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士訚: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领土空间建设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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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士訚  
对物理空间中的各种网络和设施给与一定的编码、命名,使之智能化、数据化、规范化,而且通过它们来传播一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通过这样一种空间网络的全覆盖,为全国人民传播一种文化的认知图像,形成“有机”的文化空间。

   第四,发展空间。即通过各种复杂的网络工程以满足民族共同体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各种功能,形成“有机”的发展空间。

   第五,交往空间。即通过各种网络工程的作用,突破自然、人为的限制,以及地方的、民族的等不同群体的限制,促进人们之间的广泛交往和物资的广泛流动,形成一个“有机”的交往空间。

   总之,领土空间建设就是为生活在这一领域中的人民和政权提供一个立体的、整体性的网络空间,既要便于人民的生活和交往,也要便于国家的有效管理和领土的完整。上述诸多方面的领土空间建设内容相互影响,其中物理空间是客观基础,政治和管理空间是本质,其他空间建设是其必然产物。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与所生活的领土空间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面临内忧外患时更是如此。古人云:“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26)即是此道理。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曾有人认为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但是和中国同样有着复杂地理状况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少见,为什么只有中华民族保持了统一和文明的延续?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较为注重从整体上对所管辖疆土进行多方面建设,即国家组织劳动力进行治水、建路、修长城、开河渠等巨大的“疆土”工程建设以及与此配套的管理、文化、发展和交往空间的建设。有了这些彪炳史册、利在千秋的工程和空间建设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才有了坚实基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受到了帝国主义入侵的干扰,但依然砥砺前行,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修建铁路、发展邮政电讯、开启航运等,为中国领土空间建设增加了新的内容。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工程有了巨大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治愈了战争创伤,进行了诸如铁路、公路、水陆、航运、邮电通信、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了城市、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一阶段中,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普遍化。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在中、东部地区和一些重点城市,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种大型的交通和便民工程如毛细血管般伸展到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村村通公路、广播、电视、网络;铁路向西和西南等边缘地区延伸,进入了雪域高原的西藏、新疆等地;高速公路和县级公路四通发达,航空线路覆盖大中城市;大型电网工程连接各地,深入到了乡村;5G技术与电力工程的结合工程也逐渐展开,等等。二是科技化。如果说传统时代的领土空间建设主要利用了天然条件,当代的领土空间建设则将工业化和科学技术手段结合起来,可以说,今天中国的领土空间在科学化建设上有了巨大进步;而且今天中国的领土空间不再是一个自然的和自在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智能的、有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空间。三是立体化。传统时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主要是在领土表面上进行的,而在今天的中国,卫星系统、网络技术和遍布在全国各处的终端用户密切交织在一起,天空、地上和水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科技网络,为领土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从当代世界上诸多的民族国家实践看,各国在获得领土后都面临着领土空间建设的艰巨任务。但比较起来,这些国家多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这就大大限制了国家在领土空间建设上的机动性。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关键得益于国家对重大战略资源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等按照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这些规定为国家对领土空间的规划、设计、开发和使用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政府的组织实施,使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有了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坚强保证。

   三、领土空间建设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机制

   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意志的体现,是在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和繁荣等各种需要的过程中产生的,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各民族人民的利益要求,又承载着国家和各民族的共同命运。领土空间建设不仅承担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而且蕴含着诸多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机制。

   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内容主要有哪些?近年来,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一一罗列。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个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秉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形成,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国族的共同体。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共同的治理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内容。

   (一)领土空间建设中共同地域的建构机制

   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共同地域建设,这一地域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是边界和边疆建设。在传统时代,有边疆,无边界。边界的确立主要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过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于受到科技和工业发展状况的限制,中国边界和边疆安全的大量工作主要是通过人员巡守完成的。今天这一传统依然保留,但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已经今非昔比。各种现代专门技术网络深入到每一个边防哨所,上与卫星联结,地面和水下配有各种先进的监控系统,背后更是各种先进的武装力量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支持。(27)这不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立体的“铜墙铁壁”的支持,而且向世界和国内各个民族宣布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疆域,祖国河山一寸不能丢。

   在边界和边疆的腹地,中国的整个国家领土呈现出凭山被海之势,大陆板块呈现出三个带有明显落差的阶梯:第一阶梯为青藏高原,第二阶梯为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云贵高原,第三阶梯是丘陵、低山以及广阔的平原。在中国的整个国家领土空间中,盆地、湖泊、山地、高原、峡谷、丘陵、沙漠和沼泽夹杂其中,形成了中国地域复杂多样的局面。这一复杂多元的环境,为中华民族的不同群体提供了生存家园,但是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和障碍也带来了各地和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种种障碍。在古代中国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着中国道家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不少民众也确实存在着只知其家,不知其国的情景。尽管如此,中华各个民族依然不畏艰险,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曾用“江河之乡”来称谓中国的国外学者詹姆斯·费尔格里夫指出:“罗马人发明了道路。而习惯于江河环境的中国人,自然就会利用那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水道之一 ——长江及其支流,这有助于把本来有可能分裂成较小单位的区域团结在一起。”(28)不同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兴修水利,引水筑渠,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了自己的共同家园。

   如果说传统社会主要通过利用自然之势、人民勤劳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系开辟和维护了中华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今天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则主要依托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将这一土地变成了一块充满生机的有机整体。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战天斗地”,在领土空间中完成了诸多伟大工程。中国的铁路、公路、水陆、航运、邮电通信、水利、饮水、互联网络、港口、桥梁、隧道等诸多体系把整个领土联结起来。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正在实施的“八纵八横”(29)高速铁路国家规划和各个不同等级的公路网络相互助力,不断伸向中国的边疆、边界和偏远地区,像一张铺开的网络笼盖华夏大地。在这个网络的不同地点上,交通枢纽和相关的服务设施拔地而起,大、中、小型城市和城镇星罗棋布,庞大的网络工程如毛细血管般伸展到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不曾有过的现代互联网遍布于城乡各处: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相通;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超高速、大容量、高智能国家干线传输网络穿行于中华民族共同生活之中。根据2021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我国贫困村通光纤比例达98%,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99.7%;全国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2%。(30)上述数据说明,一个“宽带中国”把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变成了一个动态的信息共享场域。

   (二)领土空间建设中共同经济生活的建构机制

   领土空间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适应和促进各个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形成和发展,因为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于共同的经济生活。斯大林把“共同的经济生活”作为“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1)在对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解释中,以格鲁吉亚为背景,斯大林指出了“经济联系”的重要意义:过去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语言,但是却被分割为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为此而相互混战或为外部势力利用,即便偶尔统一也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所以未形成民族;直到19世纪下半叶农奴制度崩溃、资本主义的经济开始发展以及交通状况的改变,格鲁吉亚内部各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生活的分工,才开始成为民族。与斯大林说的这种状况不同的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间,各族人民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全国生产种类多样而各个区域相对单一,形成了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尤其是广大游牧区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既形成了农牧经济的共生互辅,又形成了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经济上的需求和依赖大于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的需求和依赖的局面。”(32)历史上中国存在过分裂局面,但中央集权制度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并在一些区域中形成了诸多交换基地,如东北狩猎民族与汉族“安达”(“朋友”之意)的物物交换,新疆“巴札”的聚会,内蒙古“那达慕”的举行,西南各省的赶“圩场”,这些活动包含了不少经济交往的内容,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飞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土空间建设中的“经济联系”机制得到了质和量的巨大提升。首先,国家在每五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始终都把推进和改善不同民族之间的广泛经济联系作为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在民族地区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五年建设计划的若干原则性意见》,计划在一些民族地区修筑铁路,修补道路和桥梁,建立邮政、电报、电话、通信系统。此后在历次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国家都安排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路、铁路等重点工程的建设,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投资和项目内容不断得到扩展。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把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33)其中的“西气东输”“西电东输”、机场、高速公路、水利枢纽等工程都使得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祖国的经济发展连成一体。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本着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精神,国家加快了对老、少、边、穷地区的交通、水利、电力建设。种种政策和实践说明,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的各种工程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发展。

民族共同经济生活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物流状况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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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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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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