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

——非战略军事阵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9 次 更新时间:2021-11-15 0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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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从拜登访欧八天期间的言行看,可以认为“拜登主义”的近期和中期对外政策实践目标在于:构建美国及其发达国家同盟在全球抗疫方面的压倒性决定作用,保证美国和这个同盟单独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恢复它们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影响优势,从而为决定性地减抑它们的易受伤害性、维持和增进它们的高技术优势并规定世界未来高技术方向而重组供应链。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欲令中国受挫和损伤,或者更准确地说,其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

四  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

   涉华盟友外交是拜登政府对外行为方式的一大重心,甚或首要重心。它着力追求在中美对立和竞斗的所有重大问题领域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取得诸发达盟国和欧盟的同情、呼应、支持或协作。

   2021年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与德国外长马斯通电话。关于2020年12月底欧盟与中国缔结双边投资协定,马斯说与中国“脱钩”将是不合理的,但他也表态说,“我们在差不多所有各点上都一致”,他认为西方对华政策能够在人权、气候变化、公平竞争和裁减军备问题上变得更有效。 2月17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参加北约国家部长级线上会议,强调北约需要保护供应链和技术不被“战略竞争者”侵害。

   2月19日,拜登总统在慕尼黑安全论坛发表线上演讲,说大西洋同盟的重新振兴对反击俄罗斯破坏西方民主政体和奋起应对中国长期挑战必不可少。据美联社随后报道,“欧洲喝彩拜登方针”。

   具有象征性和实质性的双重反华重大事态是,2021年3月22日,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制裁或添加制裁中国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以及公安厅领导人。联合对付和指控中国所谓的“经济强制”已成为美国涉华盟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3月24日,布林肯在北约外长会议上称,“无疑,北京(特别是在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强制行为威胁我们的集体安全和繁荣,损害国际体系规则,损害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共有的价值”;虽然盟国复杂的对华关系不会总是与美国的对华态势完全相符,但“当我们中间一国遭到强制时,我们应当作为盟国予以回应,保证我们的经济彼此更加整合,共同致力于减小我们的易受伤害性”,以便联合抵御和推回这种强制。 5月5日,G7外长会议公报宣布:“我们将集体努力,面对专断的、强制性的经济政策和做法,促进全球经济适应力。”

   所谓中国“经济强制”的首要针对国——澳大利亚,成为此番重组贸易关系的前锋。2021年8月初,澳大利亚政府特使、前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访问印度,随即在《澳大利亚人》报发文,称澳印倘若迅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就将标志“民主世界远离中国”,“因为贸易交易既有关经济,也同样多地有关政治”。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对“澳美领导对话”(Australian American Leadership Dialogue)的演讲中传达了总理斯考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呼吁,要与拜登政府举行意在对付中国“经济强制”的澳美“战略经济对话”。特恩布尔说:“未来几十年里,……地缘战略竞争将在经济领域进行,……我们近来遭受经济强制的经历突出表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何我相信我们的双边战略合作必须延展到经济事务领域。”

   拜登政府企图联合盟友利用新冠肺炎疫源问题围剿中国。2021年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赴武汉疫源调查组发表与中方合作完成的调查报告,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韩国、斯洛文尼亚和英国13个盟友国政府立即发表联合声明,对该项调查“严重地延迟和缺乏完全和原始性的数据和样本之获取”表示关切。 同日,欧盟单独发表声明,以略微温和的言辞表达了同样的关切。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称“该报告缺乏关键的数据、信息和资料的获取,展现了一幅局部的、不完全的图景”,“中国不透明,未提供根本资料,那不能算合作”。

   此后,在一系列事态令新冠疫源问题针对中国重新发酵后,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拜登政府决心就疫源“寻根究底”,向中国问责,因为中国仍未“给予我们需要的透明”。 6月11日,布林肯与杨洁篪通电话——这是美国自3月中旬中美安克雷奇激烈交锋后首次与中国通电话——同样敦促进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中文简称世卫组织)第二阶段在华疫源调查。 6月10日,欧盟领导人乌尔苏拉·冯德莱因(Ursula von der Leyen)和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与拜登政府相呼应,呼吁进行世卫组织召集的第二阶段在华疫源调查,“调查者需要完全能得到为真正找到疫源所必需的一切,无论是什么”,不受任何阻碍和干预。 在拜登的着力推动下,2021年G7峰会公报呼吁“及时的、透明的、专家引领和基于科学的、由世卫组织召集的在华的第二阶段新冠肺炎来源研究”。 新形势下对中国增压的重要协同者还有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他在7月15日公开说,排除新冠肺炎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可能性为时过早,“我是个免疫学家,我在实验室工作,实验室发生事故”,“那是常事”,中国应拿出更多原始信息,以便国际疫源调查能够继续进行。 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同日也作此呼吁。 6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双轨方式界定美国的有关政策:一方面等待美国整个情报体系据拜登5月26日的命令在90天内拿出评估结果,另一方面主张由世卫组织领导在华开展第二轮新冠疫源调查,而“如果到头来中国拒绝履行国际责任”,美国将通过“费力的外交工作”纠合盟国和伙伴“对中国追加压力”。

   上述90天期满,整个美国情报体系依然像广泛预期的那样拿不出关于新冠疫源的确定结论。8月27日,拜登总统就此发表声明,着重指责中国不透明、不合作,“关于这次疫情的关键信息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从一开始,中国的政府官员就一直致力于阻止国际调查者和全球公共健康共同体成员评估之”;“对这一全球悲剧,我们必须有充分和透明的解说;达不到这一点的任何事都不可接受”。 疫源问题将继续是保持和加剧中美近乎全面的对立和竞斗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英等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抗疫形势大幅度好转、经济开始强有力恢复的背景下,2021年6月11—13日,G7集团诸国政府首脑在英国海滨休养胜地康沃尔举行近两年来首次面对面峰会。6月7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兴奋地说:“美国回来了”,“多边主义回来了”;在他看来,G7康沃尔峰会,连同后续的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和美国—欧盟峰会,将在抗疫、经济恢复和“面对中国崛起及俄罗斯扩张而采取更积极有为的方式去捍卫其价值”方面给发达国家提供联合发挥领导作用的大机会。 另外,按照拜登政府6月8日宣布的一项决定,即“特别经过印太四国联盟和G7之类志趣相投的盟友的并肩合作,就供应链易受伤害性扩展多边外交联系”,G7康沃尔峰会协商相关的供应链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

   一项令人不安的最新事态是,2021年6月22日,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齐格弗雷德·卢斯沃姆(Siegfried Russwurm)在柏林演讲,称“如果红线被跨过”,德国就须不惮与中国对抗,因为“普遍人权不是‘内政’”。他还表示支持G7康沃尔峰会为对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而发动“重建更美好世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该工业联合会在德国影响巨大,会员为分布在39个工业协会内的总共雇佣约800万人的10万多个工业和相关劳务公司, 因此,卢斯沃姆的言论将对德国对华政策产生消极影响。

   2021年6月14日,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成员国政府首脑峰会,会后发表公报,宣称“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与(北约)同盟安全相关的地区,中国申明的‘野心’与其实施的行为构成全面的挑战”,宣布北约计划与印太联盟成员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与新西兰、韩国加强“政治对话和实际合作”,以促进共同安全和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此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已推动其他成员国同意在2022年的北约峰会上修改作为战略总纲的北约“战略概念”,将应对中国的挑战纳入其中。

   很明显,拜登政府的涉华盟友外交旨在尽可能合力围堵和孤立中国,追求在中美对立和竞斗的所有重大问题领域最大限度地取得诸发达盟国和欧盟的同情、呼应、支持或协作。“新疆问题”、“经济强制”、新冠肺炎疫源、“一带一路”倡议和重组供应链,构成拜登执政以来在非战略军事领域涉华盟友外交的重心。6月中旬,拜登赴欧洲参加G7峰会、北约峰会和美国—欧盟峰会,使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达到了高潮。

五  甚为有限和复杂的对华局部合作

   2021年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中关系将是敌对、竞争和合作诸方面的一种混合,与中国在气候变化之类问题上合作符合美国利益,但它仍处在“我们的对外政策和我们的许多涉华关切的更大框架内”。

   同日,美国政府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线上演讲中抨击中国,说中国宣布要到2060年达到二氧化碳纯零排放(碳中和),“但我们真还没有线索去知道他们打算如何实现之”,理由是中国继续支持燃煤。他还强调,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个“关键的单独问题”——须与中国打交道,但将维持它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对华态势,“盗窃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南海等问题,我们全都知道它们。这些问题永远不会被用来为气候方面必须做的任何事情作交易”。

   4月15日,克里抵达上海,与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负责人解振华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谈,会谈后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各自强化国内努力与国际多边合作,制订各自旨在实践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 5月12日,克里告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与中国的气候变化会谈“有所进展”,但在中国出资助建海外燃煤电厂问题上争论得“非常激烈”,因为美方认为这将毁坏全球实现2050年以前1.5℃温控目标的机会。他还说,“只相信中国政府的有关承诺言辞而不监察和施压以保证其实施,将是愚蠢和错误的”,为此,他的部属们正在与大约25国深入商谈对进口中国高碳商品征收高关税。 6月8日,共同社报道,克里在与解振华会谈时要求中国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早于中国领导人宣布的2030年,但是遭解振华拒绝,理由是中国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

   9月1—3日,克里与解振华再度在天津会谈,就此,克里8月31日在东京对美日协会演讲时说,他仍要着力敦促中方显著提前碳达峰甚或碳中和时间,“中国高层领导需要采取完全能做的步骤”,“我们不是要中国做某种不可能的事。某种事难做,但并非做不到。中国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将巨大量的燃煤电力上线。” 9月1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在天津的克里视频通话,与前述克里立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关键单独问题”、中美间一系列争执问题“永不会被用来为气候方面须做的任何事情做交易”——相反,他强调美方应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这等于是拒绝了克里的要求。

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能的合作与两国间的相关竞争复杂交织和并行,这些竞争关系到各自的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利益。在经济/技术利益竞争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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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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