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改革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21-07-20 13: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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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 (进入专栏)  
第二步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未来的15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经济总量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人类千百年来的追求,也是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这就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此,需要建立支撑全面发展的体制依托,“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深化势在必行。当前以财政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仅是前奏,是突破口,未来改革还需要深入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体制上。面对这一改革态势,有必要从更广的视角,通过梳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进一步确认改革的时序、顺序安排及推进方式。

  

   一般认为,过往40年来通过持续性的深化改革,建设了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合乎逻辑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这成为中国经验的基本内容。但这仅是故事的一面,中国故事的另一面,或许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381元,当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低至134元。按当年的汇率核算成美元,人均收入分别为120美元和50美元。如果按2011年以不变价人均2300元、现价为3000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1978年,97.5%的中国人口是达不到贫困线标准的。2019年,中国GDP已达99万亿元。换算成美元,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按人均收入通常为人均GDP的90%计算,201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9000美元。

  

   40年来中国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不仅扩大了物质产品消费,支持产业升级,也增大了服务产品消费,反映在社会指标上是人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几乎人人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医疗健康水平也显著提高,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预期寿命显著增长。中国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带来的消费增长,使2019年中国商品零售总额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由此也使中美贸易之争变为世界消费中心转移之争。它使中美贸易摩擦不至于出现零和的结果,而有可能向中美共治(G2)的方向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居民收入的提高不仅扩大了物质产品消费,也使服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均得以提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得到发展,并且还有可能引领全球化。这些既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鲜亮底色,也决定了持续提高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在未来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如果更深层次细致观察中国的居民收入,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居民收入仍在增长,但是阶层却出现分化,出现了“两个中国”的现象,即一个高收入中国和一个低收入中国。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019年相关研究报告,2018年有3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在2万美元左右,而另外10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仅为4500美元,两者之间不是通常的连续正态分布,而呈现为不连续“工”字形分布。对一个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而言,其人口总量已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消费能力与消费习惯直追美国,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群,主导着消费升级,引导着产业变动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与3亿人口的美国之间的竞争。对一个10亿人口的中低收入的中国而言,其人均年收入水平仅仅达到小康,有的甚至刚刚脱离绝对贫困。在这个群体中,恩格尔系数仍在较高水平。他们虽然对美好生活具有强烈的向往,但消费能力有限。他们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沉默的主体,主动性不强,只是被动接受市场经济而尚未或难以积极参与。这“两个中国”构成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新二元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新的经济社会的二元性已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元性。当时的二元性是工业经济和传统农业经济的二元性,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二元性。这存在于工业和农业之间,呈现在城乡之间。与此同时,因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人为割裂,导致了城乡对立,表现为农村拥有庞大的剩余劳动。现在的二元性是人均收入的二元性,虽然仍表现在城乡之间,但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力量促使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的工业经济转变。它表现为在工业GDP比重升高的同时,传统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领域转移,进而使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与工业部门同向上升。如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工业部门劳动力人均收入的差距明显缩小,在许多地区已经基本持平。这预示着农业部门劳动力虽然还过剩,但只是相对过剩,绝对过剩的现象已经消失。这种工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表明目前人均收入的二元性不是因工业和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而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特殊城市化道路产生的新问题,集中体现为“地城市化了,人却未相应地城市化”。

  

   用一种更学术化的详细表述,即由于工业是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的聚集地就是城市,所以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城市化表现为人口的集中,并因人口的集中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相应地产生了包括公用事业、房地产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由此使工业化中后期出现了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现象。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导向的工业化虽然无可避免地出现了符合规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但是更多地表现为工业基础设施的城市化。在出现多个千万人聚集的大城市的同时,对人服务的城市化却严重滞后,就业难、就医难长期存在。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从体制角度观察,是市场取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克服了计划经济造成的工农业分割和城乡对立,从而支撑了工业化,但因社会体制的束缚,城市化又不能以其自然过程充分展开,从而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在受工业化规律支配的同时,却因社会体制的制约,以扭曲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人的身份,尤其是农民工的身份上。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其中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在城市就业,但不拥有城市户籍,属于半城市化人口,不仅因流动性强,工资难以正常增长,而且也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收入长期盘桓,使他们对未来预期不稳,造成了他们消费行为的扭曲。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019年的研究发现,目前8亿农民中,家庭收入的50%以上来自城市务工收入,如果把诸如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和休耕等补贴以及农产品支持价格也计算在内,农户来自城市的收入已近70%。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其消费仅占工资支出的30%。农民工家庭在城市拥有住房的比例仅为18%,培训、住房、娱乐等发展性人力资本支出更是微乎其微。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70%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由于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又使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加重了其收入的徘徊。这种情形造成了其极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虽然过去10年最低工资每年平均提高10%以上,但农民工的消费并未同比例上升。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这种态势开始在全局影响有效需求的提升,久而久之,会使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都是当务之急。这既是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遗留问题,也为未来后工业化的服务型社会的城市化铺平道路,因为中国不可能带着8亿农民进入现代化。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重点解决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两个问题:

  

   第一,以农民工城市户籍为表征的深层次配套体制问题。2019年,中国政府宣布300万人口以下城市全部放开户籍,500万人口以下城市重点人口放开户籍,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积极落实积分落户政策,这为农民工市民化打开了大门。但是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一个户籍登记,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涉及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的众多方面。我们认为,在住房方面,发展方向是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并使之长效化;在子女教育方面,可用教育券来调配现有教育资源,挖掘潜力,并放松民办教育的准入限制,延长中小学教师的退休年龄,鼓励已退休的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同时用政府购买的方式扩大特岗教师名额及支持力度;在社保方面,首先要解决异地社保以及新农合的转接,尤其医保的结算问题,形成规范并广而告之,在此基础上鼓励企业将年金制度及商业保险覆盖到农民工。

  

   第二,土地尤其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流转制度问题。目前,农田用地已允许用益权的转让,同时也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但在细节上的改革深化仍不足,致使其流转不畅,需再抓落实,打通“毛细血管”。与此同时,要积极研究宅基地的流转制度并在“十四五”期间给予兑现。上述这些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克服农民瞻前顾后、不愿长期融入城市的心理,促使其生活习惯及消费行为向城市化转变,以克服社会的二元性。

  

   我们认为,既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工业化以及由此推动的城市化是中国居民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既然中国经济社会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并呈现出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势头,以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全新视野,超前规划城市化路径、体制及区域安排就势在必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城市化路径可能有别于其他国家,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和城市带可能是其发展方向,而不是遍地开花的城镇化。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城市发展规划及协同体制建设尤为重要。

  

   从全局看,面对城市化的新趋势,可考虑调整行政区划,改革行政体制。过去的行政区域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以土地尤其是耕地面积为主要依据,相应的行政组织形式是省—地—县。尽管近年来因城市化发展,不少地和县已改为市,但总体来看仍未脱离原行政区划的体制框架,其行政管理思路,特别是县一级行政管理思路还拘泥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模式,仍不适应城市化的发展。我们认为,未来行政区划的框架应以城市为基础,不仅管理理念要告别传统农业社会,而且行政组织形式和政府功能也要相应地与现代城市管理相匹配。建议对此应未雨绸缪,早做研究,并做好预案。

  

   我们注意到,过去10年是中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10年。“十二五”规划提出“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即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资收入的比重并使其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国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并使其增长与GDP增长同步。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持续发力,10年来,顺应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开始制度性地进入经济社会生活,使中国城市化率一改过去波动增长的态势,进入每年1%以上的稳定增长轨道。与城市化相适应,10年来,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增长同步,而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增长又显著高于GDP增长。经过两个五年规划,再加上脱贫攻坚,今年(2020年)不仅中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有望比10年前翻番,而且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还将高于平均水平。特别是今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使中国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有了强劲的扩大。中国因此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测算,如果未来15年中国城市化率维持现有增速,中国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有望继续维持高于GDP增速的增长;如果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维持在5%以上,再增长15年,到2035年,中国居民收入会再翻番;如果10亿人口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平均速度,15年后可达到目前中高收入阶层的水平,仅此一项,2035年,中国就是20万亿美元的居民收入规模及相应的消费市场,它会使现有的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大大缓解,为夕阳产业转型提供时间和空间。如果不断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使这一市场规模加入全球化,中国不仅能带动世界经济增长,而且能引领全球化的潮流,以实际行动改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而为人类实现全球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纲举目张。面向2035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对内是以新型城市化为纲,着力促进中国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为扩大以最终消费为目标的内需创造条件;对外是以中美关系为纲,创造和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内需扩大的基础上,缔造以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性化为代表的制度性开放体系,使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有机地融入世界,以此来捍卫和引领全球化。

  

   [1] 本文作者曹远征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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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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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 刘世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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