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合群”的诉求:“思想界”形成的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0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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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着各该省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187] 随后颁布的懿旨,还有禁会之举:

   联名结会,本干禁例,乃近来风气,往往私立会名,官宦乡绅,罔顾名义,甘心附和,名为劝人向善,实则结党营私,有害于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188]

   这对于投身报章创办的读书人来说,不啻最严厉的打击。“览报纸,知太后谕,自今取士复用四书文,并诏各处封禁报馆,捕拿主笔者,可叹!” [189] 孙宝瑄在日记中吐露了其压抑之情。邹代钧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更是连连叹息:“一月以来,事变迭起,株连之惑,竟及义宁,亦天不欲使我辈有所寸展也。念之良可浩叹。” [190] 获悉汪康年希望通过“挂洋牌”使报馆躲过灾难,邹又赶紧致信表示:“谕旨既封禁,且严加访拿,其怒殆不可测。挂洋牌一节,似宜谨慎。”“此事关系匪轻,公慎思之,千万!”信中还言及,既然“朝旨禁会”,其原来主持的“译图公会”,也当改名“译图公社”或“舆地学社”。 [191]

   这还只是戊戌维新后官方采取的举措,当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继续发行报章,尤其是留日学生办起更多报章,言论越趋激烈,则官方的举措势必会进一步升级。

   “官报”的开办:“新瓶装旧酒”

   不可否认,清廷同样期冀于建立更好的信息传播渠道,以实现“上下通”“中外通”。1896年总理衙门提出开办官书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授各种西学”,即因为认识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各国富强之基,无非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 [192] 《时务报》之改为“官报”,同样以此为面上的理由。到1901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又有“创办官报”的主张,以“上下不喻意,中外不通情,皆报纸不能流通之故也”,建议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 [193] 不过,官报的开办却是地方走在前面。论者说明:“清末官报,以地方官报开办于先,中央官报继起于后。” [194]

   “亟应于省城地方,创设官报馆,刊布旬报,博采通人宏议、正士公论,择其可刊入报者,选取缮录,呈候本部堂核定饬发刊布。” [195] 张之洞1901年11月就发出《札委王仁俊办理湖北官报馆事务》。袁世凯此一时期也有所动作。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袁就提出:“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 [196] 随后,袁世凯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于1902年12月25日正式发行《北洋官报》(又名《直隶官报》)。到1903年,鉴于《北洋官报》的成功,清政府决定在全国推广官报。外务部在答复吕海寰、伍廷芳奏请设立南洋官报的主张时表示:“推广官报,实为转移整顿之要议”,“南洋尚无官报,应令仿照办理”。 [197] 随后,各地纷纷效仿,《东方杂志》“各省报界汇志”便刊登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 [198]

   此亦表明,畅通的信息渠道同样是官方需要的,只是单纯维护自上而下的渠道,却有悖于报章作为新式媒介的属性。换言之,将报章限定于传递官方信息,则难免“新瓶装旧酒”。1902年四川学政吴郁生奏称:“各衙门之案牍加详,但皆储之宫中,外间无从涉览,亟应随时刊布,俾学者得所研求。”而“简易办法,实莫如广刻邸钞”。政务处对此也表示支持:“嗣后凡有内外各衙门奏定各折件,拟由军机处抄送政务处,由臣等督饬在京各员逐件检阅,但非事关慎密,即发交报房一体刊行。” [199] 1904年御史黄昌年则奏请将“各衙门具奏奉旨准驳折件”,“刊布晓示”。政务处为此批复:

   嗣后具奏折件,除事关慎密及照例核复之件,毋庸钞送外,所有创改章程及议定事件,均请于奉旨后咨送政务处,陆续发刊,以广传布。 [200]

   1906年,御史赵炳麟又奏请设立印刷官报局,以“国家有详善官报,耳目开通,视听自一,关系非浅鲜”。 [201] 考察政治馆对此回复:“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亟应兼综条贯,汇集通国政治事宜。” [202] 《政治官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07年11月创刊,“专载国家政治文牍”,“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 [203] 到1911年5月,清廷宣布实行内阁官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等又奏请将《政治官报》改为《内阁官报》(该年8月24日正式刊行)。在寻求更为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上,官方也在努力。

   不过,设立官报引出的“整顿报馆”,却暴露出官方之真实意图。湖南试用道李颐就表示,中国发行之报章,除官报外,“专在指摘攻击,以遂其忌刻之私”,“今欲安内御外,非整顿报馆不可。令各省皆设官报,即可开通民智,查核由官,自无违悖”。 [204] 各地方官报的开办,也传递着这样的诉求。署理赣抚的夏峕创设《江西官报》,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近来上海各报朝野传闻每多失实,其谬妄最甚者乃至离经叛道,鼓煽浮嚣,实为生心害政。”“欲去其弊而收其利,允以广设官报为宜。” [205] 四川总督锡良开办《四川官报》,理由也如出一辙,指出僻处西陲之四川,“各省报章书籍购寄为难”,遂致民情锢蔽,“胪言风听,更易传讹”,“尤非亟办官报,不足以正视听而息浮言”。 [206]

   由此可见,官报之设只是清廷加紧控制舆论的举措。官报流行后,于右任于1909年5月连续发表《向官报乞哀书》《再向官报乞哀书》《三向官报乞哀书》,表达对此的愤怒:

   你向我挑衅,我万万不敢回付你。你的资本多,你的势力大,我独立无援,只得让你罢。我向你笑,我对社会上哭呢! [207]

   这也是审视晚清报章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信息传播的渠道有多重,新兴媒介并不能完全取代旧有的渠道。只是,清廷通过创办官报以限制其他报章之发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受到其他报章之冲击。樊增祥就致函缪荃孙说明:“官报月费多金,其报章实不可看,不可看而强令人出钱买看,岂不可耻……世间报纸,惟《新民丛报》最易行销,言无文则不远,谁谓笔墨无用耶?” [208] 《南洋官报》之不景气,更是突出的例证:“南洋官报局所出报章,购阅者寥寥,近来各处均愿照缴报资,不需给报。” [209] 再到后来,官报是否值得出版,也遭到质疑。1911年《申报》发表的“时评”有如斯之言:

   今我国亦有所谓官报者乎?有之则惟借上官之力,以强迫销行于各属,而其目光则惟逢迎京外一二长官,以为固位之计;其手段则惟挑剔民报一二字句,以遂其献媚之私。呜呼,如是而已。夫如是,则与其名为官报,贻报界羞,毋宁名之曰官言,较刍言当也。 [210]

   官方作用于报章的方式,昭示出晚清初识报章经历的曲折,甚至可以说,这也成为晚清“自改革”走向失败的写照。以官方对于报章之立场作为本章之结束,正是试图说明,“思想界”的形成影响深远,其不仅意味着近代兴起的传播媒介全方位影响了历史进程,同时读书人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社会变革中。在这个意义上,回味章太炎在《时务报》上阐述的见解——“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则尤可明了其中的洞见。 [211] “思想界”的形成,也成为转变的象征。这是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

   [1]《致梁启超书》(1902年),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490页。

   [2]《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1923年10月9日),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415页。

   [3]“自改革”系龚自珍的用语。《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6页。研究者将此作为晚清思潮的一个主旋律。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自序,第1页。

   [5]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1991年8月。

   [6]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9页。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7页。

   [8]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Chinese Nationalism,M. E. Sharpe,Armonk,1996,pp.1-30.

   [9]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10]金观涛、刘青峰:《从“群”、“社会”到“社会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2000年6月。

   [11]《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5、7页。

   [12]英国赫胥黎造论,严复达恉《天演论》,慎始基斋,1898,第16页。

   [13]斯密亚丹原本,严复翻译《原富》部甲下,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第14~15页。

   [14]严复:《译余赘语》,斯宾赛尔造论,严复译《群学肄言》,上海文明编译书局,1903,第1页。

   [15]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04,第160页。

   [16]梁启超:《论学校十三·学会》(变法通义三之十三),《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第1页。

   [17]梁启超:《说群自序》,《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2日,第1页。

   [18]论者据此阐明,那时的梁启超并不主张仿效泰西之群治,反倒认为中国应超越“国群”而直接向“天下群”的目标努力。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9]皮锡瑞等:《南学总会复浏阳南学分会书》,《湘报》第71号,1898年5月27日,第281页。

   [20]《南学会问答》,《湘报》第11号,1898年3月18日,第43页。

   [21]《南学会问答》,《湘报》第15号,1898年3月23日,第59页。

   [22]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78页。

   [23]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第278页。

   [24]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第21页。

   [25]王先谦:《群论》,《虚受堂文集》卷1,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第13~14页。

   [26]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7《礼俗志四》,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第33~34页。

   [27]黄遵宪一方面指出人与兽之区别体现在是否能“群”,另一方面则说明“国”体现于“合”。《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湘报》第5号,1898年3月11日,第17页。

[28]《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壬寅十一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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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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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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