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维莱:主观权利理论与罗马法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1-06-03 22: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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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维莱   巢志雄    
而是“物”。

   六、jura概念的含义

   罗马法古典时期的法学家们频繁使用“jura”概念来论述“无形物”,这是导致现代人混淆的根源。[42]盖尤斯在其著述中不加区分地使用“债(obligatio)”和“债权(jus obligationis)”、“遗产继承(hereditas)”和“继承权(jus successionis)”、“用益(ususfructus)”和“使用收益权(jus utendi fruendi)”、“地役(servitutes)”和“土地通行权(jura praediorum)”等概念,类似情形还有许多。盖尤斯大量地使用“jura”概念来论述“无形物”。唯一的例外是“占有”,它从未被描述成“jus”。[43]盖尤斯很明确地把各种“无形物”编制成“jus”清单。但是,“jus”概念能理解为“主观权利”吗?

   无论这个词的含义为何,也无论这个词在罗马法古典文献的其他章节中是何种含义,这些含义都不能直接套用到盖尤斯对“无形物”的论述。这个词(jus)在此处的含义既不是“权利(droit)”,更不是“主观权利(droit subjectif)”[44],它就是指“物(res)”。

   在盖尤斯《法学阶梯》中,在我们看来,“jus”概念只不过是“无形物”的同义语。或者说,“jura”(jus的复数形式)概念描绘出“无形物”的某种特征。法学家们对这种特征深感兴趣,并进一步塑造了这种特征。法学家们使用“jura”概念来描绘这种特征,是有原因的。其原因在于,与“有形物”具有可触及的物理形态相比,“无形物”缺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无形物”是一种法律上的创造,它的存在基础完全是法律上的。[45]我们常常把《法学阶梯》称为权利体系,但这种理解仅适用于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并不适合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极有可能是对盖尤斯著述的错误理解与复制的结果。“无形”就是指无法触摸的物品,它们体现为某种权利(in jure)。因此,“jus”就是指“物”,意即纯粹抽象的、法律意义上的“物”体系,它是由法学家们创制的概念。

   我们将目光拉回盖尤斯《法学阶梯》的权利体系。我们摘录几段原文,并加以分析。括号内的内容是根据《学说汇纂》做出的解释性补充。

   “无形是指不可触及,它们表现为某种权利。例如,遗产继承、用益权、以任何形式缔结的契约之债。遗产中包含了有形物,土地上产生的孳息是有形物,债指向的交付标的是有形物,比如土地、人或金钱,这些都不重要。实际上,继承权(jus seccessionis)、土地通行权(jus utendi fruendi)和债权(jus obligationis)都是无形的。对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使用权(都成为地役权)都属于无形物。”

   盖尤斯所称的“债权(jus obligationis)”是否与我们理解的“债权(le droit de créance)”相同?[46]我们认为不是。盖尤斯所称的“债权(jus obligationis)”,并不是指针对一项债的权利,或者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而是指作为“无形物”的债,即“法锁”本身。这是一种客观事物,债权人可资受益的一种价值或一种财产。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盖尤斯在《法学阶梯》第3编论述了“债”的发生、消灭和变更。他并未从作为“主观权利”的“债权(un droit subjectif de créance)”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

   同样的,盖尤斯所述“继承权(jus seccessionis)”也不是指“继承的权利(le droit de succéder)”,而是遗产继承的抽象表达。罗马法文献中经常提及的“占有(jus possessionis)”,其含义也仅仅是指占有的法律状态,它指向一个物或一个财产。[47]我们再回顾一下“使用收益权(jus utendi fruendi)”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把“不动产役权(jura praediorum)”看作当事人对土地的一种“主观权利”?[48]从语法上分析,此处“主观权利”概念的唯一可接受的表达,也是大多数作者的观点,即:连结于土地的主观权利。土地被理解为一种法律人格(personne morale)。但是,我们却在《学说汇纂》中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创造的法律概念“地役权(les servitudes)”,意即“对不动产的役权(les servitudes immobilières)”,它是对法律状态的抽象表达。

   回到罗马法文献原文,在维罗纳发现的《学说汇纂》手稿,在此处几乎完全缺失。克鲁格(Krüger)教授借助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中盖尤斯的论述(第8编第2章第2段),尽量还原了原文。斜体字部分是克鲁格教授还原的内容。

   “城市地役权是固着于房屋的权利,它是指不对邻居造成干扰,以及制止邻居干扰的权利。[49]例如,不得加高房屋,不得妨碍采光。城市地役权包括导水和檐滴的权利,要求邻居提供排水和采光的便理。农村地役权是指通行权、驱畜通行权、用路权和导水权。以上权利就是城市地役权和农村地役权。”

   我们通常把“jus altius tollendi”翻译成“加高房屋的权利”。这种权利指向特定权利内容的主观权利。然而,这种翻译似乎不准确,难以与原文意思契合,原文是指“不得加高房屋”。我们是否可以把“不得加高房屋”看作一种主观权利?对于不动产所有人来说,这更像是一种“负担”,即“不得加高”。此外,这种权利或负担并非指向个人,而是不动产本身。[50]根据语法规则,这个短语变格并不是动词的含义,而是一个名词,“jus altius tollendi”应当这样翻译:不动产加高或不得加高的权利。[51]盖尤斯对无形物,尤其是地役权的类型做了扩展:在相邻的两个不动产上,存在一个建造的役权和一个不得建造的役权。正如通行权、取水权等。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这是客观法的范畴。[52]

   同样的情况也可见于檐滴权,即维罗纳手稿中记载的“导水和檐滴权”。这并非指向雨水的权利,而是指不动产权利人获得或拒绝从邻居不动产上滴落的水。因此,它被称为檐滴权或落水权或排水权。这些名称或多或少与早期的通行役权有关。换言之,当时的罗马人尚未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权利,它曾被归类于有形物(沟渠、道路)。[53]

   “使用收益权(jus utendi fruendi)”的语法分析向我们展现了用益权(l’ususfruit)的客观法状态。“使用收益权”也连结于两个事物,但它并非连结于两个不动产,也并非连结于两个人(债),而是连结于一个人(用益权人)和一个有形物。很明显,这一概念表达非常接近“主观权利”特征,它是一个人对一个物的权能。但是,“使用收益权”依然不是主观权利。我们进一步分析。假如“使用收益权”是指使用和收益这两种权能,这两种权能都连结于某一特定物,那么就意味着不动产所有权人的权利当然应当包含了这两种权能。中世纪的罗马法学家在论及“使用收益权”的原理时,并非信心十足。众所周知,罗马法的解读是多种多样的,它取决于“文本”。[54]在解释“使用收益权”的问题上,没有哪个“文本”比下文更清晰。

   “只有用益权人才能主张对物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所有权人则不能行使该权利,因为所有权人并不享有与所有权分离的使用收益权。所有权人对其不动产不享有役权。”

   不动产所有权人不得提起地役权确认之诉,因为他没有“权利(jus)”,不能提出对物的使用和收益的诉讼请求。毫无疑问,所有权人享有该不动产,但他不具备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用益权。[55]用益权独立于所有权而存在。乌尔比安用隐晦的词句来表达所有权人不具有用益权的观点:(所有权人)是否使用该物不重要,总之他没有“地役权”。这句话的确令人生疑,前文已论及“地役权”的含义,此处的混用是源于拜占庭法学家将“用益权”视为“地役权”的一种类型。

   “役权否认之诉”是另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56],它是指所有权人排除他人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这个诉讼中,所有权人并非主张他有使用其自有物的权利,而是否认对方当事人享有对物的用益权(客观权利)。[57]从语法来分析,“地役权确认之诉”和“地役权否认之诉”的概念表达都非常精准地把“被占之物”作为“与格”,而不是指向对方当事人。两者审查的内容是“用益权”配置给有权享用该物的独立主体,并且这个主体不是所有权人。

   解释以上事例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使用收益权”理解为一个“物”,一个法律上的“存在”,而不是一种归属于个体的权能。这也是盖尤斯的观点。盖尤斯提及的其他种类的“无形物”也遵循同一原理,例如使用权、居住权、抵押权、地上权。

   那么,哪里能看出主观权利的观念呢?此“权利(jura)”并不是彼“权利(droit)”。这里的“权利”是指物,它与“土地”或者“神法的物”并无本质区别。它们有着共同的形式和独特的本质:它们可以独立于所有权人而存在,甚至可以单独进行遗赠和交易[58];它们有自成体系的法律制度,还能通过“拟弃诉权”的方式进行交付。[59]与现代法学所谓“主观权利”的含义不同,它们不是“诉”之要件的“诉因(cause)”,而是某些“诉”的“标的(objet)”,如同那些常见的财产。如同“有形物”可以诉请返还,罗马法上也有“请求返还权利之诉”。[60]不可否认的是,某些“权利(jura)”(例如用益权)被定义为个体享有的针对他人之物的权能,但它们并非“权能”本身。享有“使用收益权”意味着对物的使用和享有,这里的含义有细微变化,并且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结果,例如对所有权人的用益权的承认。另外,这种细微变化仅仅发生在数量极为有限的“无形物”上,不会发生在债权、继承权,也不会发生在“不得加高权”、“不得檐滴权”等情形中。“不动产役权”的权利性质也是如此,它绝非归属于个体的权能。

   最后一个问题是,某人与无形物之间的附属关系,是否意味着这是一个主观权利?与享有土地一样,人们也可以享有一项债、一个用益权、一项不动产役权,意即成为这些法律制度的权利人。但是,这种含混的附属关系不是法学家的研究对象。盖尤斯从第2编开头论述有形物或神法的物开始,终及第2编和第3编结束,他论述了地役权、遗产继承、债等内容,但从未提及过“主观权利”。

   七、其他制度

   我们可以继续在另外两编中进行相同的研究。我确信,我们在人、物、诉讼的内容中会探寻出相同的结论。但是,我们不再进行这项研究,原因有两个:其一,萨宾学派与裁判官告示的体系原理依然缺乏深入研究。其二,这种研究在我看来缺乏意义,因为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证明裁判官告示与萨宾学派是建立在“主观权利”概念之上。这与现代法律体系完全不同。至于裁判官告示,这首先是一种纯粹的建立于各种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制度,包括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严格法之诉与荣誉法之诉等等,其次是建立于物的分类基础上的法律制度,包括神息物、债权、嫁资等。[61]但是,我们很难从中发现对权利(droit)进行分类的痕迹。

   结论:不存在统一的主观权利概念

   接下来我们对前文的长篇幅论述进行总结。我们认为,在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中,“主观权利”概念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古典时期罗马法规定的不是(或者几乎不是)现代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债权、用益权、诉权,也不是物权或人身权。

人们可能对上述结论的适用范围提出质疑。以上结论是基于对盖尤斯《法学阶梯》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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