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向相关学人表达过此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则李泽厚先生将或近于康德、罗尔斯，或近于牟宗三式的儒家，马克思主义是李泽厚思想中不可或缺的构成，也是使李泽厚先生区别于康、罗、牟等辈的根本所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到“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近二百年后，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常常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这也许构成了李泽厚先生试图脱钩的历史背景。不过，后来，李泽厚先生似乎也未再坚持作切割，这与我去信提醒是否有关，现已不得而知。

　　 在与李泽厚先生与其他学人的交谈中，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及，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国哲学界中有二位哲学家特别值得关注，一位是冯契，另一位则是李泽厚。冯契以智慧说独树一帜，其哲学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智慧之思，李泽厚的思想构成也表现出某种相似性。不过，冯契更多地关注于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广义认识过程，李泽厚则赋予历史本体以某种优先性。在形式的层面，冯契上承金岳霖所代表的清华学派，始终表现出哲学思维的逻辑严密性，李泽厚则在注重以美启真的同时，又时时以近于诗人的直觉展示其理论的洞见。

　　 晚年的李泽厚，学术关切之点已有所转换。早先他以美学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名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美的历程》，便曾在学界被争相传阅。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的学术兴趣更多地转向哲学理论，所谓“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的看法，也表明了这一点。2013年，在推荐思勉原创奖时，我曾拟将《美的历程》列入候选名录，并就此征询他的意见。李泽厚先生的回复是：“《美的历程》乃卅年旧著，千万不要列入候选，徒令人笑掉大牙也。厚情心领，谨致谢意。”对该书的这一自我评价自然有些过谦，但从中也可看到他对早年在美学领域的研究已不甚满意。李泽厚先生晚年虽然没有推出学术上的鸿篇巨制，但却往往在哲学理论，包括伦理学领域提出独到见解。事实上，如前面所提及的，李泽厚先生在哲学的不同领域，每每具有思想的洞见，其看法常言简意赅而发人深省。当然，在我看来，哲学研究应该区分体系性建构和系统化的考察。体系总是追求包罗万象的形态，同时常常追根刨底，寻找所谓最后的支点或原点，这种体系化进路往往难免陷于思辨哲学，并终究要被解构，李泽厚先生显然并不试图作这方面的努力。然而，尽管不必追求体系化的建构，但哲学还是要系统化的研究，这意味着对提出的见解和相关观点需要从不同方面加以论证，对为何可能、如何可能等等进行系统阐释，而不是仅仅提出某种观念。由于各种缘由，李泽厚先生晚年的哲学思考在系统性的论述方面，似乎多少有些不足。当然，思想的火花在展开之后，可能会显得琐碎甚至乏味，后者与李泽厚先生的治学风格显然格格不入，或许，这是李泽厚先生不屑于作系统论述的缘由之一。不过，从学术演进的视域看，他的一些重要看法未能充分展开，这多少有些遗憾。

　　 李泽厚先生对未来充满乐观的信念，与他接触中，他曾一再提到，中国的学术未来可期，对年轻一辈，则每每寄予厚望。每论及此，我总是说，历史地看，重要的哲学家总是可遇而不可求，尽管当代及后世在学术条件、物质境遇上远超过去，但却未必一定会出现如他这样有创见的哲学家。这当然不是奉承之语，而是我的真实想法。

　　 世间已无李泽厚。与其说这表达了一时的感伤，不如说其中寄寓着无尽的思绪。

　　 202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