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布等:社会的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 次 更新时间:2021-10-14 11: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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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施瓦布   蒂埃里·马勒雷  
为未来繁荣奠定基础。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快速创造富有价值的工作机会,包括研究岗位、教师岗位以及相关机构的运营管理岗位等。即使我们能够战胜这场危机,我们也要意识到肯定有其他危机潜伏在周围不远处。我们无法预测下一场危机是什么样子,但它肯定不同于上一场危机。[15]

   根据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这样的政府干预既会产生积极作用,又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它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莫过于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

  

   几乎难以避免的是,新冠疫情将迫使世界各国重新思考和界定社会契约的条款。本书前文已间接提到了下列事实:新冠疫情放大了此前已经存在的各种问题,凸显了结构性弊病从未消除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社会失调和对现状的最新质疑,人们强烈呼吁重新调整对每个人产生约束的社会契约。

   从广义来讲,“社会契约”是指管理个人和制度之间关系的一整套(通常比较模糊的)安排和期望。简而言之,它是社会的“黏合剂”。没有它,社会结构就会瓦解。几十年来,社会契约以非常缓慢甚至不易被察觉的方式,强迫个人对其生活和经济发展成果承担了更大责任,使大部分社会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契约正在遭受破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完全崩塌。人们对无通货膨胀或低通货膨胀的明显错觉就切实而生动地阐述了社会契约被破坏会如何影响现实生活。多年来,世界各地许多商品和服务的通货膨胀率确已下降,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三样东西——住房、医疗和教育是例外。这三者的价格急剧攀升,占用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在一些国家,人们不得不借债才能接受医疗。同样,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许多国家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但与就业率提高相伴发生的是收入增长停滞和工作极化。这一趋势的发展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福利和社会福祉受损,他们的收入再也不足以承担相对体面的生活(包括无法再位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之列)。今天,导致人们不再信任社会契约的各种根本原因主要集中于不平等、大多数再分配政策失效、人们感到遭受排斥或被边缘化,以及感到社会不公的普遍情绪等问题。在此情况下,许多公民已经开始谴责社会契约的崩塌,并日益普遍、有力地表达了对制度和领导者的不信任。[16]公众普遍的愤怒在有些国家会演变成为和平或暴力的游行示威,而在有些国家会导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政党上台。无论是哪种形式,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下,现有政权的应对措施都是不力的,往往对叛乱准备不足,或者缺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尽管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但政策解决方案还是存在的,大体可以通过赋权人民和响应呼声、缔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契约来改革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应对当今世界的最新变化。过去几年中,多家国际组织和智库已经顺应这一新的现实,提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若干建议。[17]新冠疫情则是加速这一转型的转折点,它让原有的社会弊端清晰可见,使得回到疫情之前的社会状态变得不可能。

   新的社会契约会以什么形式呈现呢?实际上,并没有现成可用的模式,因为每一项潜在的解决方案都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好的”社会契约必然各有不同。同样,这两国的社会契约肯定也区别于瑞典或尼日利亚的社会契约。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各国之间的社会契约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和原则,而且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凸显了这些特点和原则的绝对必要性。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共同特点和原则如下。

   第一,广泛(虽然不一定是普遍)提供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医疗和优质的基础服务。

   第二,致力于为工人和目前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那些在零工经济部门工作或者推动零工经济发展的人。在这些经济部门,全职员工已被独立的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取代)提供更强大的社会保障。

   人们常说,一个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集中反映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体现了社会契约的“质量”和稳健性。随着最严峻的疫情时期逐步过去,我们应该开始通盘审视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最终对社会契约的各项条款做出重新界定。在疫情防控措施低于正常水平的国家,许多公民开始提出严肃的问题。比如,在疫情肆虐的严峻时刻,我的国家为什么总是缺乏口罩、呼吸机和呼吸器呢?国家为什么没有准备足够的这些物资?这是因为长期追求短期利益导致的吗?我们的GDP那么高,但是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向急需救助的人群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呢?一名医生往往要接受10多年的专业训练,其年终“业绩评估”往往取决于在救死扶伤方面的表现,但其薪资水平为什么远远不及一名交易员或对冲基金经理呢?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大多数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不足:医护人员数量不足,病患医疗成本高昂。在富裕国家,出于对提高税率的政治担忧,靠税收支撑的医疗服务体系长期面临资源不足的情况(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随着人们日益意识到“有效的管理”并不能抵消投资不足的影响,他们对于提高医疗开支(因此提高税收)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

   新冠疫情也揭示了大多数福利体系存在的巨大差距。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用最具包容性的方式来应对疫情的国家,往往也是精心规划了福利体系的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比如,早在2020年3月,挪威就保障了自由职业者80%的平均收入(依据前三年的纳税申报情况),丹麦的这一比例为75%。市场化水平最高的经济体则奋力追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来保护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零工经济从业者、独立合同工或临时工,这部分劳动力从事的就业活动往往游离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之外。

   对新的社会契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是病假制度。经济学家偏向于认为,如果没有带薪病假制度,会加大疫情防控的工作难度,原因就在于如果员工没有带薪病假,他们很可能在感染病毒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或被迫继续工作,从而加重疫情的传播。对于低收入者和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低收入者往往正来源于服务行业)来说,尤其如此。2009—2010年猪流感(HIN1)暴发时,美国公共卫生协会预计感染人数约为700万,死亡人数约为1500,因为已经感染的员工承担不起不工作的代价。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的劳动法规定,雇主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带薪病假。2019年,约有1/4的美国劳动者(约有4000万人,大多数为低收入者)没有享受过带薪病假。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肆虐,特朗普总统签署新的法令,要求各行各业雇主为员工提供两周带有部分薪水的病假和家庭休假,但只针对需要看护孩子的员工。这一最新政策将如何重塑美国的社会契约尚待观察。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要求雇主提供长短不一的带薪病假,且在此期间不得解雇员工。这些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颁发的新法律规定,对于居家隔离的员工,包括零工经济从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国家将为其补偿部分或全部薪水。在日本,所有员工每年最多可享受20天带薪假期。在中国,所有员工都能享受带薪病假,病假期间的日工资为平时的60%~100%,而病假的长度由雇佣合同规定或者由员工和雇主双方商定。按此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措施会越来越有助于重塑社会契约。

   在西方民主社会,社会契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自由。当前,人们日益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应对新冠疫情和未来其他流行病的各项对策会导致“长期监控型”社会的出现。本书下文中有关技术重构的章节将详细分析这一问题,但毫无疑问,只有当一项威胁具有公共性、普遍性且关乎生死存亡时,国家才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外,政治理论家经常强调,行使非常规的权力需要获得人民的授权,且权力的行使必须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我们可能会赞成这一主张的前半部分(公共性、普遍性且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但后半部分呢?我们期待能够引发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讨论,共同畅想社会契约的未来图景。

   共同重塑社会契约的条款是一项划时代的任务,它通过应对当前的艰巨挑战,为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亨利·基辛格提醒我们:“领导者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要在管理危机的同时缔造未来。如果失败,世界将面目全非。”[18]在构思未来社会契约框架的过程中,忽视年青一代的观点将会给我们带来风险,因为毕竟他们才是未来社会契约的履行者。他们是否遵守社会契约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呼声。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年青一代比年老一代更具革新精神,更愿意改革我们的社会契约。新冠疫情已经颠覆了他们的生活:全球范围内,整整一代人深受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影响,而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还将有数百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队伍。他们将永远带着新冠疫情给他们留下的伤痛。此外,在背负债务的情况下开启职业生涯(许多学生有教育贷款在身),有可能会对他们产生长期影响。从收入、资产和财富角度看,千禧一代(至少在西方世界)的境遇不如父母一辈。和父母一辈相比,他们购置房产、生育子女的可能性更小。如今,又一代人(Z世代)正在进入一个在他们看来十分失败的社会体系,而新冠疫情揭示和加剧的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会继续困扰这一社会体系。正如《纽约时报》引用的一名大三学生所言:“年轻人非常渴望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我们看到前方道路已经支离破碎。”[19]

   这一代人将做出何种反应呢?或许他们会建议采取根本性解决方案(通常是较为激进的行动),来防范气候变化或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引发的下一场灾难。他们最有可能要求采取激进措施来改变现有的发展道路,因为支离破碎的现行制度让人绝望,让这一代人感到沮丧和痛苦。

   青年激进主义正日益成为世界性思潮[20],社交媒体通过以往难以实现的方式,大大加强了其动员社会的能力,推动这一思潮渐成革命之势。[21]青年激进主义有多种形式,既有可能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又有可能是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但都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经济改革、性别平等和LGBTQ群体(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心理性别不明者)权利等广泛的社会问题。年青一代是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毫无疑问,他们将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和实现世界大重构的重要力量源泉。

   [1]Kissinger, Henry A.,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 April 2020, https://www.wsj. 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pandemic-will-forever-alter-the-worldorder-11585953005.

   [2]The expression has been used, and also debunked, repeatedly. For a specific example, see Jones, Owen, “Coronavirus is not some great leveller: it is exacerbating inequality right now”, The Guardian, 9 April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apr/09/coronavirus-inequalitymanagers-zoom-cleaners-offices.

[3]El-Erian, Mohamed A. and Michael Spence, “The Great Unequalizer”,Foreign Affairs, 1 June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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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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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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