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波:杂字读物与明清识字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21-09-21 21: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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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海波  
民众乐意读杂字,而不愿使用民众教科书。40

   因此,试图还原杂字的接受史,颇令人无奈,但绝不因史料构成的屏障而搁浅。我们可以迂回前进,采用上文梳理的路径,依靠书籍物质形态,也可参照序跋中生产者预设的理想读法。这种根据“副文本”和物质形态推断阅读和读者对文本阐释的进路有理论体系作为支撑,但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规矩。41因此,要真正在历史框架内展开讨论,就应特别注意杂字中留下的真实读者,尤其留有名字组合杂字内页的认读字迹、时间标记或其他涂鸦。这些在认读过程中随手、即时产生的零碎信息,是真实读者的认读记录。

   跳出将杂字视为承载史实的取向,切换到书籍史视角解析杂字的生产刊行、认读利用,进而关注杂字的生产传播与文本流通的文化影响。这些地方性识字读物的流通,折射出文字与民众打交道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杂字的生产编纂,还是乡民获取文字的能力,明清乡村都和文字密切关联。可以预见,杂字在生产流传上的“量”和“质”的历时性改变以及对杂字认读实践的勾勒,不仅呈现明清乡民识字的时空序列,还能追溯获取读写能力的方法。正因如此,从书籍的生产流通,透过规模数量的杂字在时间维度、空间层次的变动和社会层面的拓展研究,把握明清文字下乡的发展动向,从而对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史议题进行再思考。

   三、杂字读写与民众识字能力

   循着杂字的发展线索,不仅可从历时性呈现明清文化发展的某些基本过程,而且在共时性层面为日常生活情境下的识字提供了诠释的直接证据。目前,明清识字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争议就是如何理解民众识字的门槛。职此之故,对识字的讨论不能仅停留于定性描述,还需借助定量分析,而援用语料库的计量方法,可望为民众识字提供有效的解释。语料库计量为识字研究的论辩提供了突破口,与其在主观经验认定的(罗友枝受社会经济史影响,而文学史是伊维德的关怀)识字数量上争论不休,不如计量确定明清民众日常认读和实际使用的字汇,从静态上探测识字教材里的文字,在动态中统计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用字。

   20世纪中叶,出现了计量语言学,以语料为基础,用计量方法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发展规律。早在平教运动中,为追求民众所学的每个字都是有用的字,陈鹤琴、敖弘德等人凭借手工操作,将民众日常接触的各类材料汇集,从中筛选出高频字,选定平教运动的基本字。42晏阳初认为,当时“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而不能写一封通顺的买卖信的,十居八九。……所以我们如要为他们求教育普及,非制造一种特别的工具,使他们于最少的时间,识得最多的文字不可。……由此数千字中,复选出最通用的一千字,作为‘基础字’,这样使所学即是所用,所用即是所学。”43傅葆琛也总结:“识字教育最为重要,最难解决,也是全部的中心问题是,不识字的人要识多少字和这些字是什么字。”44平教工作者的实践虽对明清民众常用字的基本面貌并不关心,但却为识字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即识字的质(什么字)与量(多少字)是问题的核心。

   近年来,语料库成为语言文字研究的主流,而“识字”被认定为多重甚至是多层次的。45著名语言学者詹姆斯·保罗·吉(JamesPaulGee)阐发了复数识字(multiliteracies)理念:识字是一种社会文化模型,其种类千差万别,人们是用不同的方式读或写着不同的“文本”(texts)。46在这种研究思路下,语言学家强调微观社会语境,倡导将多元复数识字应用于实际教学,发展出读写能力的多模态培养。47

   平教工作者的实践和语言学家的语料方法及其对识字内涵的丰富阐释,不仅将文字的所学与所用联贯,同时强调识字能力的多元复杂过程。这些成果与人类学和欧洲史对识字研究揭示的道理相通:读写实践是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多元识字(literacies)。48回到明清日常生活的语境,一册徽州杂字寥寥数语就列出写据、立约、记账、誊簿、算账、写对联、写牌匾、书信、写帖、号冥袋、写条等十余种读写活动。49可见,明清民众接触的文书类型繁复,而在杂字中亦有培养记账、文约、礼仪等诸多不同类型的读写能力。由此,借鉴语言学的理路,探查明清乡村识字“学”与“用”的关联是妥帖的。

   在定量之外,也不能搁置定性材料的助力作用,尤其是他者眼光。明恩溥(ArthurH.Smith)在华北传教时探访当地乡村,留下了相当部分对乡村识字的见闻。他记载学堂的读写教材首先是“三百千”,接下来练习的是唐诗上的字。这种教学体制的影响:

   对于一个已经呆在学堂里若干年的人来说,要写那些指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汉字,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字,无论是印刷的形式还是书法的形式。这样,如果列举一份家务用品的清单,能写对的字达不到十分之一,因为这些字既不在经书中也不在唐诗中出现。50

   作为外来者更能体察国人习焉不察之事。明恩溥描述了不少读书人只学习经书中的字而不管其他,一旦远离科举的场域,面对居家生活,他们掌握的字汇就无法适用。⑩5019世纪晚期,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也有相似的见解:“在中国语文中,不同的主题需要用不同的字眼。尽管一个人精通经典或小说,要他解释医药或数学的简单文章时他可能轻易被考倒,因为每一页都有许多新的或是不熟知的字。”51这些传教士的洞察证实了杂字收录的日常用字不载于四书五经,还揭示了不同教材读写培养下的识字效果。综合言之,以上诸多材料,既提供了定性评判传统中国识字所学与所用的读写关联,还从静态和动态对杂字语料库的计量提供了认识框架。

   从静态来看,杂字字库的形成是知识筛选、取舍权衡和过滤组织的结果。清初以来流传的《南北通晓开蒙杂字》称:“所载全属居家日用贴近之物与夫口中常谈之语,虽妇人、稚子皆所知所晓者,而一切奇异罕见之物,及骚词妙文等事,概不收录。”52乾隆以来流传的《包举杂字》曰:“今从天地、人物及日所常用,约二千三百余字。”53又《童蒙杂字》编者自白:“于诸杂字中,选择切近锅灶耕种者,暂记二十四条,以备目前使用。至若人世所用之字尚多,以及飞潜动植之类,实是不能遍及。”54可以说,每本杂字都由不同主体审慎选择,其呈现的虽是一个有规限的字库,但其传授的字量,却是编者预设乡民所需掌握的关乎日常生活的字。明代杂字结尾处就提到,“日用急需字样,不在质诸六经。”55清代杂字亦曰:“凡四民应用等字,大约未有出乎此者。”56在这个意义上,端赖诸多杂字将其做成相应的语料库,统计每本的字种和字量,虽不能简单化约为杂字的识字效果,但却从历史行动者角度投射出日常所需的识字量和基本字。笔者曾处理过100种不同杂字(覆盖876种版本)的字量,剔除重复字,绝大部分在2000字以下,如《耕田杂字》(488)、《礼仪杂字》(1073)、《松轩杂字》(1610)、《文约杂字》(1758)等,用于务农、礼仪、诉讼、文约等不同的功能性识字诉求。

   从动态上来说,每种在地的杂字关联编织了各种民间文献,近年各地各类民间文献的发掘,为确定各种文类使用的字汇及数量提供了可能。对各种民间文献(账簿、契约、书信等)的识字能力进行分析,从而对乡民识字能力基准以直接正面的解答。57甚至,还可建立民间文献和当地流行杂字的关联,从而在日常读写实践的语境中与其他读物如“三百千”启蒙识字进行用字比对。初步统计,“三百千”的单字和杂字中的共有字仅有半数,如杂字中常见的“斗、油、茶、饼、猪、肉、糖”等民众常用字,却在“三百千”中失收。58

   可以说,以上材料是民众与文字相互关联的两端:一端是文字的原料仓库(识哪些字),另一端是生产成果(用哪些字)。通过不同性质的文类分析,不仅可以探查日常生活实践语境中运用的多元复数识字能力,为民众识字基准的界定提供有力证据,还将揭示民众识字读本和日常实践用字的关联,推进对乡民识字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作为日后探讨民众识字率的基础。应该提到,语料库的方法,只是对明清民众的字量、字种、高频字统计,至于识字率的研究,虽有大量签押符号作为民众识字证据,但其具体展开还需以村落为个案,配合族谱资料系统统计59,甚至借助大型数据库,尤其是近年流行的数位人文工具。60

   余论

   明清识字问题一直是学界认为重要,却难度较高,而缺乏系统研究的课题。杂字作为正统文献的价值不高,却为检视民众识字提供了绝佳素材。本文在以往将杂字作为史实论证的基础上,倡导铺陈文本本身的生命历程。从两个维度论述杂字对明清识字研究提供新思路:基于杂字的生产传播和认读接受,投射明清文字下乡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凭借语料库计量,配合民众生产的民间文献用字,回到日常生活实态——在历史语境中以内外(识字读本与民间文献)两种证据,对明清民众识字能力内涵及其类型予以定位。

   文中提倡的书籍史路数及语料库计量,只是杂字触及的识字研究的择要举证,希冀以此将明清识字问题纳入日常生活重新定位。通过初步梳理,至少形成以下共识:其一,明清下层民众不但有识字需求,还有相应的文字实践,文字并非高居庙堂而不下乡,只不过民众日用所识的字与士人提倡所应识的字不同。其二,不同的读物造就了不同的识字能力,杂字应付日常生活比通用启蒙教材更为裕如,似无必要坚持伊维德认定的认读两千字大概是粗通文字,而知晓数百字近乎文盲,更毋需诘难罗友枝界定的功能性识字(数百字到两千字)的标准过低。其三,从明清日常生活理解读写能力,应将“识字”视为多元复数类型,不妨将民众识字标准下调,并对各层次的识字率进行微观研究。

   还应指出,杂字所形成的文字知识如何与日常生活交织,从而影响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观念世界,是以往研究忽略的领域。因此,虽然诸多杂字分散零碎,但保持杂字与其他民间文献的系统性,从文献的生成流传出发将杂字和学习者后续的进阶学习、日常生活相结合,进而从不同的文本传统和具体历史情境,理解明清时代的地方文献和民间社会。如此,或能更“接地气”地解释文字的传统如何进入日常生活,从而在家族组织、宗族实践、礼仪信仰等范畴之外,从文字实践的视角为管窥明清社会文化变迁提供新路径。

   注释

   1[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2EvelynSakakida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79.

   3参见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4参见王子今:《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想》,《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178页;邢义田:《秦汉平民的读写能力:史料解读篇之一》,邢义田、刘增贵主编:《古代庶民社会》,台湾“中研院”2013年版,第241—288页;邢义田:《汉代边塞隧长的文书能力与教育:对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读写能力的反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7年第88本第1分;包伟民:《中国九到十三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程民生:《宋代商人的文化水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程民生:《宋代工匠的文化水平》,《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科大卫:《论一九一〇年代新界区的识字率》,《明报月刊》1983年2月;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徐毅、范礼文:《19世纪中国大众识字率的再估算》,《清史论丛》,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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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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