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形塑家庭问题的思想资源与社会想象——以民国时期出版的“社会问题”系列图书为中心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21-09-15 1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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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正好与他在这里的论说形成呼应。

   不仅仅是著名学者的著作对于家庭问题给予一针见血的分析,一般意义的讲义和小册子也经常触及这个与普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家庭问题,尤其对于大家族制度更是频频加以抨击。相菊潭编辑的《社会问题》就列举了几种大家族制度的弊病:“(一)家长一人负经济和法律的责任养成大多数人民的依赖性。(二)人口过多,因此消费极繁,生计困难。(三)有尊卑长幼之分,卑的幼的思想束缚,不能做事。(四)眼光只在家族,不知有天下国家,(五)传宗接代之心太高,因此一夫多妻制盛行。(六)不敢有冒险性,出外经商读书。(七)常常为着分析财产,起大冲突。”[11]而当时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编辑的《社会问题讲义》里也着重对比指出小家庭与大家族的利与弊:“2、经济充裕——小家庭内的分子,大概都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的,生产者多,消费者少,那经济自然比较充裕了。在经济优裕了。在经济优裕的环境里,他们的子女,当然可受较完善的教育,这不仅能使家庭更加美满,就是对于社会也有很大的贡献。3、男女平等——大家庭中女子是没有地位的,所谓“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就是束缚女子生命的铁链。但在小家庭中,便没有这种观念,因为他们的结合,多半是自由选择的,组合家庭后,夫妇共管家务,自然彼此都可得到平等的地位。4、养成社会观念——在大家庭熏陶下的人,只知道有家族,而不知有社会与国家。这是中国人民没有民族国家观念的一个大原因。而小家庭则不然,因为家庭接触比较简单,则和社会的接触,自然比较多了。此外如养成自立的习惯,合作的精神,及节俭储蓄等美德,都非大家庭所能做到的。”[12]这些面向普通读者的书籍都在告诫他们,要组建核心的小家庭而废弃传统的大家族,才能真正地建构独立而平等的社会生活并养成民族国家观念。一本面向中学师范生群体的小册子指出家庭何以成为问题的由来:“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至少要具备着两个条件:就是客观的存在和主观的认识:单是问题存在而未曾经人类认识,问题仍然未能成立。所以中国虽则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因家庭组织而生的种种纠纷、冲突,但一般人仍然视大家庭组织为事所当然,家庭问题依旧不能发生。可是,自从与欧美文化接触以后,新思潮的大量的输入,各种的社会制度逐渐发生了动摇和变化;同时欧美小家庭的组织,突然揭露在国人面前,国人在热烈崇拜一切欧美文化的狂潮中,于是就认定了只有小家庭组织才是最完善的制度,大家庭制度是凡百罪恶的渊薮。这种偏激的意见,引起了各种的论调;主张改良者有之,主张废置而另采别种方式者有之。一般人对于向来视为毫无问题之家庭组织,渐渐发生怀疑。家庭问题这样才正式成立。”[13] 换言之,正是因为西方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引入,照亮了中国家族生活的阴影之处,这就如同柏拉图笔下的黑暗的洞穴被一种启蒙之光点亮的意象。在中西对比之下,大家族与小家庭就成为社会制度善恶的两极,前者代表黑暗,后者象征光明。当时知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也在一本讨论家庭问题的小册子里持有这种观点:“自从欧美小家庭制度输入我国以来,人们因比较而发生批评,对于大家庭制度渐渐的发生怀疑,渐渐的发生不满足的态度。换句话说,从前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九世同居’,‘遗产归私’的制度,视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现在发见了怀疑,觉得这种制度都是可变革的,可改善的;所以要想变革要想改善;所以就实行变革实行改善。到这时候,这种大家庭制度便发生了问题。在这家庭制度已经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是去阻止他的变革;是在指示怎样去解决那个问题——指示一条正当而且适合于我国社会风俗民情的途径。换句话说:怎样去转移社会上的旧态度,怎样去改革社会上的旧家庭制度。怎样去造出一种家族新制度,和怎样去养成一种对于新制度的新态度;我们果能把旧态度转移,旧制度改革;那末,这个家庭问题就算解决了。”[14]

  

二、新式家庭的社会想象


   当时颇受知识人关注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尔乌德的著作大量被翻译引入,他所传播的小家庭的相关知识与理想形象进一步激化了备受家族制度压迫的青年人群体对中国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不满,知识资源成为抗争的道义资源,而对这些书籍、文章的阅读、理解与传播就构成了一个反抗中国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的隐秘联盟。[15]甚至更有激进者主张废除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这种形式,实现彻底的恋爱和性爱自由。爱尔乌德描述了在欧美社会从“君主式的家庭”向“民治式的家庭”演变的轨迹及前景:“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旧式半父权的家庭仍旧风行,这种家庭可以叫作‘君主式的家庭’。但近一百年来,这种家庭已然渐就消灭,在美国是完全消灭的。不过代替这种旧家庭的新家庭,还没有建设出来。现在必须建设的,是‘民治式的家庭’,为的是与平民政治相符合。但是平民式的家庭,不可不巩固,要打算巩固须求之于家庭之内,不能求之于家庭之外。旧式家庭,受家长的权威束缚,所以能够巩固;但是新家庭怎样才能巩固,大多数的人民还不知道。现在社会上,已然演进出来一种家庭。是‘民治的伦理式’(Democratic ethical type)的家庭。在这种家庭中,所有家里的人全尊重彼此的权利,彼此以爱情感情相联络,不以威权压制束缚。社会上已然有实行这种家庭的了。但是全国能不能都实行此式,以使家庭巩固,这是一个问题。必须人民的知识道德全都发达,然后这种家庭才能风行。在平民政治的国家必须有这种平民式的家庭,家庭生活才能巩固。实行此式的家庭,并非不可能的事。不过手续上太觉繁杂,因为必须各省,各学校,各教会,全都竭力去提倡,才能成功。虽然,我们对于现在的家庭,却不必抱悲观。现在家庭生活的不巩固,不过是偶然的现象。将来必有空前的家庭制度建设出来。但是社会上的领袖,若不勉力,若无先见之明,这种高尚的家庭也不容易发生出来。”[16]因此可见,爱尔乌德所描述的理想家庭,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谈到的未被系统世界殖民的家庭,这种家庭是公共德性之源,是友善互助的共同体,是捍卫个体免遭市场、资本与权力倾轧的最后的避难所。而这些自然与中国人在启蒙之光照射下对于传统家族的认知大相径庭。

   爱尔乌德还进一步构想这种民主家庭的德性内涵:“个人在家庭学到社会团结的意义和真理,并且从家庭生活得到许多对于社会生活普通的理想。因此家庭在过去时代是调和人类自私的本性与社会责任所要求的义务之重要机关。个人在家庭内所学得的服务,虽然市场只限于家庭团体,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归罪于家庭的制度。这完全显出家庭同国家一样,若不归于人道理想的范围以内,就可以为较广的人类服务的妨碍。但是假使服务的伦理不能在亲密的家庭团体内实行(在家庭内利他主义有自然的爱情为根据),服务的伦理就一定不能在社会内实行。家庭是过去文明发生的地方,我们切不可忘记他在将来文明的地位。假使我们要保全我们最宝贵的社会产物,我们一定要使每代的人,有巩固的、良好的家庭理想;并且社会制度一定要能使常态的人可以有那样好的家庭生活。”[17]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成为一种理想的相得益彰状态,个人在家庭的滋养之下才能养成一个更为充沛而自足的自我,有了这种内在的自我,个人进入社会之后就不会轻易地被资本与权力给吞噬,从这个视角出发,个体与共同体(家庭或家族)的关系不再是对抗性的关系,个体只有依托于多元的共同体才能成长和独立。但一回到晚清以降的中国语境,似乎只有摧毁了传统中国的大小共同体,个人才有冲决出来形成自我和新我的可能,事实上,没有共同体的支撑,这种小我最终很容易感觉虚无、无力和挫败,就必须去寻找和依靠更具有凝聚力的主义式政党组织。从这个脉络来看,清末民初梁启超、胡适等人论说的“大我、小我”之辨,就被置换成了革命语境里的“旧我、新我”之分了。[18]这或许也是左翼文化运动能够对各种职业青年和知识青年构成巨大吸引力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五四及后五四的社会舆论之中,个人恰恰是等待着应该被从家庭的囚笼里拯救出来的,个人应该冲出家庭进入社会才能培育公共德性,也才能拥有自主的理想的人生。在时人的认知中,家庭恰恰是反人道理想的,而对于家庭的控诉和鞭笞正是基于人道主义的道德正当性,因为当时多数人认为家庭戕害了人性与人心的正常健康滋长,离家出走就具有了一种天然的正义性。1930年代《读书生活》一篇小文尖锐地批评过传统家族对个体性的压抑与宰割:“中国直到最近的过去所盛行的是家族主义,在这种主义里,个人的地位是无疑的很低。个人无论做一件什么事情,成功了,假如这样说,是祖先和父母的光荣,失败也是他们的羞辱,都不是为自己,要是不然,也是为了替子孙谋安全和幸福。家族主义下所培养的是没我主义,并不是个人主义,这是极明显的事。”[19]当时也有学者黎濛认为中国家庭问题的根源在于家长制所确立的一元化的权力导向对个体的极大压迫,因此出路便在打碎家长制式的家庭制度,释放家庭的多元主义诉求,并将家庭事务和劳作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化。[20]他指出:“中国的家庭是家长制的家庭绝无疑义了。中国的家庭既是家长的家庭,但究竟有没有存的价值呢?我们可以敢说一声,应该打倒它!我们倘若不把家长制制度打倒,我们对于一切的家庭问题,完全没有解决的希望;因为家长问题是现在中国家庭问题的核心,我们不把这问题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是等于空谈,家长的制度,实是家庭一切罪恶的发源,我们倘若不把这罪恶之源泉打倒,则其他的问题就很难于解说了。比如你要高谈受高等教育,他偏不允许你去读书,这你又将怎么办呢?你要实行自由结婚,他偏使你早早和一个素无相识的女子结婚,你将怎办?甚至有些女子要读书,放足和剪发,他都不许可,这又怎办?所以我们最好最妙的办法,就是把家长制度倒了台!我们就是从历史上看来,家长制度不过是适合一时一代,绝难能够适应现在的新社会。在现在的社会,家庭内的事务,渐渐已达到完全交付社会上去办理;如公共育婴处;法律的严密而又复杂以及公共食堂,包饭店步步都是把家庭的事务减少;因此家长的威权,也渐次消灭下去了。所以我们为要适合我们现在的新社会;为要解决我们陈腐不堪的中国家庭的生活;为要提高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为要使两性间得到平等的待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为要使社会进步,我们都不能不把家长制打倒!”[21]

不过,其时比较稳健务实的学者并不太认同青年人对待家庭的这种激进主义态度,他们认为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是彼此缠绕的,在社会问题未能解决之前,盲目地鼓吹废弃家庭只会得不偿失。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江亢虎就持有这种态度:“家庭问题,亦复如此!在现时一般人俱称赞小家庭为美善,一时心理之所趋向,以为诚属理想中最完备之制度。原家庭制度之起,俱应时势之需要,既然可由大家庭而变为小家庭。不过现时处于经济制度之下,无家庭断然不易实现,因为家庭问题乃社会问题之一部:欲解决问题,应先行解决社会问题;而欲解决社会问题,则非握有政权,改变经济制度不可;否则,必“满路荆棘”、“一筹莫展”,身体精神,徒感受若许之痛苦。何尝无勇者,在社会状况未变革以前,实行无家庭主义,结果徒苦其自身。故社会状况未改变以前,吾人在家庭中仍有应尽之职务。余每以为伦理为两相对待,伦未打破,则理不能独废;使伦尚未消而强废理,因为众人所指责,而对于自己良心亦殊不安!至若无家庭主义实行时,固然可以不孝父母,不养子女,而尽忠,尽孝,尽慈于社会、公共机关;但是现在我们却不能倒行逆施,求奇立异。”[22]显然,江亢虎认定家庭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翻当权者的暴力革命,但即便如此,他仍旧试图为转型中国的家庭的存续小心翼翼地保留方寸之地。而一些从那个激烈鼓吹家庭革命的转型时代脱颖而出的学人在后来的私人回忆中也并不全然同意对传统家庭的批评,例如出身于江西的萧公权就如此评述道:“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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