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合群”的诉求:“思想界”形成的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0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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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即人群之义耳。”编者也坦陈:“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之,不能划一,致淆耳目。”显然作者更倾向于“社会”一词,故此也表示:“社会二字,他日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 [32] 稍后出版的《新尔雅》,还列出“释‘群’”一节,对此有更清楚的说明:“二人以上之协同生活体,谓之群,亦谓之社会。” [33] 将“群”与“社会”相提并论,正说明“合群”的诉求与“社会”的成长结合在一起。

   学校、学会与报章:“合群”的载体

   尽管背负“君子不党”的古训,也未必洞悉“合群”的真正意义,但这并不影响读书人由此迈出重要一步,进而思考“合群”之道。晚清士人往往结合学校、学会、报馆三端展开论述,而且,选择的目标并非单一的,常常是将此三者结合起来。换言之,学会、学校与报章成为此一时期读书人思考“合群”的主要载体。

   需要说明的是,类似的主张所在多有。1881年,林乐知向美国监理会呈报如何振兴布道事业,已指明中国当下最要紧之事有三,即“设立教会大学”“译书撰报”“创立印书局”。 [34] 晚清读书人聚焦于此,也是出于对西方经验的仿效。1894年,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的宋育仁,将见闻整理成《泰西各国采风记》(简称《采风记》),就注意到:“西国之上下通情,得力于协会(亦称社会),而辅之以报馆。” [35] 类似这样对“西国”的认知,只是试图推动这些要素在中国得到发展,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士人以此作为“合群”的基础,却迥然有别,其往往借“合群”图谋欲实现的目标。

   在具体实践中,读书人主要结合“合群”这一目标规划所从事的事业,尽管强调的重点未必一致。开办《时务报》之前,汪康年已有创设中国公会之议,“期于联合同志,公同研究,草拟章程。先在湖北与诸同人商议,又特至上海与诸名流集议”。所拟定的章程还包括对报章与学堂之谋划,“会中人稍多,当即设立会报,附刊于译报之后”,“筹款何处最多,即何处设学堂”, [36] 同样是统筹学会、学校及报章三者。《时务报》发行后,汪康年又进一步谋划如何“合力以图之”,以奠定维新之基:

   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学堂、立学会、建藏书楼。然改科举,必将官制政法尽行改革,非旦夕所能期。 [37]

   只是,读书人对“合群”的理解各有不同,依托的载体也颇有差别。此一时期主要在湖南从事维新活动的谭嗣同,对此的论述偏重于“学”,认为“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而肄业言者,乃赖以萃而讲焉”;“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 [38] 康有为弟子徐勤在《知新报》上撰写的文章,从“政”“学”“商”三端思考“合群之义”,考虑的载体则指向议院、学会、公司:

   合群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言商则公司,之斯三者而已。然学校不兴,科举不变,民智未开,国是未定,则议院末由开也。例禁未除,人心未定,举国顽嚣,知学者寡,则学会末由开也。若夫商务公司之设,则较二者为易易矣。 [39]

   通过甲午之后读书人的相关言说及开展的一些活动,可以注意到无论开办学堂、组织学会,还是创办报章,都是本于“合群”这一中心理念。陈旭麓总结了这些努力具有的意义:“开报馆”乃必需的“传播媒介”,“兴学堂”可谓“启蒙的基石”,“开学会”则构成“信息集散中心”。 [40] 何以此三端构成言说的重心,值得加以分析。

   就晚清“自改革”确立的方针来说,学校可谓最基本的追求,期望解决“人才”问题。人们最初未必已有明确的“合群”意识,但仍把推广学校、变革科举作为思考的方向。而士人在谋划“合群”时,以学校、学会、报章为主要载体,也延续了以往的思路。帝制时代的中国,士人乃重心所在,以此作为推动变革的重点,再自然不过。

   对于“士”的批评,可谓代不乏人,降至晚清,则尤甚于往昔。由于西学传播的力度不断加强,对“士”的评骘与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颇为突出的是,“合科举于学校”渐渐落实为官方的举措。胡燏棻1895年的奏折已有“设立学堂以储人材”的主张。 [41] 1896年李端棻所上《请推广学校折》,更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晚清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文献。 [42] 而积极谋划变法的康有为,则逐渐形成替代科举考试的变通方案——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43] 由此可见,推广学校构成晚清士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是考虑到落实的困难及可能造成的震荡,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关键尤在于,如同开办“学会”受制于传统之习见,兴办学校也引发诸多联想。当时对“学校”的认知并非限于教育层面,往往和议论机关结合在一起,恰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对“学校”的阐述。 [44]

   毋庸讳言,学校、学会与报章皆是因为与“西方”,尤其是与富强的关联,才为士人所重,不乏值得检讨的地方。将报章视作“清议”之代表,或将学校定位于“议论”之本,皆堪称古老传统的现代呈现。晚清以来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早已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余英时的解释是因为士子们对外来的新思想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观念,才能发生实际意义。 [45] 正因为如此,报纸杂志在晚清的流行,固然对于推动“思想界”的形成至关紧要,但对此的认知,一开始未必清晰。

  

  

   二 报章作为“合群”的要素

  

  

   约在甲午之后,开设报馆的主张逐渐流行开来。开办学会有“禁忌”,对于创办报章之举动,一开始并非皆为叫好之声,宋恕对此就不无保留。1895年汪康年、夏曾佑等曾邀宋恕一起“议立公会,开报馆,以联络海内才士,畅发神州积弊”,他却表示“识解多歧,竟不能决!” [46] 之所以难以决断,正是因为“立会干禁,恐有未便”。 [47] 对于开设报馆,宋也有不少担忧:“康长素拟开报馆于京师,恐无益处。今上海报馆有三,专以逢迎时贵、变乱是非为事。京师忌讳更甚,安可以开报馆!果开之,其逢迎变乱之弊,必更甚于上海!” [48] 不管读书人有怎样的顾虑,报章毕竟有学会难以替代的作用,故也成为优先的选择。在康有为以“学会”号召于京师之际,参与此事的陈炽即强调:“办事当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事。” [49] 孰先孰后,或许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报馆之开设,又成为推动学校、学会发展的动力,共同构成“合群”的载体。

   “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

   甲午之后,读书人何以积极投身学会的组织和报章之创办,《湘学报》有这样的分析:经历甲午一役之创痛,“一二家人之有心计者,始敢昌言筹所以御盗之策”。不仅京师“广设学堂,创兴书局”,各省也形成“学会如林”“报馆如鲫”的局面。组织学会的,“类皆一时名贤杰士,讲求西学,掇西史之精华,以求实用”;开设报馆的,“罔不广译西政,建议变法,哀哀长鸣,血泪盈简,而要皆不失为洞微烛远之士”。 [50] 结合《时务报》的发行,可大致了解创办报章时晚清读书人的思考。

   围绕《时务报》的创办,汪康年之友朋多强调报馆应成为优先的选择。汪大燮致函汪康年言及:“译报馆能开,甚好甚好,公会不必别立地,广学会即在万国公报馆内,可以为例,先开报馆,逐渐廓充可耳。事不可骤,名不可大,有基弗坏,自能成功。” [51] 由此可看出,汪康年最初也是围绕学会、报馆的互动进行思考的,但汪大燮显然有进一步的考虑:“学会”一层,更易遭祸患,而办报“事如得法”,则“将来即与公会合而为一”。 [52] 卢靖则向汪康年建议:“会字无古今中外皆属极美之称,独中国则有会匪、会党之禁。《农会报》可否即名为《农学报》?务农会可否即名为务农公司?” [53] 邹代钧也认为学会之开办势必困难重重,反不如“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 [54]

   对于创办报章,梁启超更看重此举有助于形成“重心力量”。他在写给夏曾佑的信中提及:“顷欲在都开设报馆,已略有端绪,此举有成,其于重心力量颇大也。” [55] 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梁也说明:“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 [56] 而且,“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57] 《时务报》发行后,罗振玉也有积极回应,指明“今欲开锢闭,则兴学校为要图,而开学校之先声,则报馆为尤急”。他称道汪康年创办《时务报》之举,“实握开风气之枢纽”,“为之惊喜欲狂”。 [58] 徐维则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表达了报馆与学校并重的看法:

   鄙意以为报馆与学堂相辅而行,无学堂何以资培养?无报馆何以广见闻?东西各国报馆之多,几与学堂相埒,各立主义,不相复重,君民上下咸取资焉。近来中西学堂直省均已设立,不可不各设报馆以佐之。 [59]

   《时务报》创办的背景,也有值得关注之处。非惟《时务报》,当时出现的报章在理念上颇有共同之处,严复即勾画出此类报章之缘起及特点:

   凡此诸报,其撰述事例可略分为二类: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夫若是,则于求通之术,其或有未尽矣乎? [60]

   严复指出报章“求通之术”尚有不足,接下来再做分析,内中描绘了诸多报章之“踵事而起”,表明在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开设报馆终于得到众多应和。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众多读书人参与报章之创办,是认识到“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尤其看重报章对于“去塞求通”的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指明以报章为载体,正可以“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实现开通风气的目标。 [61] 这也表明此一时期读书人对报章的认知,主要考虑补充邸报之不足,尚未将此视作“社会”层面的用力。《时务报》最初引起重视,也是因为该报“敷陈剀切,援据确核,实能补塘报之不及,而兼综西报之长”。 [62]

   追求“上下通”与“中外通”,不只《时务报》如此,其他报章亦然。1897年创刊的《知新报》,原即拟名“广时务报”,“盖以示推广上海《时务报》之意也”。 [63] 《〈知新报〉缘起》写道:“报者,天下之枢钤,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教修而民智。” [64] 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的《国闻报》,也持相似看法。针对“《国闻报》何为而设”的问题,严复明确回答“将以求通焉耳”:

   今日谋吾群之道将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何者?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 [65]

而报章对于“合群”发挥的作用,也渐渐受到重视。《时务报》发行后,来自同道的反馈,往往着眼于此。“吾兄办事从报入手,最为中肯。今天下未尝无有心人,苦于隔而不通,散而不聚耳。今渐通矣,聚矣。凡有同志,或至馆相访者,或以文字相赠者,吾兄宜加意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 [66] 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出了上述建议。卢靖致函汪康年,对此也做了推衍性发挥:“贵报已派至七千余分之多,近数月来当更加推广,曷嘱派报诸君将阅报衔姓里居各录一册送贵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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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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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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