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美国犹太教“极化”进程中的以色列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21-09-29 06:44:08

进入专题: 犹太教   以色列  

汪舒明  
美国博彩业巨头埃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不仅在美国保守势力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甚至被视为共和党的“造王者”,公司通过巨额政治捐赠、创办政治立场鲜明的媒体、资助交流项目等方式,对以色列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以色列社会政治团体和精英也积极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寻找同盟,开拓直接沟通与合作的渠道,争夺对美国犹太社团乃至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以色列政治家经常成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重要犹太组织重大会议的嘉宾。

   借助便捷的跨国旅行,美以犹太社团之间的人员往来变得日益频繁,双向移民和双重国籍的人员数量大增,家庭亲友的跨国联系也变得异常密切。双方都有约1/3的犹太人曾到访对方国度。为期十天免费游历以色列的“发现以色列——与生俱来的权利”(Taglit-Birthright Israel)项目,是跨国旅行规模膨胀的表现。该项目旨在消除以色列和海外犹太社团之间的隔阂,强化参与者的犹太认同和对以色列历史文化的关联性。至2020年初,通过该项目赴以游历的人数已累计超过75万。(24)通过“旅行”(Masa(25))项目赴以色列游学,以及在“心连心”(Nefesh B' Nefesh)计划支持下移民以色列的北美犹太人分别翻了四番和一番。(26)赴以游历、游学乃至移民的犹太青年大多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等重要犹太组织也积极在以色列建立合作伙伴,或建立分支机构。以色列犹太人移居美国也蔚然成风,至2019年,以色列裔美国人超过50万,约占美国犹太人口的10%。(27)高等院校校友会、以色列国防军退伍军人联谊会等以犹太人联谊组织,也在美国蓬勃发展。以色列裔美国人理事会(Israeli American Council)等组织开始涉足美国政治游说事务,该理事会2019年年会吸引了近4,000人参加,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佛罗里达出席年会并作主旨讲演。(28)

   犹太教不同宗派在美、以犹太社群乃至全世界犹太社群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相同。出于团结犹太教正统派的需要,1947年以色列建国前,本-古里安以致信正统派领导人的形式,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现状协议》的规范,在确定“安息日”为休息日、国家机构保持“净食”、婚姻和个体地位根据犹太教法决定、宗教学校体系自治等议题上,本-古里安政府向犹太教正统派作出让步。此后30年间,持世俗锡安主义立场的工党政府一直吸纳宗教政党加入执政联盟。工党以这种妥协和包容姿态维护与宗教势力的关系,由此确立起以色列犹太教正统派势力对宗教事务的主导权。尽管以色列并非神权政体,但犹太民族在以色列的主体地位、比例代表制下宗教政党在以色列政治平衡中的关键角色,均有助于犹太正统派势力事实上在以色列宗教生活中维持垄断性地位,并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以色列传统上的犹太民族“精神中心”地位、以色列建国后增强此种地位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结果,也在不断提升耶路撒冷和犹太教正统派在精神上对全世界犹太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非正统派犹太人却在以色列受到全面压制。直到最近十年,犹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仍然举步维艰。(29)在美国占据主导的政教分离体制下,犹太教不同宗派与其他宗教一样,处于一个自由竞争的“宗教市场”中,相互争夺影响力和话语权。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犹太人在美国宗教和族裔中的少数派地位,以及长期以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冀求,使得非正统派犹太人在美国犹太社团中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长期在美国社会顺利发展。坚持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信条成为美国非正统派犹太教观念的中心和“好犹太人”(30)的标准,这亦是非正统派在犹太民族认同和美国认同之间维持某种动态平衡、减缓“双重认同”焦虑的方式。犹太民族特殊主义倾向明显的美国正统派犹太人,则具有将“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视为他们身份认同和宗教观念核心的强烈观念,借助正统派犹太人在以色列的主导权,得以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以色列在当代全球犹太人中的“精神中心”地位,无论在改革派还是正统派犹太社群中都获得了承认。能否扩大在以色列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由此成为不同犹太教宗派争夺在流散地(包括美国在内)话语权斗争的关键目标。即使以北美为其信众和组织重心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也日益将其信条在以色列的推广视为自身在北美等地是否被承认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最终试炼。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尤其高度认可以色列在其信仰和身份认同中的中心地位,并以弥赛亚主义视角来看待以色列的建国和壮大。这种圣地情结推动着美国正统派犹太积极地赴以游历、游学,甚至移民以色列。参与前述“发现以色列——与生俱来的权利”“旅行”“心连心”等项目的正统派犹太青年人数远超其在美国犹太教派人口的比重。美、以极端正统派社区的联系尤其紧密,堪称“非地域共同体”(non-territorial community)(31)。秉持宗教锡安主义的现代正统派同样与以色列现代正统派社团声息感同。出于对美国世俗文化“毒害”的担忧,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现代正统派犹太家庭将高中毕业的孩子送进以色列正统派开办的犹太经学院(yeshiva)度过为期一年的“间隔年”(gap year),以对冲美国世俗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以色列正统派经学院也积极从世界各地犹太社团招收学生,以扩大自身影响力和财源。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2001年至2002年,约有65%的犹太“日间学校”(day school)毕业生参加了以色列犹太经学院的学习。由于强调在以色列研习《托拉》的特殊重要性,犹太教现代正统派男生赴以学习的比例尤其高达90%,几乎成为“常规”(32)。这些青少年在以色列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长期接受持右翼立场的以色列正统派教师教导,经历以色列正统派经学院清苦严格的生活和持续高强度的犹太经学学习。一年后回到美国,无论是外在言行,还是内在身份认同方面,他们都与高中毕业后直接去世俗化高校的年轻人反差巨大。一年的游学生活往往使现代正统派犹太青年更加亲以、更加钟爱经学院、更加右倾。由此,以色列的犹太经学院日渐替代犹太“日间学校”,成为美国现代正统派青年理想的学习机构。(33)相较而言,持自由主义倾向的非正统派犹太人与以色列的联系远不如正统派紧密,且非正统派犹太人主要同以色列的自由派犹太人建立关联纽带。他们不甘在以色列低人一等,反对正统派在以色列的霸权地位,并在一系列议题上都与一个右倾化的以色列存在尖锐分歧乃至冲突。

   美、以犹太社团之间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以及相互之间“直接接触”模式的出现,使得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各自的社会政治冲突极易相互传递、共振联动。而美、以犹太教宗派结构的非对称性——正统派犹太人在以色列占据垄断地位,而非正统派犹太人在美国占据优势——以及美国犹太教宗派在对以关联中的不同处境和角色,成为以色列社会政治冲突、极化、右倾化得以向美国犹太社团传导、外溢,进而加剧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之间极化和冲突的重要条件。

   二、以色列社会政治“极化”对美国犹太社团的影响

   以色列教俗势力之间因社会文化认同差异长期存在深刻裂痕。以色列建国以后约30年间,社会政治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社群之间的矛盾较好地得到了管控,民主政治得以良性运转。尽管以色列存在左、右、宗(教)三大阵营,但持世俗主义立场的工党阵营一枝独大,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在《现状协议》下,相对弱小的宗教政党在政治上长期与工党合作共处,政治立场总体保持温和节制。尽管教俗力量之间有时发生冲突,但大体上得到了较好管控。而后来发展成利库德集团的右翼锡安主义势力,尚难挑战工党的主导地位。工党阵营努力营造和维护社会共识,以务实态度处理各群体间的分歧,注意不将其他群体推到社会基本共识之外,避免公开的认同危机和直接对抗,从而维持着一种“共识性民主”。以锡安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建构进程,也注意汲取犹太教内涵以促进各派犹太人之间的共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政坛“三个阵营、工党独强”的格局转变为左、右两大阵营的对峙。在1996年以色列总理直选中,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已经显明。在东方犹太人的支持下,利库德集团崛起为强大的世俗右翼锡安主义势力。在教俗关系和领土问题两个关系以色列身份塑造内外维度的关键议题上,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的立场和形象都已基本固化。工党反对“教权”、倡导“领土换和平”的形象和政策立场,使得长期以来作为其合作伙伴的宗教势力与之分道扬镳,在社会政治领域站到了其对立面。相反,利库德集团却以支持以色列国的“犹太属性”以及其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强硬立场,赢得了宗教势力的支持。宗教势力实力膨胀,此时已成为以色列政治平衡的关键力量。极端正统派一方面为以色列社会的“西方化”而担忧,另一方面则因人口膨胀亟须扩建定居点,又因兵役问题与世俗派产生矛盾。由此,长期以来与锡安主义保持距离、立场温和的极端正统派出现政治右转,成为反对和平进程的右翼势力。(34)与此同时,秉持宗教锡安主义、主要代表现代正统派的“国家宗教党”在宗教仪式等方面向极端正统派靠拢。此前存在分歧的现代正统派和极端正统派相互趋近,宗教阵营内部趋于融合,并与持右翼民族主义立场的利库德集团形成联盟。(35)在世俗左翼势力衰落的同时,教俗右翼势力兴起并实现整合。

   长期以来,锡安主义是以色列主流价值观核心要素,成为以色列社会的团结因素。但“后奥斯陆”的以色列是个多族裔、多文化的国家,在文化价值观领域深度分化。(36)传统锡安主义价值观受到“后锡安主义”和“新锡安主义”的挑战。(37)后锡安主义反思并解构传统锡安主义运动“道德清白”的历史叙事,主张对巴勒斯坦作出历史性让步以实现阿以和平共处。新锡安主义则反对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倡导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具有明显神权色彩且符合犹太教法的“犹太国”。由此,锡安主义在公共话语中成为左、右翼之间的斗争性因素,而非团结因素。以色列左翼视之为犹太民族的正常化,而右翼则视之为一股解放犹太人的力量。(38)

   赖以维系社会政治机制良性运转的社会共识在20世纪末消解,导致以色列出现了“身份危机”和“民主危机”。(39)以色列陷入了多战线的“文化战争”之中,左翼和右翼之间围绕巴以和平进程、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围绕宗教在以色列的角色,发生了尖锐冲突(40)。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倾向双向运动且日益分化,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双头怪物”。(41)不同群体对以色列国的认知和期望差异巨大。对极端正统派而言,以色列首先应该是个“犹太国家”,其次才是“民主国家”。对于非宗教群体而言,则正好相反。

   以色列教俗力量之间尤其从一种温和、节制、包容的“协商共生主义”,转向了极化、冲突的危机主导型关系。自20世纪末以来,教俗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从和平进程、极端正统派青年服兵役等具体议题,转向皈依、国家性质等几乎复杂无解的身份政治。在这些斗争中,教俗双方频频相互妖魔化,互不妥协相容。世俗派往往将极端正统派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提并论,警示日益增长的极端正统派主导带来的威胁。极端正统派则反击世俗派为“第四帝国”和“纳粹”。(42)宗教势力还往往唆使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抗命,以抵制政府关于执行和平协议的相关命令。双方间的冲突逐渐升级,从言语层面转向行动层面。极端正统派不时采取公开聚会、激烈抗议等街头抗争政治手段。1996年至1998年间,极端正统派在安息日频频发起设置路障、烧车、扔燃烧弹等阻碍公共交通的暴力行为,而世俗派则抗议极端正统派不服兵役。

1995年11月拉宾遇刺事件成为教俗冲突和社会政治“极化”最为严重的案例。拉宾长期以来为工党军政要员,1948年曾亲自指挥左翼武装“帕尔马赫”(Palmach)袭击并收缴右翼武装的军需船。20世纪70年代拉宾任总理期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犹太教   以色列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8787.html
文章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1年0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