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合群”的诉求:“思想界”形成的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0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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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上书、条陈等内容也充斥其中,严复发表于《国闻报》的《拟上皇帝书》,也颇为典型。 [145] 当然,此类文字是难以“上达天听”的,严复此文,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为皇帝了解。 [146]

   这样的内容刊发于报章,也引起种种非议,被痛斥为“东南名士之陋习”。 [147] 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不无反省:“以奏折当论说,当时《国闻报》颇有之,后甚悔之。” [148] 对于康有为之上书,谭献也颇为怀疑其效果如何:

   康工部有为有五次上书,为大僚所格,未达九重。原文传布,登沪上报章,展阅一过。言有过于痛哭者,扼不上闻,固为沉笃之习。然以此为药,即能起笃疾,尚不敢信。 [149]

   之所以流行这样的方式,既是因为读书人有此愿望,也是因为报章乐于刊登此类文字。汪康年就收到不少此类请求,一位自称“不合流俗”之老书生(“现年七旬有五”),表示其“忠君报国之忱,未尝已也”,曾为“倭人侵扰”,“四上条陈”。 [150] 《湘报》登载《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还加上这样的“按语”:“此南海先生第五次上书也……适从友人处得见其草之半,亟登报首,不复拘论说冠前之常例。” [151] 可见最初出现的报章,也契合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态。“恭录上谕”为报章普遍采用,自是贯彻“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而各种上书、条陈频频登载报章,则沿袭了读书人“上书言政”的传统。

   只是,通过报章这样的新型媒介实现的“上下通”,仍是单向的。报章之“恭录上谕”自有助于官方信息更广泛传播,然书生通过报章“上书言政”未必有实际成效。政治治理的方式未尝改变,所谓“上书”,更多只是书生在新型媒介上的“自娱自乐”。

   来自官方的襄助

   “恭录上谕”成为晚清报章的一道景观,耐人寻味,牵涉如何评价这些报章的问题。无论就“报章”的形态还是“近代”的立场,或不无可议之处。以《时务报》来说,名为“报”,实际却是一份每期30页左右的书本式旬刊,而且,“既在上层说服地方大吏官购报纸,明令阅读;又在基层劝人读报,广设派报处”,计有17处官方出面,“布置官购该报”。 [152] 《时务报》一则告白即说明所获来自官方的襄助:“本馆自出报以来,叠蒙京外大府提倡,又荷同志扶掖,现已分派至七千余分,惟各省府尚多未能遍派之处,倘该处士商有欲代为经手者,请寄函本馆商议可也。” [153] 不仅在销售环节依托于官方渠道,《时务报》还直接获得不少捐助款项。一则《本馆谢启》表示:“本馆草创半岁,迭承中外大府各省同志提倡保护,顷助款至一万三千余金,派报至七千余分。非借诸公大力,何以及此。” [154] 既如此,将《时务报》等报章与后来出版的报章稍加区分,也是必要的。

   一些督抚大臣饬令官销《时务报》,也引人瞩目。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肯定报纸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而《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为此要求:

   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 [155]

   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发函各府县,肯定《时务报》“议论切要,采择谨严”。廖表示已代订若干,分发各级官员阅读,进而还指示各地方官以公款订购该报,分发各书院,“俾肄业诸生,得资探讨,以长智能”。 [156]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发给各府厅州县的札文中,也赞赏《时务报》“议论极为明通,所译西报,尤多关系,其激发志意,有益于诸生者,诚非浅鲜”,决定由部院公款订购该报若干份,分发全省各书院,供诸生“次第传观,悉心推究”。 [157] 《知新报》出版后,同样得到类似的襄助,第42册刊登的《贵州学政严通饬全省教官士绅购阅〈时务〉〈知新报〉札》道出:“现在直隶、安徽、两湖、江浙、山西、广西诸省,均因该报有裨政学,或由官府札饬所属,或由院长劝谕诸生,官吏士民,咸知购阅。”言下之意,“地处边隅”的贵州更应购取。 [158]

   征诸其他报章,可看出这是普遍的情形,《湘报》一篇文章曾说明:

   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岂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 [159]

   湖南的情况确实更为特殊,时任学政的江标在给陈宝箴的信函中言及,为支持《湘学新报》的出版,代价不算小,“学报用费亦逾千两,本省收款仅抵刻费”,“所有纸张、刷刻、装订,每月须用百金,皆由江标填用,将来或可于省外报费内收还也”。 [160] 《湘报》之能够出版,也是因为“蒙抚宪提款津贴常年经费”。 [161]

   故此,也有必要将这些报章之出现,结合晚清之“自改革”加以把握。此一时期对报章的认知仍囿于帝制的架构,期望其能弥补邸抄等信息传播机制的局限性。内容上之“恭录上谕”,以及费用上对官方的严重依赖,更说明这些报章还处于过渡阶段。

   “勿盛气、勿危言”:报章之发言方式

   最说明问题的,是办报者发言方式也受到制约。《时务报》的创办纠葛诸多因素,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甚至发行还主要依赖地方大宪之襄助,自然会影响发言方式。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该报的言说对象明显针对握有权力之人,希望阐述的主张,引起多方重视,如此一来,尽管办报者随时都保持警觉,其言论仍经常招致各种压力。

   还在《时务报》酝酿之际,黄遵宪就提醒汪康年、梁启超:“为守旧党计,为言官计,所谓本馆论说绝无讥刺,已立脚跟踏实地矣。”“吾辈事期必成,非阻力所能阻。谓此刻勿盛气、勿危言,不可以发扬蹈厉言者是也”。 [162] 邹代钧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由衷表示:“此事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如若不然,必有阻之者,甚或招祸,“身且不保,又何有于风气?” [163] 汪大燮在《时务报》筹备时即向汪康年建议:“洋人不得不请,请其译书,即请其照料。仍用美英商字样,此必不可少。吾辈非惧祸,然万一有事,后难继也。” [164] 该报开办后,汪大燮多少有些不满,甚至认为以“时务”为报章之名,已觉不妥,“初意名为《译报》,其名未尝不足倾动人,而名实相副,何必改如此大而无当之名哉?” [165]

   《时务报》发行后,影响愈益扩大,更是努力避免生事。黄遵宪在给汪康年信中,提及“都中论者仍多以报馆文为谤书”,为此特别告诫“骂詈之辞,可省则省”。 [166] 办报者有此担忧,阅报者也时常加以提醒。瞿鸿禨收到《时务报》后,一方面称道该报有裨于“鄙儒皆知世务,收效良非浅近”,另一方面却指出“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 [167] 对此,夏曾佑也直言:“今日之报馆,一以安天下之心,一以作天下之气,有闻必录是门面语,不可实做也。” [168] 叶澜则表示:《时务报》“论说”部分颇为“触目惊心”,不能不令人担忧,“言太切实,闻者生忌,昏蒙未启,而实患先临”。 [169]

   友朋的种种担忧皆出于爱护《时务报》,绝非无的放矢。高凤谦针对《时务报》刊登的两篇文字就表示:《民权》“用意至为深远”,但“此等之事可以暂缓,论议出之以渐,庶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也”。 [170] 《辟韩》一文,更令其“大不以为然”:

   君臣可废之语,既为人上所不乐闻,则守旧之徒,将持此以僭于上。不独报馆大受其害,即一切自新之机,且由此而窒。 [171]

   这些文字确实也引起不少麻烦。叶瀚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即透露张之洞对此的不满,为此表示:“《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属布告合行奉闻。” [172] 梁鼎芬也曾致函汪康年,对《时务报》刊登诋毁张之洞文章大表质疑:“徐文太悍直,诋南皮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 [173]

   不单《时务报》如此,《知新报》等报章同样有类似的遭遇。谭嗣同读了《知新报》有这样的评价:“其中颇具微言大义,而妙能支离闪烁,使粗心人读之不觉。” [174] 未必尽然,不少同道担忧的恰恰是持论太直接。张元济致函汪康年就指出该报“太无含蓄”,“且议论时政(如纪铁路事)、臧否人物(如载公度事),均足以触当道之忌,于事仍无所济”。张还特别告诫:“该报似不宜于都中求售,恐反累及贵报也。” [175]

   《时务报》收归官办一事,更说明官方对此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必讳言,这其中牵涉复杂的因素,既有张之洞与康有为的交恶,也有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分歧,不管怎样,能实现对《时务报》的掌控,显然是官方乐于为之的。根据1898年7月康有为代宋伯鲁所拟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上谕要求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176] 随后孙所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阐述了拟采取的办法,显然,其用意不止针对《时务报》,还有更多企望:

   今《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饬各省督抚饬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之明,无偏听之蔽。 [177]

   这显示官方试图对各地出版的报章均牢牢加以控制。办报者却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汪康年明确表示,《时务报》乃“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反对改为官报,理由也很充分:

   官报体裁为国家所设,下动臣民之瞻瞩,外关万国之听闻,著论译文偶有不慎,即生暇衅,自断非草莽臣所敢擅拟。 [178]

   《时务报》的遭遇,充分说明官方对报章之接纳自有其考量,一旦突破,便会施以种种压力,相应的,考虑的也绝非一家报馆。褚成博奏称“澳门《知新报》所记各事,语极悖诞”,上谕为此要求“晓谕该馆”,“嗣后记事,务当采访真确,不得传布讹言”。 [179] 针对《国闻报》发布的上谕,也告诫“国闻报馆如系中国人所开,不应借外人为护符,如已归日本人经理,则不应用水师学生代为译报”。 [180]

   曾经大力支持《时务报》《湘学报》等报章的张之洞,此时也不免陷入困局中。对于办报事,张一向强调要讲究“韬略”,读到《时务报》所刊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他就致函陈宝箴、黄遵宪,告知“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 [181] 当各种压力接踵而至,张之洞也动作频频,希望与支持的报馆划清界限。1898年5月6日张之洞所发《札北善局筹垫〈湘学报〉报资》,要求该局结清以前报资,以后不再行销。 [182] 几天后,张又致电湖南学政徐仁铸,表示不再订购《湘学报》。 [183] 同日还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表达了对《湘报》的不满:

   《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184]

   说到底,张之洞还是怕担责任。此事在湘人中也引起不小震动,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香帅打长电报,说《湘报》非是,不应说孔子改制,而易鼐尤非所宜言。”皮不免感叹:“予以为在下锢蔽终可开通,在上如此,终无开通之日,殆中国无转机乎?” [185]

戊戌政变发生后,对报馆也进行了清算。1898年9月26日上谕宣布“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 [186] 不日发布的上谕又表示:“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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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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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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