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彦:论人大执法检查权的功能整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2021-10-30 07: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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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彦  

   [2]Kevin O'Brien,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 Understanding Earl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27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80-107(1994).

   [3]YOUNG NAM CHO,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chapter 3(2009).

   [4]详见林彦:《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

   [5]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6-09/26/content_5354985.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

   [6]See Kevin O'Brie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form and Its Limits, 13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43-374(1988).

   [7]参见林彦:《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

   [8]详见林彦:《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

   [9]参见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98页。

   [10]邢斌文:《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预算监督功能的实证考察》,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5期。

   [11]秦前红、刘怡达:《论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的双重功能及其协调》,载《湘潭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2]详见林彦:《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监督依法行政?——以执法检查为对象的考察》,载《法学家》2015年第2期。

   [13]详见林彦:《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监督依法行政?——以执法检查为对象的考察》,载《法学家》2015年第2期。

   [14]参见林彦:《执法检查:立法程序外完善法律的制度途径》,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6—520页。

   [15]参见林彦:《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2期。

   [16]参见林彦:《合作型联邦制:执法检查对央地关系的形塑》,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

   [17]参见林彦:《论人大执法检查对审判权运行的影响》,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2期。

   [18]详见林彦:《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2期。

   [19]有学者将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视为改革开放30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经验。参见王维国、谢蒲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载《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李忠夏教授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的二元结构构成了政治系统运行的基础,形成了人民民主在事实层面和规范层面的联结和互动,并构成了‘公意’或者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机制。”参见李忠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结构分析》,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5期。

   [20]例如,2016年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结合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展了专题询问。参见张德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7-03/22/content_2019336.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

   [21]例如,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年工作安排中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部署,加强调查研究,坚持能动司法,妥善审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发生的各类案件,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3年),载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3-10/24/content_1811326.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

   [22]例如,行政机关对涉及宗教、民族、侨务工作的管理同时也是完成统一战线工作。

   [23]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4]林尚立:《行动者与制度效度:以文本结构为中介的分析——以全国人大预算审查为研究对象》,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5期。

   [25]杨景宇:《关于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人大》2013年第6期。

   [26]韩晓武:《监督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讲稿),载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6/29/content_2057105.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

   [27]根据《监督法》,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形式包括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决算、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审计监督、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等七种。韩晓武先生将前四种合称为“经常性的监督形式”,后三种为“非经常性的监督形式”。(参见韩晓武:《监督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讲稿),载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6/29/content_2057105.htm。)就监督强度而言,前四种大抵属于柔性监督,而后三者属于刚性监督,监督方式运用的频次和活跃程度一定以上反映了监督力度的强弱。当然,柔性和刚性监督之间的区别并非完全泾渭分明。例如,在一些情况下,预算监督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刚性非常强的监督方式。

   [28]汤虹:《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法律效力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三章“‘审议意见’的法律效力”(第16—24页)。

   [29]《监督法》第26条第2款。

   [30]《监督法》第27条。

   [31]《监督法》第27条。

   [32]杨景宇先生归纳出以下三大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加强人大监督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坚持依法行使职权,处理好加强人大监督与支持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点”。(参见杨景宇:《关于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人大》2013年第6期,第8—9页。)程湘清先生提出四大原则,包括“依法办事的原则”“职权分工的原则”“监督大事的原则”“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参见程湘清:《论人大监督》,载《求是》2002年第2期。)韩晓武先生则提出五项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依法行使职权”“集体行使职权”“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以及公开原则”。其中,前三条又成为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参见韩晓武:《监督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讲稿),载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6/29/content_2057105.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全国人大官方所归纳的监督原则包括“依法监督”“集体行使职权”“不包办代替”。(参见九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的说明》,载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6-09/26/content_5354986.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

   [33]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行使监督职权。”

   [34]参见杨景宇:《关于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人大》2013年第6期;程湘清:《论人大监督》,载《求是》2002年第2期;韩晓武:《监督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讲稿),载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6/29/content_2057105.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

   [35]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36]执法检查权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是由一批对当时执法状况颇感忧虑和不满的全国人大代表推动的。(详见林彦:《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同时,监督工作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报告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37]参见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载《法学家》2018年第5期。

   [38]参见张翔:《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以德国法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

   [39]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载《法学家》2018年第5期。

   [40]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41]参见蒋清华:《支持型监督:中国人大监督的特色及调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为例》,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

   [4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9年),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9年第三号。

   [43]参见李鹏委员长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99年3月15日),载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16/content_5007065.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

   [44]参见《李克强: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载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03/09/content_5175720.htm, 2021年8月2日访问。

   [45]汪铁民:《监督与支持中的政治逻辑》,载《中国人大》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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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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