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1-06-11 06: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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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  

   清代史家赵翼曾就唐人所撰本朝史的数量和唐五代史家“老于文学”的笔力两个方面,有力地批驳了《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及《旧唐书》的贬损。赵翼指出:

  

   《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葺,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篇故册,次第出见,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此参考,自得精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如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又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幾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以上见《宋史》各本传)。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借为笔削之地。又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史·夏卿传》)。宋敏求尝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卷,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熟于唐事,奏为编修官(《宋史·敏求传》)。是刊修《新书》时,又得诸名手做助,宜其称良史也。[9](P342)

  

   这一段文字,皆据事实说明《新唐书》“宜其称良史”的原因,其中包括唐人“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宋初史家所撰唐史而“诸家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借为笔削之地”,而有的著作“于《新唐书》最有功”;加之“又得诸名手佽助,宜其称良史也”。尤其是上百种的唐人“所载唐代史事”,岂可一笔抹煞!

  

   赵翼进而列举实例,证明《新唐书》中一些列传本采自唐人所撰旧文,“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而“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今人动谓《新书》过《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新书》谓旧史之文,浅则入俚,简则及漏,或有所讳而不得逞耶,或因浅仍俗而不足于文也。此亦偶摘《旧书》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处终不可没也。”[9](P348-349)赵翼的考证和评论,可以看作是对唐代史家和《旧唐书》著者的辩证与称赞,是对《新唐书》著者关于唐代史家和有关史籍的贬损之辞有力的驳斥,反映了赵翼在史学批评方面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公允之心。

  

   五、结语

  

   欧、宋撰《新唐书》本有分工,欧阳修著纪、表、志,宋祁著列传。《宋史》对他们各有评价,称欧阳修“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又说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又引用苏轼对欧阳修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10](P10381)总的看来,评价极高。宋祁事迹附于其兄宋庠传后,《宋史·宋庠传》写道:“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者以祁不至公辅,亦以此云。修《唐书》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10](P9599)宋祁以一人之力撰《新唐书》列传150卷,其功甚伟,然或许如《宋史》著者所说,“清约庄重”不及其兄,乃至撰史过程中难免有失当、抵牾之处,我们不必以此苛求古人。只是有的失当、抵牾处,涉及全局,理应辨析清楚,以免继续误导后人。欧阳修不论是作为《新唐书》的主要修撰者,还是作为与宋祁的合作者,宋祁之误,他都不能不受到疏于失察的影响。

  

   当然,我们如深究《新唐书》的编撰过程,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是因为:

  

   第一,据宋人曾公亮《进新修唐书表》称,实际参与《新唐书》撰述的学者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儒学之选”[11](P1341)。今人颜中其曾详考这些名家在撰写《新唐书》过程中各自曾分担的任务,如刘羲叟专修律历、天文、五行诸志;吕夏卿精于谱学,创世系谱表;梅尧臣修方镇、百官表,等等[12]。这说明,《新唐书》本成书于众手。

  

   其二,欧阳修、宋祁二人虽身任刊修官,但二人并不专任此职,而是长期兼任外职。据宋祁自述:

  

   臣自庆历中,受诏纂修,与诸儒讨论,首尾才及六年,便值臣差任出外。虽蒙朝廷许将史草自随,悉力编纂,其如极边事务,荒废转多。皇祐中,史未有绪,蒙朝廷差欧阳修分总纪志,与臣共力。臣任益州,日烦差使,臣督趣列传残卷。及移郑州,又蒙遣编修官吕夏卿乘驿就臣商较同异,催促了当,历一十七年,书克奏上。书成淹延,职臣之罪。至如欧阳修撰列纪志等众篇,各有法度,方成一家。范镇、王畴以下,撰次精该。一代大典,非修等不成。臣去书局已十有一年,修撰之时,不与诸儒研确,成书之日,又不与伏奏殿廷,臣于修书之勤,十不得一二。[13](P361)

  

   从这段自述中可知:宋祁受命撰《新唐书》在欧阳修之前;在修撰过程中曾与编修官吕夏卿“商较异同”;宋祁对欧阳修史才的赞扬,以及对范镇、王畴等人的肯定,都是明确的。重要的是,在其17年的修史过程中,“与诸儒讨论,首尾才及六年”。这样看来,宋祁对他人参与所修文稿(故事或草卷),似亦未能统筹。

  

   再看欧阳修在自述中所写:

  

   臣伏思圣恩所及,必以臣近进《唐书》了毕,凡与修书官,并均睿泽。窃缘臣与他修书官不同。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盖自置局已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11](P1341-1342)

  

   这段自述表明,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这些最早入局的修史官员,在“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等修撰基础工作方面,“用功最多”。而欧阳修身为《新唐书》的主要刊修者,但其在史局的时间确实不多,自然与其他修史人员的接触、讨论也不会太多。尽管颜中其文中提到“吕夏卿讨论是正,于新书为力居多”;“宋敏求与其他编修官一起,‘网罗搜逸,厥协异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属事实。但这既与唐初修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代史”时,有令狐德棻尽其“总知类会”[2](P2598)的责任与作用有很大区别,又无元修辽、金、宋三史时如同修史凡例那样的规定,即“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14](P1557)的体制,这就使史局之中没有专职的监修官或总裁官主事,从而造成了关于唐代史学之认识上的混乱、抵牾。笔者举出这两个事例,并不是表明唐修“五代史”和元修“三史”没有缺点、讹误,而是为说明相关人选和体制设置的必要性。当然,本文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新唐书》在整体上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

  

   在中国史学的历史编撰史上,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新唐书·奸臣下·柳璨传》:“讥诃刘子玄《史通》,著《析微》,时或称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59页。

  

   ②以上参见刘昫等《旧唐书·路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92-4193页。按:《新唐书·路随传》所记与此略同。

  

   ③《顺宗实录》五卷,今存,见《韩昌黎集》外集。

  

   ④脱脱等《宋史·文苑一·宋白》论:“白学问宏博,属文敏瞻,然辞意放荡,少法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9页。

  

   ⑤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蒋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35页)。按:关于“蒋氏日历”的辨析,参见朱露川《是“蒋氏日历”,还是〈蒋氏日历〉?——读两〈唐书·蒋乂传〉拾零》(《学术界》2015年第4期)。

  

   原文参考文献:

  

   [1]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知幾,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蔡世钹.读《旧唐书》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权德舆.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A].唐文粹[Z].台北:世界书局,1989.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颜中其.《新唐书》修撰考[J].史学史研究,1980(4).

  

   [13]宋祁.景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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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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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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