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琉球中介贸易对东亚经贸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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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婷婷   孙晓光  
还是在用东南亚土特产向朝鲜交换向明朝朝贡的物品,均可以反映出东南亚与朝鲜所进行的贸易往来。

   因此琉球在海禁政策的大背景下,积极地开展朝鲜与东亚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距离相隔甚远的朝鲜和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得以继续,也使得日本和朝鲜的贸易暗中进行,更是为中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增添助力,从而促进了东亚经贸活动的正常发展。

   四、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得以发展

   在琉球大力发展东南亚贸易之际,日本正处于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在此期间,日本的海外贸易事业有了新的进步。随着交通事业的进步和港埠的发展,日本进一步具备了航海贸易优势。在日本应永二十二年(1415年),日琉开始进行互市,琉球将自己对外贸易所得的一部分转卖到日本,其中不乏有东南亚的货物。可以说,日本所获的东南亚货物很大一部分是由琉球国所输送的。日琉关于东南亚货物的交换可以以“应仁之乱”(1467-1477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在应仁之乱之前,琉球将从东南亚国家取来的特产贩卖给日本。两国之间的贸易交往较为频繁。琉球用满剌加王国的货物来交换日本的金铜,又通过金铜在日本交换他们所需的货物,而同时琉球也将日本本土特产例如倭刀等物带往东南亚进行贸易[18]。而应仁之乱发生之后,足利氏统治结束,日本进入了地方大名相互争斗的战国时代。由于连年的战乱,琉球的船只不再前往日本,而以贩卖琉球货物为生的日本商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东南亚的货物也变得尤为珍贵。当时东南亚物品在日本的用处颇多,除了满足国内需要外,其中一部分也被当作贡品献给明朝皇帝。明英宗时期,日本曾上贡“硫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苏木一十万六千、生红铜一十五万二千”[19]。其苏木便是东南亚特产。此后日本的船只便只能前往琉球去购买东南亚的物产。萨摩藩看中了这个贸易所获得巨大利润,并试图独占此利润。在日本文明三年(1471年)萨摩藩与幕府达成一致之后,幕府便规定由萨摩藩统一管理前去琉球的海船,这使得萨摩藩开始拥有了对琉贸易的特权,这为萨摩入侵琉球王国埋下了伏笔。据米庆余的《琉球历史研究》记载:“坊津和博多,成了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心[20]。从此往来船只都需要经过萨摩藩的许可才能前往琉球进行贸易。

   不可置疑的是,琉球为日本同东南亚的经贸往来提供了一条渠道,使得日本与东南亚在原有经济贸易的基础上再次加深了两者之间的经贸互动。同时也应该注意,琉球之所以能发挥此作用有赖于朝贡关系的建立和海禁政策的强制执行。由于海禁政策使得琉球在南海领域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时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贸易竞争对手的阻扰,从而在获取商品的同时赢得利润的最大化。也正是由于朝贡关系使得琉球能够以中国皇帝的名义顺利获得东南亚的产品,从而将其产品带往日本进行售卖。可以说东南亚产品的获得本就是琉球中介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琉球使得东亚两个重要国家的经贸往来顺利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东亚国家经贸活动的繁荣与发展。

   结 语

   海禁政策的实行使原依赖华商周转于东亚各国进行贸易的东亚经贸活动受到重创,此时正需一股新的海上贸易力量来维持东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琉球趁势而起。可以说,海禁兴,琉球兴;海禁亡,琉球亡。琉球凭借着海禁时期海上同类贸易势力稀少,便航行于东亚各国之间积极开展中介贸易,作为华商的替代力量登上了东亚贸易活动的舞台,在为自己赢得丰厚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为东亚经贸活动的正常进行注入新的力量。琉球以自身为贸易活动的中介,使得中日贸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朝鲜与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得以继续或发展。但随着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政策的解除,华商势力又重新涌现在东海、南海、黄海等领域,私人贸易的重新兴盛冲击了琉球中介贸易,打破了琉球长期垄断海上贸易的局面,从此中介贸易无法直接对东亚各国经贸往来发挥作用。此后陆续经历了明清朝代更替,虽然清朝统治者也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此时的琉球中介贸易日趋衰落无力再恢复当时的盛况,只能维系中国与琉球双方的朝贡贸易关系。琉球中介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海禁政策的产物,它因海禁而兴起,也随着海禁的结束而消亡。

  

  

基金项目: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琉球‘儒家文化’认同的历史演进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RXTD004);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人文视域下琉球王国的儒家文化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CSTJ11);渤海大学海洋研究院开放基金项目“东北亚海洋环境合作机制构建及可行性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DHYYJY2020028)

  

   作者简介:娄婷婷(1998—),女,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从事东亚海域史研究;孙晓光(1979—),男,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从事东亚海域史、中国海疆史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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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木宫泰彦. 中日交通史:下[M]. 陈捷,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671.

   [6] 宫城荣昌. 琉球の历史[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77:70.

   [7] 鹿児島県史:卷2[M].东京:近藤出版社,1974:586.

   [8] 明神宗实录:卷501[M].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壬寅.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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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历代宝案(琉球国古籍):第一集 卷 40.[M].台北:台湾大学,1972:1273.

   [12] 陈侃. 使琉球录[M].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明嘉靖刻本影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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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徐玉虎. 明代琉球王国对外关系之研究[M]. 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2:239.

   [17] 李郭俊浩,方宝川. 明代琉球“伪使臣”事件与琉朝关系探析[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3(6):11-16+28.

   [18] 徐慕君. 15-16世纪琉球与东南亚的航海贸易研究[D]. 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5:52.

   [19] 明英宗实录:卷236[M].景泰四年十二月癸来朔.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20] 米庆余. 琉球历史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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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渤海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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