡导下,成立了一个民间的抗日战争史学会,并决定出版名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刊物,推动学术研究。大家非常希望您能够给《抗日战争研究》题辞,以鼓舞学术界和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刊物六月上旬发稿,题辞要在五月间收到。至祈俯允,勉我后人。”编辑部不久就收到了聂帅身边工作人员寄来的聂帅题辞。题辞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签了聂帅大名:“研究抗日战争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照我看来,除了签名是聂帅笔迹,题辞本身似乎是聂帅秘书代笔的。那时候,聂帅身体已大不如前了。邓小平处没有回音。

   为了办好创刊号,办好刊物,请刘大年主持召开了一次《抗日战争研究》编委会,全体编委出席,对办好这份刊物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紧张忙碌,编辑部从原来《近代史研究》来稿和从参加沈阳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章中选取部分稿件形成了创刊号目录,经过讨论确定下来。那时候刊物出版还是排铅字,与《近代史研究》一起送河北卢龙印刷厂印制。编辑经过校对,还要到卢龙印刷厂去核红。当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幕的时候,《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运到沈阳会场,与出席大会的所有学者见面了。

我们在创刊号上的处理是:1.内封为聂荣臻元帅题辞;2.胡乔木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代发刊词;3.刘大年的《做什么,怎么做?——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以上是开篇,以下是论文和其他栏目。论文第一栏是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有沈予《从华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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