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1-06-11 06: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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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  
也就不难明了这桩公案的真相。此传写道:“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路)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路随是一个机智、果断的人,于是上呈了一道500余字的奏章,并提出请求:“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对此,唐文宗下诏指出:“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②读了上述这些记载,所谓“议者哄然不息”的“议者”本是“内官”,“言其不实”也是出自他们之口,何来“哄然不息”!《顺宗实录》所“刊正”处,也只是“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又何来“卒窜定无完篇”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记:“《旧(唐书)·韩愈传》云:‘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景祐中,诏编次《崇文总目》,《顺宗实录》有七本,皆五卷,题曰‘韩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详,编次者两存之,其中多异同,今以详、略为别。”[5](P7730)《考异》除征引《旧唐书·韩愈传》的记述外,还讲到宋人编次《崇文总目》所见韩愈等撰《顺宗实录》七本,并以详、略为之区分,文中并未提及韦处厚“别撰”的“《顺宗实录》三卷”,由此可证《新唐书·韩愈传》所谓“卒窜定无完篇”当诬指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实为夸大、污蔑之辞。

  

   清人蔡世钹认为《旧唐书·韩愈传》中所说的《顺宗实录》是韦处厚所撰:“昌黎之史才,何至‘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盖内官恶其切直。其‘拙’也,正所以为史才也。事载《路随传》:随奉诏改进《宪宗实录》,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故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无复昌黎笔矣。”[6](P23-24)蔡氏认为,世人读到的是韦处厚的《顺宗实录》。其本意是好的,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误也是受到《旧唐书·韩愈传》误载的影响所致。

  

   其实,《新唐书》著者对韩愈的评价本是非常之高。《新唐书》卷176后论是这样赞扬韩愈的:

  

   赞曰: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醲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划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1](P5269)

  

   这段评论,同《新唐书》卷132后论中说的韩愈,可谓天壤之别。这种情况表明:《新唐书》著者为了贬损唐代史学,竟然在韩愈评价上出现此种荒唐可笑的局面。

  

   总之,《新唐书》著者否定刘知幾及其《史通》与韩愈《顺宗实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贬低乃至抹煞唐代史学的价值,尽管在有关史家的传文中还保留着《旧唐书》提供的基本史实,但在评论上却往往与《旧唐书》相悖。除了举名家如刘知幾、韩愈说事外。从著者的行文也看得十分清楚:所谓“何知幾以来……自韩愈为《顺宗实录》……”,一个“以来”,一个“自”,无疑是刻意地把“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云云联系起来,似乎成了唐代史学发展的“常态”。这是借用被曲解了的史事,并把它描绘成为常态而达到贬低以至否定唐代史学的目的。

  

   三、为何对杜佑《通典》如此吝惜笔墨

  

   杜佑《通典》是中唐史学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成就,也可以说是唐代史学上最重要的史学成果之一。《旧唐书·杜佑传》全文收录了杜佑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的进书表。表文称:古代经典,可谓“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然多记言,罕存法制”;前贤论议“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其《通典》一书,旨在总结《周礼》以来的典章制度,“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等等。《旧唐书·杜佑传》还明确地写道:“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2](P3982、3983)正因为如此,《通典》在当时“大为士君子所称”,这可从权德舆的评论中看得极为真切: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立言之旨备焉。”[7](P457)。这是从理论、法志、古今联系和经世致用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

  

   《通典》在宋代也有很大的影响。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修《续通典》”。翌年,“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续通典》二百卷。诏付秘阁,仍赐宴以劳之,赐器币有差。其书重复隈杂,大为时论所非,率不传布。上寻欲改作,亦弗果也。”[8](P1029、1073)由此可见宋真宗对《通典》的重视,希望撰成一部《续通典》,把杜佑编撰的制度史延续下来,只是宋白等人过于草率,只用一年左右时间匆匆成书,难以真正成为《通典》的续作④,这也反衬出杜佑《通典》撰述的艰辛和巨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以宋人对“祖宗之法”的尊崇,宋真宗命大臣修《续通典》之事,后世史官自当知晓此事。然而,不论是《旧唐书》对《通典》的评价之高,还是宋真宗因重视《通典》而命大臣修《续通典》一事,都不足以使《新唐书》著者对《通典》作出应有的评价。今观《新唐书·杜佑传》,涉及《通典》者,仅70余字,且只字未提杜佑进《通典》表,后人从《新唐书·杜佑传》中自然无从知晓杜佑的撰述宗旨和《通典》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真相。与此相类的是,《新唐书》著者对唐代一些有成就的史学世家也采取近于漠然的态度。《新唐书》卷132对唐代史学家传记所收录的蒋氏、柳氏、沈氏三位史学世家的命运和地位,但在后论中不置一词。退而言之,不作评论倒也罢了,违背常理的改动传文则是不可理喻的做法。如《旧唐书·蒋乂传》记蒋乂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2](P4028),而《新唐书·蒋乂传》改为“义论撰百余篇”[1](P4534)。《旧唐书》称蒋氏史学世家相继撰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2](P4029)。而《新唐书》则改为“世称良笔,咸云‘蒋氏日历’,天下多藏焉”⑤。把“京师云”改为“咸云”,把“士族靡不家藏焉”改为“天下多藏焉”,这种夸大其辞的修改,完全违背了常理,当然也有悖于《旧唐书》著者的本意。凡此,也反映出《新唐书》著者的草率。

  

   再看《旧唐书》卷149是怎样记述中晚唐时期几位史学家及其附传人物事迹的。他们是于休烈、令狐峘、归崇敬、奚陟、张荐、蒋乂、柳登、沈传师,其史事年限上起唐肃宗、下至唐懿宗约一百二三十年。著者在这些史家传记的后论中发表了如下评论:

  

   史臣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令狐)峘、(张)荐坎壈于仕途,沈、柳不登于显贵,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终否,子孙借其余佑,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

  

   赞曰:褒贬以言,孔道是模。诛乱以笔,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马何辜?惩恶劝善,史不可无。[2](P4038)

  

   这段文字,除了讲时势的影响如“不偶于时”“君子道微”、史家职守特点和寄予同情以外,还有真诚的鼓励和对于史学的信念,所说“惩恶劝善,史不可无”,既是对过往史家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史家的激励。

  

   两两对比,也可以看出《新唐书》对唐代史学的漠然。

  

   四、相互抵牾,反映出认识上的混乱

  

   从上文所述几个部分来看,《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确有贬低以至否定的倾向,这种倾向反映出著者认识上的混乱。

  

   《新唐书》卷102记述了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药、褚亮、姚思廉、令狐德棻及有关附传人物的事迹,其时限上起唐高祖、下至唐顺宗约一百六七十年间史学家的史学活动。著者在本卷后论中这样写道:

  

   文本才猷,世南鲠谔,百药之持论,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辞章,皆治世华采,而淟汩于隋,光明于唐,何哉?盖天下未尝无贤,以不用亡;不必多贤,以见用兴。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1](P3988)

  

   评论中提到的人,虞世南、褚亮是当世名臣,擅谋划,敢直言;李百药、姚思廉是史学家,前者著《北齐书》,后者著《梁书》《陈书》;令狐德棻是史学家、历史撰述组织者,又与岑文本合著《周书》。他们都是唐太宗时期受到重用的人物,著者由此引发出“天下未尝无贤”的议论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最后几句话:“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这当是指本传中所记令狐德棻提出修撰“近代正史”的建议并为唐高祖采纳,而在唐太宗时史臣撰成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一事。其后,令狐德棻又在主修《晋书》的活动中扮演了“先进”的重要角色。《新唐书》著者由史学活动而对令狐德棻作了很高的评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准此,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唐高祖、唐太宗时期的这一批学人、史家及其作为,是值得称道的;第二,自“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这两点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新唐书》卷132后论和《新唐书》卷102后论中发现某种相同或相近的评论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卷132后论中,著者所论,不论是对唐“三百年”中的“论著之人”“旧史之文”以至作史之人如刘知幾、韩愈均持否定态度;与此相反的是,在卷102后论中,著者对令狐德棻等史家、学人,以至“唐之文物粲然”,均持赞颂态度。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不论是从历史评价来看,还是从历史编纂来看,《新唐书》卷132后论的说法,都极为不妥。在同一部书中对同一对象竟然出现两种相悖的评论,此其一。其二,修撰《新唐书》是北宋史学中的一件大事,主修者又为当时名家,对唐代“垂三百年”史学的“论著之人”“旧史之文”作如此简单、武断的判断,可视为违背常理。其三,忽略以致于无视前人的相关评论,甚至对前人评论作含义相悖的改动,是造成此种轻率判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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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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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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