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百年红色经济研究述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21-11-21 00: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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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需知,井冈山是红色割据。毛泽东讲的很清楚,我不过是在普遍发生割据的大的局面之下形成了一块红色割据。我们看那个年代,大多数能站得住脚的基本都属于割据,鄂豫皖不是割据吗?方志敏不是割据吗?傅柏翠不是割据吗?基本上都是。所以,毛泽东面对的真问题,是普遍割据条件下怎么能维持红色割据?

   上了井冈山,虽然800里井冈,但人不过2万,地不过8000——这是指水田,就是山区平地很少,可以种稻子的水田更少,农业的产出极低,那怎么养军?这时候如果你继续按照秋收起义之前的那种方式,去打土豪分田地,几千人的军队谁养?于是就改成“斗土豪筹粮饷”。只要地主交出点农业剩余让红军养兵,就不打你。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整个党中央转向极左,“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但是,井冈山采取较为改良的方式,不打了,而是凑粮饷。这当然就被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党中央批判,所以毛泽东又犯右倾错误。

   等到党中央从上海失败跑到苏区来,全面接管苏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毛泽东的右倾就被纠正了。在经济上怎么看待这些变化?毛泽东井冈山割据需要土地制度改良引发的这个矛盾,实际上是党中央知识分子照搬了第三国际的一套理论,然后到了苏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全面推进苏维埃化,必须实行6天工作制,一天休息,必须8小时工作制,剩余的时间要给加班费,迅速地摧毁了苏区的那点有限的工商业经济。那些店铺作坊都待不住了,工商业几乎被扫掉了。只好对外出击去“打外线”。幸亏苏区还有点钨砂贸易,谁要?陈炯明,所以陈炯明武装保护对苏区贸易,苏区才能出卖钨砂得到医药、枪械弹药等等,才能维持住在苏区的生存。

   所以,毛泽东的井冈山改良和知识分子激进革命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当苏区没有内部经济支撑的时候,只好去打外线,那就等于把外围的这些小的地方割据打掉,中央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因此,中共的第4次、第5次反围剿就相继失败了。其实是先衰于苏区经济,后衰于教条化的军事斗争。苏区就是这么解体的,不得不仓促撤离,进行长征。

   后来到了陕北,开始难道不是照样有激进吗?后来迅速转变。当然,再次发生改良主要是在边区推行三七五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政权建设结合,这类典型的改良,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我们很快在苏区进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国民党还发军饷,养活了一大批人。但是接着国共又发生了摩擦,不发军饷了,1941年就进入全面困难状态,黄土高原农业产出率很低,要征税引发老百姓反对。此外,当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整风有不满,也因为国民党发军饷的时候他们是能拿到钱的,有文学青年在延安下得起馆子。一旦国民党断饷,这些人拿不到钱了,生活很艰苦,只能去南泥湾大生产、自己在窑洞里纺线、出去开荒种粮食,就难免闹点意见。我们都应该理解他们的困境,但是不这样艰苦奋斗,又能怎么办?边区红色经济的主流是南泥湾大生产+减租减息,上层建筑则是与乡绅合作搞三三制政权建设,这些都需要共产党跟当地的工商业地主,跟这些乡村士绅群体要维持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于是,边区改良带动了其他的抗日根据地全面转向了改良。在这个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为主的抗日战争阶段,毛泽东领导下的我们共产党既不斗土豪也不分田地,这就是基本制度上激进变改良的重大调整。边区改良客观效果到了什么程度?到国民党重点进攻的时候打下延安,毛泽东在山沟里边走,国民党军队在山梁上走,当地没有人去告密,稳定到这个地步。所以,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门心思发动底层穷人闹革命不带任何调整,直接沿着暴力革命往前走就能走得出来。我们党坚持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从基本制度的改良和激进的变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后来为什么又发生了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为什么由改良变激进全面分地了呢?是因为内战之初国共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共产党军队只有几十万,国民党的军队几百万,怎么扩军?靠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所以有再次转向激进革命——为了发动农民加入战争,支持战争。所以毛泽东主张推行激进土改。没地主的村子就“大拉平”。主张继续维持原有土地政策的农口领导人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暂停土改两年,毛泽东说不能停。1947年正是战争形势非常危急的时候,必须推进平均分地的土地革命。当然就推得有点粗。所以,有些文学家描述当年的土改,就写了那些个粗糙的情况。这次改良变激进,主要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何况,这个被称为“独立战争”的暴力革命斗争恰恰和主权正外部性有关!我刚才所说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谈判获取国家政治主权的同时让渡经济主权造成了主权负外部性,而中国通过暴力革命剥夺三大资本直接形成国家资本带有主权的正外部性。

   新中国获得相对完整主权的正外部性的第一个积极表现,就是把民国1948年金圆券改革失败所造成的恶性通胀,用农民吸纳货币的能力将其缓解了。这个解释就在我们团队发出来的《去依附》那本书里。这就是建国初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是怎么缓解的,我称之为亿万农民第一次救中国。国初财政赤字与恶性通胀同步爆发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不可挽救的!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88%的传统二元结构社会,新政权从农村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投放城市平抑市场价格;同时农民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一半的国家超发货币又储存到银行,等于促进货币回笼,极大地减轻新政权的通胀和赤字压力。

   后来,我们在八十年代进行了“二次土改”,这是第三次改良,我称之为亿万农民第二次救中国。因为在七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改造城市工业结构,带来了1974年和1978年两次债务危机,加上知青回城更恶化大量失业连带发生的社会危机。对此,如果拂去意识形态的浮光掠影,中央实际上采取的主要是“休养生息,放权让利”的改良措施,尤其是在“大包干”之后,国家对“三农”直接的财政开支基本建设支出下降了一半,减轻了中央赤字压力。此外,被胡耀邦称为“一?头刨了个大金娃娃”的效果,主要是这次“分田到户”解放了第一生产力的传统内涵——亿万农民中的能工巧匠从事工副业生产积极性,一方面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轻纺原材料的增长和社队企业出口,很快就成为缓解国家外债压力的主力军。加之,伴随着乡镇工业发展起来的乡村城镇化,带动了四十年改革时期唯一靠“内需拉动”的十年增长。可以说,亿万农民第二次救了中国。

   第四次改良是全球化危机压力下的国家生态化转型。我国几十年来的激进工业化和高速城市化都带来大量污染,遭遇全球过剩以来发生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也出现了内外互动的金融虚拟化扩张。由此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过去粗放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至少一定程度上要用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货币化来吸纳已经过量增发的货币,借助扩大乡村物业价值化增长空间来推进城乡融合,实现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包容性发展。

   为此,我们在近年来通过“三变改革”重构了新型集体经济,使其服务于整体性、非标性和公共性的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把乡村振兴打造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和21世纪发展潜力最丰富的领域。只有我国切实推进生态文明转型,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来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我们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态资源的亿万农民才能第三次救中国。

   当然,具体我们国家怎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怎么进入工业化,怎么做结构调整,怎样进一步加入对全球化竞争,大家可参考我最近出的这本书《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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