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五四运动为何会突然爆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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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

   这段话表达了相当一些人当时和后来的心绪——希望和失望是连续的,虽有不断的失望,却也仍存希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民初“各方面的失望”其实源于“民国不如前清”的认知,这当然是政治上的失望,却更多在“意”不在“治”(章士钊语,详后),指向非政治的方向。这样一种大失望的意态,正是“酿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

   辛亥鼎革后,中国进入“尝试共和”的新时期。历史上对新年、新朝,常以万象更新为盼。或因过去几十年中外交往的频频失利,那时国人对新的共和充满期待,甚或寄予了太多希望。如蒋梦麟所说,“辛亥革命成功后,一班革命家都兴高彩烈”,因为“他们都以为革命成功,中国就能发达”。唯期望高则失望甚,从民国二三年开始,不满情绪就逐渐累积,与日俱增。鲁迅就曾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他自己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比他年轻的傅斯年曾形象地描述了时人心绪的急遽逆转——在“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

   这师生两代人,一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一是《新潮》的主要创办者。他们的共同感受,应有相当的代表性。可知民国代清不过几年,就曾引起一些士人的高度失望。我们今天有了后见之明,知道帝制转共和是数千年一遇的巨变,也是一个类似“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新尝试,任何当局者都需要一些时间。但鲁迅实际只给了民国一年的时间,傅斯年的耐心稍胜,也仅多给了一两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不给新兴的民国多一点时间,颇费斟酌。

   对那些不满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近于“哀莫大于心死”的心绪,即政治状态的整体不佳让人感到彻底的悲哀。章士钊在1914年说,“君子之观国也,不于其治,而于其意”。“一载以还,风声所播”,使人只能“不言效果而言希望”了。面向未来本是近代新胜于旧的一大法宝,而这样一种不得不面向未来的心绪,反映出对现状的绝望,——出问题的不仅是政治的形式和运作,乃是其背后更本质的“意”,这就让人乐观不起来。

   黄远庸在1913年指出,清季与民初的大不同,就在于“今日吾国大患”在于“人心之枯窘无聊、希望断绝”。反观“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和革命党虽主张各异,却对各自的取向充满信心。如今“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历史叙述中体现危机或“倒退”的标志性事件,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此时都还未发生,而人心的不满已经如此之甚。民国最初几年的历史是我们研究的薄弱阶段,很多事情恐怕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没出什么大事时就让人“心死”,不肯给新兴的民国多一点时间,需要非常认真的探讨。一些人或不过未见面目一新,遂感觉万事如故,甚至不如从前(详另文)。

   当然,黄远庸所说的“全国之人”,其实仅是数量不多的一部分人。即使在台面上,那几年也还不乏感觉不错、跃跃欲试的人,如从政热潮的一度涌现,政党组织的风起云涌,那股风至少多持续了两三年。在台面下,更多的人或者还是维持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心态继续自己的生活。尽管如此,那一小部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是承续着从前“清议”的群体,有着不可以人数计的影响力。

   虽然有很多不满和失望,政治体制毕竟已根本转换,而晚清时期传入的进化论也常给人以希望。1914年黄远庸继梁启超主编《庸言》,便因“进化之说”而稍乐观。因为“造化为物,实合无量时期以成一大机轴”。一切社会及人物,都“组织于此大机轴之中”。其中任何“国家或个人”,皆有“自然日趋进于良美之组织之公律为之宰制”。他所说的“大机轴”在时间上似乎是永恒的,在空间上近于今人所谓“全球化”,适用于所有“国家或个人”。这样的进化规律,似又给人以乐观的希望。

   希望与失望相互交织,此起彼伏,是那一时段的常态。很多心中有天下的中国人,就这样在波动的心绪中过活。整体言,或因几年前的革命成功得太容易,使人维持着希望的一面;同样因为革命似乎轻易成功,也可能让人不容易接受“不成功”,更不愿接受“失败”。然而更直接也更严重的挫折,马上就出现了。先是欧战于1914年爆发,若从黄远庸所说“大机轴”的视角看,欧战与中国密切关联,对中国的实际影响也非常大。在战事初起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作壁上观。到日本随后对德国宣战并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进而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外患。彼时北京政府的应对,在技术层面其实不算太差。但一般人并不了解其中的进程;从签订条约的结果看,则正是名副其实的丧权辱国。

   敌国外患通常有助于人心的凝聚,但对那些几年间习惯了平和局势的人,仿佛突如其来的外患,重新点醒了国家对外不能竞争的现实,也因而扩大了心怀不满的群体,加重了人们先已存在的怨艾。而袁世凯不仅未曾利用可以对外的民气,反在此时积极称帝,更使人感觉他的确是在倒行逆施,使人心的不满冲上新的高峰。

   既存历史叙述主要是从政治一面的“倒退”看袁世凯称帝,唯从章士钊所言看,如果出问题的是“意”而不仅是“治”,则对所谓试图澄清天下的“君子”来说,返回帝制当然绝非小事,实际冲击却也未必像既存研究所说的那么严重。毕竟在当时读书人中,“民国不如清”已是相对普遍的看法,更不用说本来就习惯皇帝在的普通百姓了。如果把眼光过度集中于此事的政治层面,就很难理解帝制被阻止的事实并没给时人带来多少“胜利的喜悦”。

   真正让中国人一度乐观的,是世界大战(时人仍称“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而给人以希望的,是革命后疾速改变了国家面貌的新俄。那时威尔逊和列宁都曾提出过民族自决观念,但巴黎和会最终给中国人带来的是巨大的失望,近看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直接导火线,长远看就是使一些人逐渐转向了列宁的方向。

   作为近代新教育的社会产品,学生这一群体从清末开始就受到特别的重视。或因被人看重,学生遂也自视不轻,渐生群体的自觉,分享着士大夫那种想要澄清天下的责任感(而非普通人那种“匹夫有责”之感),更容易分享社会的不满。同时因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他们可能比成年人更加迫不及待。这些因素汇集而成一种引而不发的“跃如”之势,很容易一触即发。亲身参与学生运动的瞿世英,次年就把运动的原因回溯到民初的不满:

   为什么有学生运动?是单为山东问题吗?是单为福州交涉吗?不是,不是。学生运动的近因可以说是外交问题,而远因却不是的。然则学生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旧社会的组织是有病的,旧社会的历程是逆世界潮流的。所以我们不满意这旧社会的旧生活,要想改良旧的,使他变成一种新社会的新生活。这“不满意”三个字,便是学生运动的真因。

   因为“新”的希望而对旧社会的旧生活不满,暗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揭示出青年不满情绪的累积与同时期思想文化上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联。后来《大公报》的一位读者就说:“当民国六年,袁帝制运动既然失败,国会恢复,政治仍然闹得一塌糊涂,所以大家对于政治都发生厌倦,而转注意到思想精神的根本问题。”于是陈独秀“组织《新青年》杂志,鼓吹青年思想的复活”,到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对于青年才有大的影响”。

   这是一篇探讨青年苦闷原因的来稿,作者的理解与实际史事的先后次序稍有不同,——陈独秀和胡适的努力,都始于民国六年之前。无论如何,他们的努力都侧重于“思想精神”方面,其鼓吹的主要对象就是已在苦闷中的青年。如郑振铎所说,那时青年的烦闷,即因前几年许多学者“提出了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家庭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来,向顽强的封建势力进攻”。大体上,当年那些趋新者通过描绘美好的未来,强化了现世的不足,结果是“新思潮的鼓荡”反增进了青年的苦闷。所以《大公报》后来说,五四运动的发生实因当时的“有权者不了解思想之势力与青年之情绪,不能疏导于先,致令横决于后”。换言之,那些年的“思想势力”助推了青年的不满情绪。然若有权者在思想方面尚能疏导,便不致“蓄势”,或也就未必有爆发式的“横决”。

   据沈仲九在学生运动当年的分析,北京学界“一二年来把旧思想的束缚,逐渐打破,渐渐向新思想一方面进行”,于是出现比以前好得多的“思想的自由”。正“因为思想自由,所以学生才有自觉心,才能知道世界大势,才能不顾一切,凭着良心做事”。一言以蔽之,“因为有新思想,于是遂有‘五四运动’的事实”。这就点出了“蓄势”的另一关键面相——世界大势。而更直接的导火索,就是相关的外交问题。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一份英文罢课说明书清楚地描述了国人的心态:“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就像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受此影响的中国人努力“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威尔逊带来的新希望之破灭,直接助长了久已积蓄的“不满意”,进一步酿成了学生运动。

   这就是说,促成学生运动的原因,颇含外来成分。外交问题固是近因,“世界大势”也是远因之一。前者更多是负面的,后者却以正面为主。如陈独秀所说,在中国人对各方面都失望的时候,外国局势发生大变,“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军阀和人民一句有点倒放电影的味道(恐怕陈独秀自己先前也尚无此想),其说仍清楚表出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学生运动甚或广义五四运动的关联互动。杨贤江稍后说,1919年“是学生界大活动的时期”。那时“社会上正忙着闹新思潮及德谟克拉西,而内政外交,又处处令人失意。自山东问题归中日直接交涉的警耗传出,全国各界都通电反对,学生界尤为激昂”。

   北京“五四”游行的参与者王统照后来说,“学生界因受腐败政府历年来丧权辱国的种种事体之激刺,以及媚日借款的恶果,又经新思潮的鼓荡,风声播振,早有‘山雨欲来’的必然趋势”。不过,那时北京的学生“虽然同心愤慨”,却“不晓得应取何种步骤向全国表示出他们的爱国热情与震醒麻木的社会的方法”。与日本相关的几个外交“大事件”,就成为恰好出现的“正当题目”,运动于是爆发。

   也曾参与五四运动的郑振铎有着类似的回顾:当“一般青年们正在彷徨苦闷,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正遇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参战之胜利国,而尚受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拘束”,于是“这一把火,便把整个火药库爆炸开来”,青年们也“借此为由而掀起了五四运动”。上面所述是当事人的身受之感,《大公报》在1930年也指出,五四运动自“表面言之,固有种种事实,实则其背景不外为久经抑制之青年思潮,借一种口实为机会,一发而不可遏止”。

   媒体在事过境迁之后的分析,与当事人现场的感受及事后的总结大体契合,虽或稍过“理性”,亦实有所见。可知运动前不少学生确已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态势,仿佛山雨之欲来。而这种压抑的心态,真有些像是一座“火药库”,等待着可以突破的“一把火”。不论是“一种口实”还是一个“正当题目”,多少都带有从压抑中得“解放”的突破意味。

尽管有着各方面“酿成”运动的因素,或即因希望仍在,1919年“新思潮的发生”虽“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开个新纪元”,似又起于不知不觉之中。如胡汉民所说,“我们还不晓得他在什么时候起,他已经起来了”,而其“以后进化到怎样,大家现在还不能具体的讲出来”。胡汉民是在讲学生运动时说“新思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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