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 张亢:反思科学论战:舍格斯特尔的科学技术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21-10-16 2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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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张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上,左派们主张学术自由,反对国家对科学的干预,强调科学无国界,比如默顿基于纳粹的雅利安科学运动、苏联的李森科事件的反思,提出著名的“默顿规范”,反对政治对科学的干预[5]。显然,威尔逊秉持的是老一辈左派如默顿所坚持的学术自由的传统观念。60年代、70年代,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新左派”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分析工具科学,将科学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异化了科学使之成为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而西奥多·罗斯扎克则强烈反对技治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亦是当时“新左派”对于科学的重要批评声音[6]。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文化左派”不再关心“好科学”“坏科学”科学与意识形态以及真理问题,而是质疑政治与科学实践在一切现代体制下的共谋。因此,舍格斯特尔指出,从“二战”到90年代,左派的外延和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从左派流变的角度看,社会生物学争论实际是老左派经新左派向文化左派变化中的一个转折点[7]。

   就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而言,前后左派均喜欢运用对科学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比如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舍格斯特尔所称的“道德阅读”(Moral Reading)。但是,新左派的列文丁等人仅仅对他们认定的“坏科学”文本进行分析,揭露其政治意涵,而“文化左派”对所有科学的文本进行分析,认为权力属性是自然科学的本质属性。老左派认为,科学可以用来对抗社会权力的不当应用,因而要保持科学的独立性。“新左派”“文化左派”则认为,科学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实际上,“文化左派”致力于颠覆现代社会的理性准则和启蒙理想,对科学的批判只是他们攻击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

   三、“找回科学家”

   舍格斯特尔指出,科学反方和科学卫士内部对待其敌对方的基本态度也并非一致。就科学反方而言,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共同点在于:否认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权威,彻底解构正统科学认识论,坚持科学是社会或文化建构的,这与传统的STS研究如默顿学派处理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进路是不同的。而SSK与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也并非完全一致。舍格斯特尔指出,反科学的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坚持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主要兴趣在于价值和意识形态”,而SSK坚持科学建构论,关注的是“理性主义者的解释模型的不合理性”[4]10。同样,科学卫士们也并非是一致的,反对SSK的人不一定反对STS。很多反对科学反方的科学家指出,对科学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视角的研究是必要的。科学卫士们反对的不是全部的STS,而是其中的SSK。并非所有的STS流派均对科学持有敌视的态度,而是其中的SSK。因此,舍格斯特尔主张,应该重新定位STS研究,STS研究应该与科学家合作,共同来处理科学和社会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度被SSK的流行所掩盖,之后又被科学大战所淹没。

   必须要强调的是,舍格斯特尔所称的STS并非通常意义的STS。通常STS指的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以默顿学派为主干的狭义科学社会学研究,舍格斯特尔的STS指的是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即从7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科学为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从事此意义STS研究的学者不仅来自哲学和社会学领域,还包括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4]31。在此意义下的STS比狭义的科学社会学要宽泛得多,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SSK,科学文化研究,科技史研究,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cience,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以下简称STPP)等均囊括其中。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单地将各分支学科研究拼凑在一起,而是试图将不同视角的研究围绕问题有机地整合起来。舍格斯特尔对STS的扩展理解很好地反映了当代该领域发展的现状。

   舍格斯特尔认为,目前自然科学家与STS研究之间关系的恶化是暂时的,并非必然如此的。STS领域有许多其他理论传统如默顿—巴伯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它们被SSK所遮蔽,不为科学家们所熟知。因此,STS研究应该加强和科学家交流,“找回科学家”[4]30。SSK的支持者们对自然科学缺乏了解,并且认为没有必要和科学家进行对话。这是错误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它能被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本人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用的。”[4]30因此,舍格斯特尔指出,“科学大战”对于STS研究意义重大,刺激着该领域的研究者自省。未来的STS研究应该求得科学家们的帮助,增加对常规科学研究的关注,提出对实际的科学实践活动有新价值的看法。

   四、从科学哲学最新发展看舍格斯特尔

   “科学大战”和“社会生物学争论”对于科学哲学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科学哲学界对它们的研究和回应还很不够,因而舍格斯特尔的研究不可忽视。总的来说,她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走在了正在发生的科学哲学范式转型的最前沿,即科学哲学从物理学哲学转向生物学哲学,从辩护论、批判论转向审度论。

   首先,社会生物学争论研究牵涉到科学哲学从传统的“以物理学为样板”向“以生物学为样板”转型的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学停滞不前,所谓“物理学帝国”开始衰落,相反生物学群落包括生命科学、进化生物学、基因工程、生态学和认知科学等创新不断,不同于传统科学的“后现代科学”迅速兴起,物理学不再是其他自然科学惟一的基础或模仿对象,使得自然科学从“科学帝国”走向“科学共和国”[8]。在“科学共和国”中,生物学范式逐渐成为与物理学范式并立的最重要的科学范式。显然,生物学范式与物理学范式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差别,比如由于人是一种动物,同时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物学范式没有办法完全剔除与人相关的心灵、道德和政治问题,这在社会生物学中表现得很突出。科学哲学是反思科学的学问,自然科学范式的转变必然会导致科学哲学范式的转变,生物学范式崛起直接导致生物学哲学的兴起。一般认为,生物学哲学很大程度上起源于60年代兴起的反还原论与反实证主义立场[9],而社会生物学争论对于生物学中整体论主张复兴至关重要。由于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均以物理学为样板,因而彼时的分支科学哲学可以说是物理学哲学或它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科学哲学就是物理学哲学。因此,生物学哲学并不仅仅止于一门分支科学哲学,而是要走向一种全新的科学哲学。比如,生物学解释不能摆脱目的论,不能做到物理学那样纯粹的因果解释,这就注定生物学认识论和物理学认识论明显不同,也注定生物学哲学一开始就与某种意义研究或文化研究纠缠在一起,不能是传统以真理分析为唯一旨趣的传统认识论研究。

   其次,对“科学大战”的反思提出了科学哲学基本取向从辩护、批判走向审度的问题。毫无疑问,“科学大战”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已经并更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进入21世纪,许多学者开始跳出争论本身,试图以旁观者立场客观中立地审视论辩双方的立场,进而找寻争论对于科学哲学发展的借鉴意义。其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哲学对科学进行反思的基本取向要从极端片面的“辩护”或“批判”走向更为全面谨慎的“审度”[10]。从思想史发展来看,科学论也是大致经历了一个对科学“从辩护到审度”的转变。科学论产生之初,主要宗旨是为科学辩护,即证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并试图用科学方法改造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把非科学问题划归为无意义命题。辩护科学的思路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之后,辩护的声音逐渐衰落,质疑科学的声音越来越响。到了20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质疑甚至走向全盘否定科学的极端,出现以另类科学哲学为代表的“反科学论”。但是,对科学的全盘否定显然与常识和现实需要不一致,很快引起反弹,“科学大战”就是佐证。应该说,单纯的辩护论或批判论在现实中走到了困境,不能说明科学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审度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实际上,审度是辩护者与批判者的激烈辩驳而催生的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对待科学,科学哲学不能一味地辩护,也不能一味地批判,而是要走向谨慎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审度。实际上,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表现出审度科学的某些迹象,如舍格斯特尔“重建科学技术研究传统”的主张、苏珊·哈克的“批判常识主义”以及约瑟夫·阿伽西“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等,可以称之为“科学审度论”。

   总之,当代科学哲学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型,将出现与维也纳学派诞生以来以往所有科学哲学均不同的“新科学哲学”,而舍格斯特尔的研究正是这种转型的征兆或先声之一。目前,新科学哲学还正在兴起和发展当中,还远远没有成熟,还有待观察。从总体上看,新科学哲学并没有一致和连贯的进路或范式,而将采取多元化、异质性的哲学反思策略,但始终将主旨收敛于破除极端、反对总体化,进而在具体、历史和现实中审视科学技术问题。

   作为一种新科学哲学,舍格斯特尔提出了“重建科学技术研究传统”的呼吁。这是非常有创见的。STS的默顿传统存在3个问题:(1)忽视知识生产的社会学分析;(2)科学与外部社会关系研究重视不够;(3)缺乏对科学的批判意识。但是,默顿传统紧紧抓住科学建制和科学家本身,形成了与科学界良好的互动关系。如果能用审度论对默顿传统、SSK等进行改造,构建某种新STS传统是可能的,最近颇具审度意向的STPP研究的兴起就是佐证[11]。舍格斯特尔与SSK一样研究了科学知识的生产问题,然后又把科学活动展开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审视,把科学作为生产、传播和认可的连续过程来处理,从而避免SSK的极端批判立场。并且,舍格斯特尔提出了一些长期被科学哲学研究忽视的问题,如公众参与、科学民主化等,这些问题长期被作为科学外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新科学哲学的发展,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内史/科学外史、科学认识论/科学价值论等传统的科学哲学二分法将逐步被消解。最后,舍格斯特尔对STS概念进行重新解释,试图把STS变成一种以科学为中心的、综合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科学史等不同学科的跨学科问题学研究,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当然,舍格斯特尔的研究还很初步,问题也显而易见。首先,最大的问题是提出了新主张,但对如何重建STS传统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其次,研究过于经验化,回避了传统科学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停留在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的层面。再次,立论的基础缺乏物理学、化学的分析,更多采用生物学的讨论。显然,生物学哲学的兴起,并不代表物理学哲学的结束,未来新科学哲学更应该是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

  

   原文参考文献:

   [1] U.Defenders of the truth:the sociobiology debat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 U.Negotiating "sound science":expert disagreement about the risks of relea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icro-organisms[J].Political and the life science,1990(2):221-231.

[3] U."Bad science",and politics:a critique of anti-reductionist reasoning[J].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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