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斌:“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5 次 更新时间:2021-06-02 09: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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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斌  
也部分地反映了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困境。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发展之两难。对于全球气候治理及其发展趋势不能盲目乐观,因为新兴大国仍面临着双重难题——国家发展和气候变化应对。对这两大难题稍作反事实推理就可发现,即便让已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传统大国来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恐怕也绝非易事。更何况西方传统大国的工业化迷思,正是建立在19世纪末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基础之上;新兴大国的崛起亦发轫于西方世界所主导的现当代国际体系中,并在一定时期内仍受既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制约。

   新兴大国说到底仍是发展中国家,在核心技术、能力建设乃至资金来源等方面仍须借助发达国家支持,因而同步应对和承担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并非客观。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领域的群体化趋势,本身就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发展两难而不得不“抱团打拼”,以期在全球气候政治博弈中尽可能实现国家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之“双赢”。反之,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领域群体化的发展和上升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国家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影响,即“双赢”效果明显则其群体化“抱团打拼”态势可能进一步延续,反之则可能陷入分化窘境或停滞不前。尽管气候变化风险本身会对新兴大国的国家发展造成冲击,但在可见的将来这些国家较为优先的战略考虑恐怕仍是发展。

   第三,大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尚存。大国在气候治理方面缺乏政策协调,是全球气候治理窘境频现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新兴大国面临传统大国在气候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的 “外患”。2019年底于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COP25)在经过两天的加时谈判后,各国仍无法就《巴黎协定》最核心的第六条实施细则达成一致。传统大国已经享受了发展红利,却企图逃避历史责任,某些长期以气候治理先锋自居的传统大国明显缺乏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意愿。同时,气候治理与经济政治因素挂钩,导致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例如,有关“国家自主贡献”的边界如何界定,巴西与欧盟一度尖锐对立。

   另一方面,新兴大国彼此之间亦存在步调不一的“内忧”。新兴大国群体成员的发展阶段与水平迥异,而国别治理成本差异自然导致谈判诉求和态度不尽相同。新兴大国之间也难以完全搁置分歧并将气候政治互动引向高水平的新兴大国群体内合作,而将气候治理作为政治博弈的工具无疑是对集体力量(如BASIC/BRICS)的损耗。显然,在气候治理的诸多议题上,“基础四国”依然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制约了“基础四国”间的深入合作。

   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

   如果说全球气候治理是为实现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而“积跬步”或“积小流”,那么探寻其中的公平正义则成了令人向往的理想彼岸。公平正义(Equity and Justice)意味着不对其他国家和其他人附加额外的伤害,并尽可能将对脆弱个体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有关国际公平和正义的解读至少有六种:权利(Rights)、因果(Causality)与责任(Responsibility)、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康德伦理学(Kantian Ethics)、罗尔斯正义论(Rawlsian Justice)、无偏颇(Impartiality)。

   权利指的是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如果任何有关气候变化责任的所谓“科学”预测和权责分摊忽略了这种生存权,则显然有违公正公平。因果与责任是公平正义的构成基础,即人为气候变化风险是由谁造成的,那么最终也应由谁来承担。功利主义则认为有关气候问题的利益和责任分摊应使行动结果最优化,比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谈判进程、承认气候变化责任并且援助那些可能遭受气候变化风险的其他国家。换言之,气候变化权责分摊应有助于实现全人类福利最大化。康德伦理学则坚持“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倘若气候变化的一些责任分配以有违自由意愿的方式施加于一些国家,那么这种责任分配显然是有失公正的。罗尔斯正义论认为所谓的权责分摊可能来源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下的利己主义“原初立场”(Original Position),具体到全球气候政治当中,则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立场严重失衡,比如小岛国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承认,但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气候行动或援助仍十分有限,因此小岛国等弱势群体仍处于“自然状态”。无偏颇则要求对公平公正进行合理评估,诸如美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气候援助,不在于这是否属于美国的利益范畴,而在于就公正而言美国不应拒绝。

   显然,人为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可能给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带来灭顶之灾,这无异于是对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否定,意味着这一进程给人类生存带来了非预期后果——自我毁灭。鉴于气候变化风险及与之相关的危机意识,小岛国如其群体联盟“小岛屿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中的“联盟(Alliance)”标签所揭示的,共同命运感极强;而最不发达国家同样以弱者姿态频现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一方面,这些弱国或小国的存在及对“无可谈判的生存权”的呼吁,侧面反映了全球气候政治公正的缺失;另一方面,维护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成了争取当今世界政治道义制高点的必要课题。当然,与气候变化集体行动难题和全球气候治理失灵相似,全球气候政治公正的实现路径同样布满荆棘。

   捍卫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既是一项有赖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也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伦理遵循。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深刻指出,“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

   结语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了国际社会难以规避的焦点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却长期徘徊、停留、挣扎于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中。事实上,实现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的根本出路仍在于全球气候公正。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新兴大国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共识议题,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正如习近平主席在4月22日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所强调: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总之,面对人为气候变化及与此相关的诸多世界政治难题,或许“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方能为复杂的困局提供些许解决思路。

  

   【本文是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9CGJ043)的阶段性成果】

  

   赵斌,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5期;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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