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平:大国崛起理论与中国和平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58 次 更新时间:2007-01-20 1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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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平  

  而且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因此,“社会规范的一个特征是它们创造出行为模式。” 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三,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对认同和利益的建构感兴趣,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的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 换言之,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在考虑自身利益时,必须也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建构主义提出的两种认同类型与大国崛起有关:社会认同和集体认同。社会认同指行为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社会本体具有个体的和社会的结构特征,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在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环境不仅决定行为体采取一定的行动,而且决定行为体以一定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利益。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崛起的大国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在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我定位。

  集体认同即自我和其他者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把其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和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4)霸权周期理论与大国崛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者相继研究了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问题。其中一些学者,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乔治·莫徳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了霸权周期理论。其主要观点之一是: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国际政治周期性演变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由此处于稳定时期。在经过相当长时间后,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领导者的地位相对下降。在某一周期结束时,这些新兴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和叫阵越来越强,双方争夺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国际政治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局面,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进程完成一次大的循环。

  乔治·莫徳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认为,战争是世界霸权兴衰不断循环所依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这种周期性转变的结果。霸权国(又称世界领导国)位置更替的周期基本呈规律性发展,这个“长周期”大约为一个世纪。 要成为世界领导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岛国或半岛的地理位置;开放、有凝聚力、有联盟能力的社会;领先的经济;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政治——战略组织。 莫徳尔斯基长周期包含四个阶段:(1)争霸性的全球战争;(2)世界领导国的出现和被承认;(3)霸主原有权力的合法性被拒绝;(4)权利逐渐分散化。他将500年(1495-2030年)来的国际政治划分为5个世纪性周期,每个周期中都有一个霸权国家,它们依次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

  霸权周期理论认为,在每一轮周期中都会出现许多新兴国家,一般情况下,新兴国家可以和挑战国划等号,它们都希望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挑战国家通常不只一个,有时有许多个。争夺霸权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在正在衰弱的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之间进行,更多的是在挑战国家之间进行,霸权国家的某些合作者其实也是争夺霸权的国家之一。未来的国际冲突更可能在挑战国家之间发生。因此,更应该关注新兴国家或称挑战国家之间的冲突,它们之间关系的好坏才真正决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未来。一国兴起使其不能不成为挑战国家,但挑战国家可以不做“霸权国家”。前者决定于客观事实,后者决定于主观意图。

  (5)地缘经济学与大国崛起。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它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世界上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它强调:“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象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

  地缘经济学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谁掌握国际经济和生态的优势,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国家的经济政策更具竞争性,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这种竞争特别表现在高科技领域。如果一个国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领域中领先,它就会首先控制其产品的专利权。这种专利权将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而又不会受限于对付传统工业品的关税壁垒。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争夺高技术产业领先地位的地缘经济斗争正在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重要贸易国家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理论,在新时期,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首先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托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竞争来取得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6)文明冲突论与大国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发了他的文明冲突理论。3年后,他在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

  亨廷顿提出,世界上有6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这8种主要文明构成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将是这8种主要文明相互作用、合力影响的结果。亨廷顿说:“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 很明显,亨廷顿将文化和文明看作冷战后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将文明的冲突看作冷战后时代国际上冲突的主要原因。

  在谈到大国关系时,亨廷顿认为:“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 亨廷顿提出,在8种主要文明中,有5个具有文明性质的重要的核心国家,分别是:印度教文明的印度、日本文明的日本、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儒家文明的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美国。而另外3种现代文明,即伊斯兰教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却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亨廷顿认为:“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可以看出,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大国观仍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

  亨廷顿说:“在冷战后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 他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几种强大的趋势形成:第一,西方主导的世界正在终结,几个非西方国家正在作为大国凭借自己的权利崛起;第二,这些新兴大国愈来愈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偏爱它们自己的文化规范,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将极大瓦解其文化吸引力;第三,每种文明内部蕴含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源泉将变得愈来愈重要。

  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 他主张,在未来时代,为了防止主要文明之间的战争,各国应该遵守3项规则:第一,弃权规则,即核心国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保持多极和多文明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第二,合作调节规则,即核心国应相互协商和停止发生在彼此之间的断裂带的战争;第三,求同规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总之,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

  2、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大国崛起理论

  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关于大国崛起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该书记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和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的战争。斯巴达在崛起过程中,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个以斯巴达为首的军事和政治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争夺希腊霸权,终于导致战争。

  在当代,西方最享有盛名的研究大国崛起理论的历史著作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87年发表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该书系统论述了1500年至2000年这5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在这期间,一个接一个大国,如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相继崛起,而一些以前的一流强国又相继沦为二流国家。保罗·肯尼迪在这本书中总结出的大国崛起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包括:

  第一、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

  第二、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财富通常是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衰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销了。”

  第三、16世纪初期,“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 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征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改革。军事改革又有力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的障碍很少,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使欧洲社会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头。

  第四、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1500年以后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王朝��宗教联盟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争当霸主”的活动。

  第五、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形势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

  第六、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重点可能发生变化。世界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悲观主义的政治家谈论衰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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