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价值取向钩沉

——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4 次 更新时间:2021-05-13 08: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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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这就有了集权的用武之地。你能搬得动权力,我也能搬得动权力,搬来搬去,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站在问题背后的权力。中国人最怕打官司,认为那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但一旦撕破面子,打起官司来,就不怕倾家荡产。官司有权力站岗,执法者没有办法,也就只好和稀泥,乐意于“吃了原告吃被告”,吃来吃去,执法者自己也开始集权。

  

   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多为民俗所主导,一个重家庭的民族,民俗从家庭家族开始,逐步演化成熟人社会,就有了道德与法律介入的难度,久而久之集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文明的一部分。

  

   集权一旦形成,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中国古代社会,官僚们内斗不止,陷害忠良,出卖民族利益,就是在矛盾中实现的,弄得后人们难以吃透其中的原由。孔子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叫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说,民众只要听从怎样去做就可以了,而不要知道其中的原因。现代人看来觉得很可笑,很愚民,其实就社会集权来说,肯定是有作用和效果的。知事的人多了,道理也就五花八门深浅不一,这对于集权并不是一件好事,愚民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统治集团的一种价值取向。

  

   孔子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地位不高,与他的一些倡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他的有些倡导,也符合当时人们的低水平认识和文化积淀。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叫着“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一下也就可以知道,这并非一种普遍现象,包括世界历史在内,真正得民心者得天下都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这种提法更多的是人们的一种期望,一种对统治集团的警示。对于古长城,人们常说它是民族的骄傲和伟大,其实长城就是一项抵御外来侵略的工程,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和古代暴政下的苦难,记住这些就记住了真正的历史,才不会让悲剧重演。这就要求人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不能一味地肯定而没有了否定,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去批判性地看待问题。

  

   民主制度是社会进步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总是有些不尽人意,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甚至成为强势群体获取权力的工具,但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性善恶的参合。在中国还表现出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当个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很关心民主,无关时又在重家庭的文化氛围里谈古论道,围着家庭的圈子打转转,民主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就少了生存的土壤。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派别之争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子,一部分人过分强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部分过分强调“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社会”,其背后都与家庭相密切相关,不在自保上,就在自利上,结果争来争去都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不大,我行我素的道理一大堆,真理也就被撂在一边,理论界为此活得很累。久而久之,人们就会产生对这种制度的怀疑,“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就难以落实。

  

   民主集中制是当代中国提出来的一种决策方法,与集权制相比较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社会进步,也是党派社会治理时期的一种先进制度。民主集中制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最后下决心的还得个人决断,理解上很到位,也没有什么不当。特别是对于一个重家庭、多矛盾的民族来说,民主集中制更是一种现实选择:既能很好的吸取民众的意见,又不至于陷入意见纷呈的争论而久拖不决,于事于物,于取于舍都有好处,都是一定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做决策的人特别是基层政权不要偏离民众的基本共识。

  

   集权制从事理上看也是矛盾的产物。矛盾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普遍现象当然是重家庭文化的衍生,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观在中国成了《矛盾论》就是一种可贵的本土化。矛盾一词出自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寓言《矛与盾》,说的是楚国人卖盾又卖矛:我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它。又说:我的矛锋利极了,任何坚固的东西都穿得透。有人便问:如果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楚人便答不上来了,矛与盾的问题也就从此提了出来。韩非子是当时法家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他的《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成为后世流传的名篇。

  

   从寓言中可以看出,矛盾指的是说话中的自相矛盾。楚人既卖矛又卖盾,作为商人在经营上说些诳话也很正常,但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就有了它的特别意义,这种特别意义在于:有了矛的无坚不摧,又要解决盾的坚不可摧,这样以来,无坚不摧与坚不可摧就只能在不断地解决中进行,这种不断地解决恰好推动了事物的进步与发展。毛泽东正是看到这一意义,才写下了《矛盾论》。

  

   中国社会矛盾的普遍性非常突出,解决矛盾也就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特有现象。小到家庭、邻里之间,大到族群、地域、诸侯、党派之间,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并且源远流长,从未间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走来,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现状,又亲历和领导了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加之博览群书,对中国社会的各类矛盾也就有着切肤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选择以矛盾的形式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观,回答和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问题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理论的一大特色。《矛盾论》原文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演稿《辩证法唯物论》的一段讲话,为第三章的第一节,后经编辑而独立成文。《矛盾论》全面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和转化等问题,重点解决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观的中国阐述,矛盾一词从此成为哲学领域里的一对规范用语,也是中国社会实际具有多重含义的一对社会用语。

  

   《矛盾论》的要旨在于分清事物矛盾的主次,以期达到解决矛盾推动工作的目的,是一种研究事物、对待工作的方法论。当代一些学者如房良均、陆定学等,对矛盾观提出了反正法,认为“矛盾”不是事物的实体,而是事物的关系,实体不能等同于关系,所以关系不能代替事物的运动发展等,并以此来否定“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并贯穿于事物的始终”的观点,看起来有些道理,其实这种否定完全把事物与关系分离开来,从事物中剥离事理,就关系论证关系,是一种逻辑形式的自我演绎,是抽象不能进入实态的自闭,而《矛盾论》说矛盾,是指矛盾中的事物和事物中的矛盾,不是矛盾中的矛盾,关系中的关系,抽象中的抽象。

  

   《矛盾论》作为方法论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大的作用,一个重家庭多矛盾的民族很需要这一方法,很需要在大事小事中分清主次,特别是民间的纠纷,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矛盾就会越扯越宽,越扯越远,新的矛盾没有解决,旧的矛盾又被重新翻出来。在矛盾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人们就有一种集权的社会渴望,集权在中国社会也就很难实现转型,这就是《矛盾论》留给中国人的认识财富。(20689字)

  

   (本文系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与延伸》一书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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