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的新潜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21-06-02 15: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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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进入专栏)  

   然而,许多单一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其体制剩余的有效利用,还需要有其他要素市场化改革,或者其他要素体制的扭曲能够被变通纠正与其相组合。一般而言,某一生产要素的利用,必须有另外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发挥其生产能力。比如,劳动力要素在农业领域中,必须要有土地要素与其相组合,才能生产出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比如,在工商服务业中,劳动力必须与厂房、生产线、运输车、商店、餐饮场所等土地和资本要素相组合,才能发挥其劳动能力。因而,从继续深入的改革思路来看,一种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要求另一种要素进行市场化改革,以便使不同要素之间可以无障碍地进行组合,从而使要素组合的交易成本下降,形成最大的生产能力。

  

   1.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土地组合改革。

  

   农村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必须有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进一步的市场化配置改革相组合,否则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比如,前述因城乡户籍分割、教育不均、居住成本太高和农村土地黏性,在农村中堆积了2.5亿人左右巨额的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他们是错过城市化人口,再使他们向城市流动成为市民的可能性不大。而农村中最为缺乏的是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其最为丰富和有优势的是体制性剩余土地。因而,需要深化的是农村土地配置的市场化方向改革,允许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获得创业收入,允许农民有土地的建设、使用和经营权,才能使这部分农村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相组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能。从剩余要素看,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67亿人,体制性剩余耕地2.6亿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55亿亩。

  

   从农村农业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耕地看,其组合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内部粮食生产领域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太多。相应的对策:一是深化耕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交易和出租集中规模化生产;二是要比较收入机制起作用,转移和减少在农业粮食生产上的就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内部需要调整用地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畜禽养殖等方面的用地供给。

  

   而农村生产中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要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组合,向城郊、小城市、小城镇、小集镇、大小村庄的二三产业转移和集中,使农村中淤积的巨额的错过城市化且不可能再城市化的劳动力,得到组合利用。

  

   因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和本身的流动性很强,只要推动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资产化改革,信贷和投资资金就会进入。因此,关键也在于土地体制的改革,使不可能再城市化的农村体制剩余劳动力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优化组合,加上资本要素注入,才能化剩余为利用,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根据我们的计算,农村土地资源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农村的非市场化劳动转向市场化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新潜能,要占到全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70%—80%之间,原因在于农村中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巨大。

  

  

   2.城镇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土地等组合改革。

  

   城镇中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是来自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更重要的是两者间的组合。与农村改革比较,城镇中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更强和市场化程度更高。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体制性的剩余土地,分布在城镇用地和工矿企业用地中。

  

   前面已经讨论,行政事业中冗员至少有1020万人,国有企业中冗员也有480万人左右;而城镇和工矿企业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分别在2350万亩和1800万亩。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在规模方面进行了抓大放小,在资本方面进行了资产重组,在人员方面进行了下岗分流和再就业等改革。然而,其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下岗分流的人员,要么给钱进行工龄买断任由其自主就业,要么一些职工钱花完后又到原企业纠缠进行再补贴或者再安置。思路上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考虑下岗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组合这一关键性条件如何创造。现在一些事业体制向企业改革也遇到这个问题,即花钱赎买式改革,或者剩余员工不愿意接受,或者没有那么多财力,改革后员工很可能再找上门来。体制剩余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要有其他可以再就业和形成生产能力的要素相组合为必要条件。没有这一关键性条件相配合,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精简机构、减少冗员的改革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

  

   改革需要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同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需要相互组合。因此,要改革以前用资金(资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高和流动性强,其形成体制性剩余的量非常小)赎买工龄的减人办法,为土地和房产赎买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思路。这样在节省改革成本的前提下,还能盘活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体制性剩余土地。

  

   在国有企业中,对于国有制造业企业,可以将闲置和低利用率的土地、厂房、装备和生产线等拿出来一部分,股份化分配给职工,用于减人增效改革;对于国有林场,可以在保证育林、消防、蓄积量等要求下,将林地拿出来一部分分配给职工,使他们从事林下经济生产活动,消化和安置林业从伐木到育林转型的冗员;对于采煤采油等类型的国有企业,由于其所用的土地较多,特别是资源枯竭后的工矿区,可以考虑将其建设用地拿出来大部分,分配给职工用于结构性和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组合;而铁路、公路和邮政等这样的企业,其有巨额的仓储站点沿线等土地,其划拨和低价出让的土地,也应当通过允许其招商和开发,并分配给定岗定员后剩余的职工,或者需要整体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下属企业,用于消化和安置体制性剩余员工。

  

   在进行大部分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过程中,给闲置和低利用率的资产而不动用现钱,程度不同地拿出事业所占有的土地、业务和办公用房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实际是在事业领域中,用土地和房屋等资产赎买冗员,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土地等资产相组合,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使剩余要素重新整合,将负担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目前国家治理部分也存在着机构林立和冗员过多,存在治理效率较低而执政成本较高的现象。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土地和房产等体制剩余数量也不少。许多单位用地宽占宽用,也有许多单位办公用房超过用房标准。有的用来出租,或者纪律严格后闲置。可以用闲置或者低利用土地和房产等搭配,鼓励一些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职员,带资产创业就业,进行精简和分流。

  

   前面已述,行政事业和国企中有至少3000万的冗员,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也有4000万亩左右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还有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率的地面业务和办公等建筑资产。推进行政事业和国企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土地和房产的市场化改革,并用闲置资产支付改革成本的方法,使两者相组合形成新的城镇生产活力。其形成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可能会占到总改革增长新潜能的10%—20%。

  

  

  

   六、结论与建议

   理论上讲,短缺往往成为计划分配资源的理由。但是,从实践上看,计划配置资源往往造成更加严重的短缺。原因在于决策和配置延时、信息不对称和各层级实际有自己不同利益情景下的计划往往导致资源和要素的数量和价格不能进行完全调整,进而造成其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这就造成了计划经济浪费中的资源及要素的短缺和产出的损失,这就是体制性剩余。

  

   在转轨国家中,由于配置体制扭曲,存在着大规模的体制性资源和要素剩余。不论是从一元计划到一元市场体制的瞬时转轨国家,还是先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在,再从二元向一元市场体制的渐进转轨国家,从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改革所推动的动态经济增长,实际是体制性资源和要素剩余不断和充分地得到利用,不断地获得新增长潜能的过程。

  

   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的要素看,体制扭曲所造成的各个部分的剩余,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和衡量。而通过改革将原体制中剩余资源和要素在新体制中得以充分利用,给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会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能,提供了一种从定性猜测向定量较科学计算的基础。

  

   从中国改革的历程和情况看,三大要素中,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启动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并且其本身流动性强,即使有配置体制扭曲可能会发生产出损失,也容易被追求利益经济体的动机和行为所纠正。

  

  

  

   劳动力要素次之,虽然也有流动性,市场化程度也逐步提高。但是,人口有城市化的窗口期,由于户籍管制、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土地黏性等原因,造成了大量45岁到65岁错过城市化人口,即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的员工,其进入和退出,受市场机制配置的程度较低,也形成了大量的体制性剩余。

  

   土地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起步最晚,将规模巨额的农村耕地、林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是要素和资产,没有价格;由于绝大部分土地禁止市场交易,使其无法市场化配置。而且,其有物理空间上固定性的特征,特别是发展、土地、规划、建设、环境和城管等方面的各种用地审批、核准和评审较多,各经济主体有关用地的市场化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其体制扭曲产出损失无法由其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所纠正。因此,土地资源和要素领域,体制性剩余的规模最大。

  

   通过这样的逻辑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最为关键的部位在于土地资源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大量经济主体通过投资、创业和经营,使城乡巨额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与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相组合,化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的巨额剩余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生产能力。在未来的十五年中,通过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度增长,使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本文修改过程中,许文立博士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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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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