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虹:论《世说新语》的对句之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21-10-19 09: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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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虹  
完成了共同的指向,消解了来自最高权威者的问难。在这段叙事中,二钟言语之机敏,调动出多重的对比关系,形成对句修辞,为开脱情境服务。写骈文或文中寓骈,通常都是一人撰作。像这样的机智应答,由两人或三人之间的对话而形成对句修辞,是《世说新语》所载“言语”之所擅。再如: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言语57)

   顾悦借用自然界植物的质性之异来解释人与人的体质表现上的差异,可谓善用生活智慧,且字句对偶的凝练本身也自具理趣与美感。《论语·子罕》载孔子的名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过,这是散语单句,到了清谈时代的人们就更善于融炼对句了。

  

   《世说新语》中分布的对句背后的认知反思,还与魏晋玄学时代价值多元化的思想激荡有关。例如,名教中的“孝”历来受到提倡,到了玄学时代,却出现了“生孝”与“死孝”的对比考量,关键在于形式上的“备礼”或“不备礼”,刘仲雄的观察是具有玄学洞鉴力的:“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这一观察涉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形态,打开了种种对比视野。“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字句虽不十分工整,却足称妙对,将“人害鼠”与“鼠损人”加以比对,即鼠从遭害对象到害人主体的转化,刺激原有心态立场而达成省悟,也以特殊方式呼应了孔子关怀“伤人乎,不问马”的人道情怀。

  

  

   汉代儒术独尊局面打破后,名教的价值标准不是唯一的,而且往往需要重新审视和解释,尤其在乱世,仕隐的价值观必然产生碰撞,《世说新语》所载下例实是仕隐价值观的一种论战: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颖川,故二千里候之。至,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言语9)

   这是书中字句偶对偏于全体工整的段落[17]。所拟庞士元以“屈洪流之量,执丝妇之事”来唐突司马德操的丈夫情怀,但对方却以高隐的价值观为更值得坚守,从“邪径之速”与“失道之迷”的重重判断,到古代高隐之士的人事验证,令发难者服理认输。

  

   《世说新语》有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之宣言,据冯友兰《论风流》一文概括,真风流的构成条件是必有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18]兹从对句生成的角度稍加举证引申: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子何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30)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语51)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言语90)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排调6)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81)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谢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赏誉153)

   以体道之心自处的周伯仁,自释瘦是因为“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表明了一种玄心,代表对道家生存典范的倾心,因为道家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19],“虚”也是道的品格,老子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王弼注谓:“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20]顾和给孙辈的一道设问,外孙张玄之与孙子顾敷的回答构成了语句与意思上的对应,当然顾敷能归因于“忘情”,富有玄心,不意小小年纪谈吐,与当时清谈中讨论圣人是否有情的玄学议题也起了关涉[21]。

  

   袁羊对于执掌清谈牛耳的二谢心生钦佩,他对车武子烦劳二谢的担心加以慰释时,用了一组巧妙的对句:“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既符合事理,同时也寓有对谢氏如“明镜”与“清流”般识度魅力的暗誉。

  

   晋宋之时士人形成了以玄心赏咏山水的爱好,孙子荆对“枕石漱流”口误为“漱石枕流”的解释,虽属谐谑之言,可表对自然山水的亲近。而王胡之沉浸于吴兴印渚风景的审美感受,更表现出受到玄风洗礼后的妙赏。

  

   在“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这一段记事中,“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既是王恭所寓目的风景,又引发了他内心情感的“开涤”,使他豁然化解了对故人的嫌隙。正是在破除了私愤之后,相思情深,心平如镜,他由衷地给予王建武一个品题:“王大故自濯濯。”“濯濯”是一种清朗如洗的风神,是魏晋风流之所尚,这一品题的呼之而出,不得不说是对应于大自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所带来的某种觉醒作用,使人荡涤情感障碍,拥抱超迈境界。这么说来,“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两个工整的四言正对之句,好像“道生一,一生二”的孕生过程,带来充沛的原动力,引动了高朗超迈的“濯濯”之思。

  

   刘勰注意到魏晋玄风影响于文学演进的事实,称“因谈余气,流成文体”[22]。以《世说新语》来考察,清谈的眼界、旨趣与方法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于文章对句表达的时代特色和修辞内涵,就此而言,可以看出刘勰的这个判断也是适用的。

  

   三、“事对”与“反对”

   《文心雕龙·丽辞》将对偶的类型总结为四种:“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23]对应于骈文创作上的举证,是相当有合理性的。兹从《世说新语》的对句表现,也可看出“事对”因难见巧、“反对”合力显优,从而印证刘勰的对偶理论。

  

   “事对”意味着对历史典故或古人成语的随意驾驭,来为当下的语境服务,既需意思贴合,还求字句清丽。后来的文体理论家也有一些表述可资参照,如元代祝尧《古赋辩体》卷六《三国六朝体下》提到“用事”之忌是“为事所用”[24],清代程杲《四六丛话序》认为“以事对者尚典切,忌冗杂;尚清新,忌陈腐”[25]。从这些崇忌通则中也可感事对的难度。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言语17)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言语22)

   邓艾与晋文王司马昭之间的对答,虽语出两人之间,但在字句上近于对句结构,“凤兮凤兮”是利用了楚狂接舆在孔子面前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云云,大约有以灵鸟拟人之意。邓艾并不是简单地推拒嘲讽之言,而是利用古事古语作算法,且不意间又隐将自己所落地步与圣贤孔子相联类,非常巧妙。吴楚之人蔡洪入洛后的地域人才论辩,其中引到了“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的古例,也增加了雄辩性。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阼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言语35)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早。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早;比之甘罗,已为太老。(言语42)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政事26)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方正36)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70)

   从三代贤圣到秦汉人物故事,都可以入对句用事。一般而言,用典隶事可以使言约意丰,意思婉转,有时也适当掩抑锋芒。刘琨以东汉班彪、马援明辨天命的事迹自励,引古自证,增强个人意志的合理性。摯瞻如此回复王敦,刘孝标引《挚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气节,故以此答敦。”[26]甘罗为少年时,就在秦朝建功受封,载于《史记》,摯瞻用来抵驳刚愎自用的王敦,用古却不掩锋芒,尽显个性。魏晋名士喜以孔子的某些境遇自比,前举邓艾化解“艾艾几艾”的尴尬时,用到孔子生平中被质问“凤兮凤兮”的一幕;殷仲堪本具玄学素养(“本操”),但他在政事中未忘孔子为大司寇诛乱法大臣少正卯的故事;孔群在王导的酒席上,碰到从前使自己难堪的敌手匡术,恨心再燃,便说“德非孔子,厄同匡人”,用孔子在宋国厄于匡简子,来类比自己“厄”于匡术。两人恰好同姓,匡人之可鄙,尽在言中,而圣人有时也受制于小人,故其困厄遭遇也可聊慰常人。

  

   所谓“反对为优”,往往更见缀言敷意的熔裁之功。刘勰为什么会提出“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理论?或许应该与他担心“骈赘”之弊相关。相对来说,“正对”滥用就较易表现为“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出,文之肬赘也”[27]。而“反对”则通过对反概念或视野的矛盾统合,得到文义丰足无滥之境。这种对句的奇妙,有时巧夺天工,有如神来之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55)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候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候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言语65)

桓温感动千古的名句“木犹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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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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