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的新潜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21-06-02 15: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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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进入专栏)  
动态来看,新进城市农民工工资水平线与城市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线之间,如图2形成一个尖向右上方的倒V型,就是经典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工资模型。

  

图2 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中的工资变动趋势

  

   然而,中国目前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体制存在着扭曲,并且对它的纠正比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纠正,难度要大一些。结果就是中国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还是较大。

  

  

   (一)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1)1958年以来的城乡分割户籍管制没有取消,围绕其形成了非本市户籍居民不能够公平地享受许多公共服务,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里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服务等。(2)允许人口6个月以上临时性流动居住制度,主要是为农民外出务工、退休人员异地居住、户籍在外地的白领和经商人员便于从业等提供体制安排上的便利;但是这部分人口不能成为当地的市民,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年轻时要从农村出来到城市,中老年后要从城市重新回到农村。(3)城镇的住宅价格和房租水平较高,农村务工人员临时租住务工可以,居家迁移居住成本太高,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障碍。(4)农村农民使用的宅地和耕地,以及农村其他集体统一使用的各类土地,农民如果户籍等到城镇,但其使用和共有的土地,因不能交易变现、股权交易、资产委托管理等会发生很大的财产损失。这也成为黏住农民不能向城镇迁移,以及不能资产变现收入从而增强进入城镇经济能力的体制性因素。(5)在劳动力进入和退出及其定价权力等体制方面,行政事业的人员进入行政化程度高而市场化程度低,行政事业工作人员市场化退出很难,其工资水平的确定取决于行政决策权力而不是市场供求因素。

  

   当然,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要比资本要素弱一些,但与土地要素不同的是,在劳动力市场放开的体制安排下,它可以在不同岗位、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并且,在农村也可以通过将非市场化的劳动,通过生产市场销售的产品,变成市场化劳动,以获得劳动应得的收入。因此,上述劳动力配置扭曲体制的部分产出损失,可以通过劳动者个人理性经济追求,及其流动性来加以纠正。

  

   (二)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的纠正

  

   首先,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户籍管制扭曲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方式进行纠正:

  

   1.自我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的纠正。农民在自己的耕地、园地和宅院中从事向市场供给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将非市场化劳动转变为市场化劳动。如,农民在农村中种植经济作物、养殖销售畜禽、从事产品加工和经营住宿餐饮等,规避了需要到城镇而遇到户籍管制的体制障碍,通过自己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户籍扭曲体制进行了一定的纠正。

  

   2.乡镇企业组合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纠正。农村兴办个体、私营和集体乡镇企业,其产品和服务进行市场化销售;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加工及提供产品和旅游等服务产品。但是,在农村,由于人力资本、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缺乏,剩余劳动力要素的这种利用,必须有土地要素相组合。当土地用途管制较为宽松,农民对土地有较大的建设权时,就为农村就地转移和利用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要素组合条件。

  

   3.农民外出市场化务工的纠正。20世纪80年代后期准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90年代推行临时居住制度,使追求经济利益的农民在农村本地找不到满意就业创业机会时,可以向外地和城镇流动,特别是到能够实现市场化劳动的城镇流动。理性经济主体和劳动者,其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能够变通地使劳动市场化,纠正了体制扭曲可能造成的产出损失。这就是在二元体制扭曲下,经济还能有较高增长速度的深层次原由。

  

  

   (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与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和积累

  

   1.传统国有集体企业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逐步消化。

  

   从1978年到1995年看,外出农民工工资与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比,没有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工资模型进城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从低于城镇职工工资水平向接近其水平而动态变化,而是相反从开始的150%变化到了1995年的100%。这说明传统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存在着低工资多就业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随着90年代开始的聘用劳动力双向选择,完善和实施劳动合同制,进行减人增效、下岗分流和再行就业等改革,使得这部分传统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被逐步消化。

  

   2.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使农村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变成了体制性剩余劳动力。

  

   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城市化水平的比较,认为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还较低,与高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从进入工作到老年退休,从适应城市环境到中老年不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其生命周期。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讲,有迁入城市限定时间的窗口期,在此期间内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就会成为错过城市化人口。但是,从改革开放初至今,由于城乡户籍管制、城市教育不均等、进城居住成本太高和离村土地黏性等体制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体制性扭曲,使许多农村青年人口未能在最佳的年龄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年年钟摆式地在城乡间流动,一生青年出去中老年回来没有成为城市市民。

  

   错过城市人口这一符合中国户籍等体制国情范畴的提出,定义了一个国家如果干预和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发生的现象,即大量再不能够城市化的人口在农村沉积。其经济学的含义是:(1)利用刘易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转型模型的假设分析中国实际时,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因为中偏老年劳动力人口向农村回流和积累;(2)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成为用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无效人口了,其越积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动能损失越多;(3)考虑中国农村过去的计划生育、青年人流出、中老年回乡等,城市中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错过城市化人口的积淀,除非行政办法,否则自然的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慢;(4)当与正常人口流动及迁移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相比时,要考虑中国这种错过城市化人口问题。因此,当比如一般某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应有的城市化水平为80%时,中国因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存在,可能要降低15%以上。

  

   一般来说,青壮年时未能城市化,45岁到65岁人口城市化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这部分逐步淤积在农村中的人口,可以称之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加上20到44岁的,规模在16700万人左右。

  

   3.行政事业和垄断性国企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积累和呆滞。

  

   行政事业和垄断性国企员工的编制和定岗准入数量,不是市场约束而是行政事业需要和国企自身意愿确定,其工资水平由中央人社部、行政事业部门和各地政府决策确定,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一般无法解雇员工。特别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支出预算,约束力较弱;国有垄断企业的人员数量和预算支出,监管也不严格,更没有社会听证。因此,其工资水平要比竞争性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高;其用工数量不受市场竞争约束,有扩张偏好,多余员工退出困难。因此,改革开放后,在行政事业和垄断国企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体制扭曲性剩余劳动力。

  

  

   就国有企业来看,垄断性行业就业员工较多,劳动生产率较低。如三大石油公司就业为250万人,就2017年以每个员工年生产的纯利看,中石化和中石油员工平均为11万元和3.6万元,仅为埃克森美孚的1/12和1/36。至少剩余150万人。2018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单位就业人员264万人。主要集中于国有铁路、交通收费和邮政等行业。如果严格定岗定员、交通收费智能化、仓储智能物联化和邮政传统业务快速萎缩,也将至少会形成150万的冗员。2020年,近728万国有企业员工中,冗员有至少480万人。

  

   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上看,1978年时,事业和行政机关的人员为1964万人,财政发放退休金的退休职工为137万人左右,行政事业非正式职工与总人口比为1︰46。但是到了2015年,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为4100万人左右,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人员在1500万人左右,财政支付的供养人员,实际规模在5600万人左右。也就是国民财政供养人口比,除了行政事业退休人员2000多万,供养的在职人员到2015年大幅度上升为25人供养1人。

  

   2006年国有行政事业单位等需要财政发放工资的就业人员3669万人,占城镇国有单位总就业的57.05%;2019年增加到4706万人,占城镇国有单位就业的85.99%,占城镇总就业的10.64%,占全国总就业的6.07%。2006年到2019年,城镇国有单位总就业从6431万人减少到5473万人。其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就业的从1258万人增加到1957万人;教育等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从2411万人,到2015年最多时2890万人,2019年下降到2749万人;国有企业就业从2763万人下降到767万人。2020年,行政事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人员,随着网上办公、网络信息化社会治理、线上支付和其他服务,国有行政事业等单位就业员工的体制性剩余人员,推算至少1020万人。

  

图3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工资变动趋势


根据卢锋(2012)年文献和国家统计局职工工资及各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抽象绘制。

  

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工资模型表明,中国官方工资水平变动正好与图2所示刘易斯工资变动模型相反: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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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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