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21-10-17 2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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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讨论了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苏联、巴西、德国、印度和以色列的宏观科技政策演变[16];《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确保研究的诚实和生产率》(2000),讨论了科技政策的结构和边界,以及确保科研诚实、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提高科研生产率、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关系等理论问题,强调在学术自由与国家规划之间保持平衡[17];《科学、技术与治理》(2001),讨论了政府与科学界、工业创新政策、科学自治与科学家社会责任、技术时代的国际关系、军事研发管理、科技创新战略、技术与就业、科学与民主等问题,全面揭示科学技术对政府活动各个方面的重要影响[18];《型塑科学技术政策:下一代研究》(2006),汇编了STPP领域的诸多前沿研究,涉及科技伦理、科技研发、创新政策、食品安全、环境政策、高校科研、信息科技政策、城市交通、基因科技政策、技术转移等[19];《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行动中的开放系统》(2006),从技术与自由市场、科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政策工具、信息科技政策、卫生医疗政策、环境气候政策等诸多方面研究了当代美国科技政策的新动向[20];《为发展服务的科学技术政策:在界面对话》(2006),着眼于南北世界STPP问题的比较,涉及非洲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穷人优先政策、国家科技合作、农业科研政策等问题[21];《破坏科学:社会运动、美国科学家和军事政治,1945—1975》(2008),梳理了美国科学技术发展与军事、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演变,力主科学技术摆脱军事工业集团的控制而实现为人民和民主服务。[22]

   2.STPP具体研究

   某些研究文献在STPP具体问题的探讨中很重要,如:《美国智库:一项科学政治学调查》(1975),专门探讨美国不同类型智库的历史、运行、特点、作用和趋势等,指出美国智库对美国乃至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23];《美国核武器政策的未来》(1997),从转变核武器政策的原因、既有核武器政策框架、未来政策框架以及核武器控制等方面专门研究美国核武器政策,提出核武器政策必须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改变而及时进行调整[24];《介入与反思:医学伦理的基本问题》(2000),专门研究器官移植与捐献、防治艾滋病、安乐死、医生职业道德、人工生殖等医学伦理问题,它是全球许多大学医学伦理课程的基本参考书[25]。

   3.STPP研究的理论资源

   在切入具体研究之前,研究者需要了解反思科学技术的某些理论成果,作为STPP研究的理论导引、借鉴和基础。从STS的视角看,除了上述SS、SSK的代表性文献之外,还包括其他经典著作,如《两种文化》(斯诺)、《技术社会》(埃吕尔)、《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小科学,大科学》(普赖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丹尼尔·贝尔)、《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布朗)、《科学与文化》(阿伽西)、《增长的极限》(米都斯)、《第三次浪潮》(托夫勒)、《理性地捍卫科学》(苏珊·哈克)、《科学与社会》(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技术论手册》(希拉·贾萨诺芙等)等。当然,在STS之外,其他学科还提供了许多可用的理论资源,如政治学领域D. K. 普赖斯的《政府和科学:它们在美国民主中的动态关系》(1954)[26]、《科学的财产》(1965)[27]。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PSA)还设立了D. K. 普赖斯奖,每年评选一本科学技术政治学研究的佳作。

   四、结语

   总的来说,STPP研究方兴未艾,没有完全成熟,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目前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不同学科研究视角缺乏有效交流和有机融合,基础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因而研究的整体性、通约性不强。第二,虽然既有研究关注非西方的STPP问题研究,但是此类研究往往更多地将西方研究成果、观念移植到非西方背景中,因而语境性、地方性仍有待加强,以真正实现不同文化背景中STPP研究的相互借鉴。

   中国的STPP研究的兴起稍晚于西方,尽管总体还显得较为薄弱,但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发表一组“科学技术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专题论文引起反响。刘大椿等认为,当前中国公共政策需要应对的科技发展问题主要包括举国体制、保障学术自由、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协调、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或分立、科技成果既具有功利性又是公共品、学术规范恰当运行等。③在STPP具体问题研究领域,STS领域的中国学者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突出的如邱仁宗对生命伦理尤其是医学伦理的研究[28],曾国屏对技术创新的研究[29],肖显静对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研究[30],等等。

   就问题域而言,中国STPP既有研究成果涉及的范围并不比西方狭窄,但最大的问题同样在于研究范式尚未转变,因而与传统的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研究差别不明显。在未来的研究中,范式转变是首要的工作。除此之外,首先要凸显研究的中国语境,着力关注中国特色问题;其次要打破学科建制导致的研究视角之间的隔膜,围绕实际问题组织有效的跨学科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最后要强调STPP研究的实践性、对策性和操作性,更多地运用实证方法、量化方法和科学化方法,深入采集和挖掘数据,重视中观、微观领域的具体问题研究。

   总之,STPP研究大有可为,值得深入拓展。

  

  

【英文标题】Research Review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注释:

   ①按照默顿的说法,所谓“科学的精神特质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3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默顿提炼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精神等著名的规范,把科学看成纯粹追求真理的理性活动,为科学的成功进行行为规范方面的说明。但是,默顿规范一经提出就引来大量的质疑,很多人(包括米特洛夫、巴恩斯、多尔比等)认为他把科学规范美化或简单化了,在实际科学活动中与默顿规范相反的“反规范”行为大量存在。

   ②Sheila Jasanoff. The Fifth Branch: 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作者作为哈佛大学STS项目的负责人,是STPP领域目前重要研究者之一。除了该书外,她还有几本STPP方面的重要著作,如:Sheila Jasanoff. Science and Public Reas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Sheila Jasanoff. 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Sheila Jasanoff. Science at the Bar: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参见刘大椿、黄婷、杨会丽:《论需要公共政策应对的科技发展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新华文摘》2011(12)转载;刘大椿:《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载《解放日报》,2012—11—24,《新华文摘》2013(4)转载;刘大椿、杨会丽:《公共政策何以攸关国家的科技定位》,载《教学与研究》,2011(12);刘海波、刘金蕾:《科研机构治理的政策分析与立法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田鹏颖:《从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看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徐冶立:《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

  

   【参考文献】

   [1]阿伽西:《科学与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Evans Colli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 32 (2).

   [3]D. J. 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上海,世界科学社,1982。

   [4]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5]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6]富勒:《科学统治: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未来》,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7]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8]Sheila Jasanoff, et al.(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 1995.

   [9]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与社会》,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10]Frederic H. Wagner. “Ethics,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BioScience.1996,46(10).

   [11]V. 布什:《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2]David Collinggridge.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13]Thomas J. Kuehn, Alan L. Porter(e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Policy.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Charles Boyle, et al. Peop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Guide to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righto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Ltd., 1984.

   [15]Marvin Waterstone (ed.). Risk and Society: The Interac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16]Etel Solingen (ed.(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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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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