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价值取向钩沉

——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4 次 更新时间:2021-05-13 08: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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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具备融资、建设、产权、维护的全部责任,这就要求从城市到农村,从国企到民企努力培养好自己的建筑队伍,建立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建筑企业集团而逐步淡出开发商这一中间做买卖的环节。

  

   长远来看,在必然中选择偶然,往往会受到事物规律的惩处,但要人们在现实中记取又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抓住机遇往往会赢在眼前,至于输在长远那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就以后去想吧,这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理,这种心理会造成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短视。

  

   4、集权的社会渴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提出、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进行了系统论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伦理学的重要范畴,现代社会学研究者对此有些争议,主要是基于“没有家庭难道就没有社会”这一问题提出来的。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但具有伦理学意义,而且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中国人重家庭的观念在黄河文明中诞生,是中国人在长期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形成的一种自救模式,又隐含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它的内生动力经久不息,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首,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就从由以人的为中心的运动方式向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运动方式转移,人际关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也就特别容易扩散,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矛盾,个体之间相对简单,解决起来也就相对容易,但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矛盾牵扯成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之间的矛盾时,矛盾就由一个参与者变为多个参与者,多个参与者再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像集数一样迅速向以血缘为纽带的周围扩散,矛盾的复杂化也就因此展开。在矛盾的对立中,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围绕着一个矛盾展开,就是多个渠道的力量向一个点的集中,这种力量也就远远大于一个人的力量而成倍地增加,矛盾解决起来或者说矛盾的统一性也就很难达到。

  

   在现实生活中,你得罪一个人就等于得罪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中国民间有“管娘屋人”的习俗,就是女子嫁出去以后在男方家里受了委屈,女方的家族就要找上门来“出口气”,轻的放些狠话,重的就大打出手。一个宗祠有人作官,外姓人是不敢随意冒犯的,冒犯其中一个人,就等于冒犯了本族的官员,在封建官僚社会中,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搞不好就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历史上的很多恩恩怨怨往往就是从一个人开始,逐步演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宗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村寨之间、山头之间、邻里之间的爱与恨一般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亲帮亲、邻帮邻,帮来帮去都是从血缘开始;说情枉法、混淆是非,打来斗去也是从血缘开始,血缘关系就成了是非搅合的关系,伤害无辜也就在所难免。

  

   家庭是亲情的乐园,重家庭的民族就必然重感情,重情重义也就不太重理,息事宁以人情为先,以理服人也就很难做得到。一个感情用事的民族,人际关系也就相当复杂。人际关系的运动方式是以人的个体为中心沿顺时针方向的运动,这种运动方式只能在道德和法律的调节下才能正常运转,任何超出这一范畴的调节,都只能是越调节越复杂,使问题的本身又回到问题的开始,不但永远解决不了,甚至会留下更大的隐患,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所谓以理服人就是摆事实讲道理,道德和法律作为人的共同理性的认识成果,也就成为处理人际关系唯一正确的途径,这一点在中国却有些它然。

  

   中国历代社会除了道德法律以外,乡规民约,行规族规很多,现代社会尤以规章、制度、纪律见长,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从管理部门到厂矿行业,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版本,收集整理起来可能是世界之最。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搞规章制度呢?不外乎“无规矩不成方圆”的传统观,但执行起来特别地难,或者说是执行不好,其根源就在一个“情”字的搅合。一个交通违章要处罚,立即就有人找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又找亲戚朋友,关系就这样一轮一轮地展开,最后违章的人可能与处罚的人也都成了亲戚朋友,当初说起来是天大的事,最后就不了了之。一般民众对待这样的事情有一种心理,那就是哪个家庭没有几个亲戚朋友,托人帮忙是件情理之中的事,很自然。如果当事人有了很大的请托费用,甚至远远超过了违章处罚,那也认为是件很正常的事,是关系的付出,值得,似乎与事故的本身没有多大联系。中国社会行贿受贿问题特别地多,追溯起来与礼尚往来风气分不开,而礼尚往来的根子又在家庭、家族血缘之间,特别是当它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手段后危害就特别地大,根除起来也特别地难,顽固得如同木马,你删除多少,它生成多少,甚至成倍地生成。

  

   重家庭的文化基因隐含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母亲是中国家庭的真正核心,穷时精打细算,富时装点脸面,这就很容易养成一种自私爱财的心理。自私在人的一维性本质上,本恶的人表现为自利,本善的人表现为自保,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而爱财,聚财,敛财到炫富又有一种内生的联系,各为其主,各为其家,“天下为公”的事也就只好说不好做,“一盘散沙”也就有了源头。中国历代的很多改革归于失败,都与触碰了家庭、家族利益的底线有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无不都是如此。中国人强调厚德载物,强调团结大局,也是中国人在自发状态下最缺少的东西而引起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反思,并在国家层面上积极倡导和实施,这种倡导当然也惠及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并树立了中华民族对外邦交的良好形象。

  

   家庭是私有制的天然载体,重家庭的民族必然会把这种制度推向极端。私有制在人类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它积极合理的成份,但中国人往往会把它当成自私的工具,并且长时间地得不到改进,社会压迫和剥削也就特别地深重。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想对其进行改良,但都没有成功。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民间疾苦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沿,孙中山先生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想改良社会,解决民生问题,但根本进行不下去,沉积在土地上的利益集团连一分都不可能让出来,到了“四大家族”时期,社会盘剥和军阀掠夺进一步加剧,民愤已经成了一堆待燃的“干柴”,也就有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社会革命。中国社会改良牵连到的不仅仅一个家庭,一个官员的利益,而是整个官僚集团家庭、家族的利益,王安石也就斗不过司马光,蒋经国也就只能中断“上海打虎”。

  

   很多企业在发达国家往往会把70-80%的利润拿出来用于员工的薪水福利,但在中国民间,特别是有些家族式企业能拿出50%就算蹬天了,很多都只有20-30%用于员工,其余就是私家财产;有些企业主往往是投资用银行的钱,利润转移到国外,国家在他们的面前只是一个只赚不赔的市场,富时挥霍无度,穷时自保自利。中国的农贸市场,小商小贩,短斤少两现象十分普遍,抓一下好一点,不抓了又一样,在这只赚不赔的后面,不是一个人的生存和致富,而是一个家庭乃至兄弟姊妹家庭的生存和致富,在这种巨大压力和拖带面前,欲望也就没完没了,也就有了“无商不奸”的血缘基础和民间认同,推演开来就是整个商界的一些不道德行为,特别是那些不生产,只销售的经营终端以小门店尤其突出,假冒伪劣,买一天吃一年,不是当作一种耻辱,而是当作一种本事去吹嘘,实在做不下去了,又去责怪生意不好做。

  

   当人们看不到私有制益处的时候,就会把它的害处放到无穷大,去搞“均贫富”和“大锅饭”;当人们看不到它的害处的时候,又会把它的益处放到无穷大。俄罗斯搞了个“休克疗法”,中国就来了个砸“饭碗”,弄得民众生存出现了危机,发展到后来就有了管理层收购的盛宴。孙立平先生作为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不得不说,掠夺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应当立即停止。公有制的核心是全民所有,当发达国家的公有制以另一种形式即股份制形式出现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时候,中国才开始真正地追赶。这种既不否定公有制又能最大限度地容纳私有制合理成份的形式将成为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一大基石。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全面私有化,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倒退到奴隶社会。作为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本来应当最早认识到股份制的优势但却迟迟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一个重家庭民族在自然状态下眼光局限性的体现。

  

   封建社会是一种以家庭为纽带的世袭皇权社会,能够在中国维持近三千年之久,其根源也在于重家庭文化的支撑,也就是说,这种社会是建立在重家庭文化之上的社会,有其天然的适应力。人类社会的事物是由人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人性文化基因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反向推论一下,就是一种社会制度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在一个国家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外来的某种制度能够随随便便在一个国家推行。

  

   问题百出,矛盾容易扩散,且各自为家,一盘散沙,中国人就有了一种社会强力干预的心理,集权的社会渴望也就随之而来,不可避免。

  

   从演化的角度上讲,集权的形成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过程:矛盾的双方僵持不下,就需要一个主持公平正义的人去解决,这个主持公平正义的人就是公人。在一个重家庭的民族,家庭内部矛盾,家长就是公人,家长说了算,不管公正与否,总算得到了解决。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家族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就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公人来加以解决,但这个公人如果仅仅是一个自然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就需要一个公人团体来解决,这就有了族长制。集权就这样像垒金字塔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心里一层层向上建成,集权的最底层或者说是基点就是家长,最上层就是统治集团。集权一旦形成,就有了自己的运行规则,这种运行规则就是官场的运行规则,有了官场的运行规则,人们就不要指望它总是做好事,总是主持公平正义。

  

   集权在中国社会的基点是家长。在一个家庭里家长说了算,虽然有失公正,甚至完全不公,但在血缘关系中一般也能容忍。由此向上推移,统治集团也就有了家长作风,也就有了完全不公正甚至颠倒黑白的事出现。中国古代,人们把离他们最近的县令称作父母官,原理也就在这里,也就是说,父母官不是随随便便、无缘无故叫出来的,而是中华民族重家庭文化的反映,官僚们也很喜欢把自己的过失称之为“家长作风”,这既是一种权力心态,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和尊荣。

  

   家长作风本质上就是一种集权,这就不难理解,集权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有这么漫长的历史而生生不息,为什么会有世界的第一个集权制国家的秦王朝在中国的建立,为什么中国的官员乐于享受“家长制长”作风,因为中国是一个重家庭的民族。

  

各为其家,人多口杂事难办,集权就有一种内生动力而演变成一种民族心理。城市建设搞强拆,城市管理搞强治,人人愤而不平,嗤之以鼻,但真正要他来做,可能又是一样。一个问题如果长期拖而不决,集权的介入往往就最有效果,这些效果一经扩散,效仿就由此推开,并在流传中不断强化,久而久之,集权就在人们的心中就得到确认和巩固。人最容易忘记的是苦难和痛楚,最容易怀念的是幸福和美满,这是人“天生向往美好”在起作用,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尤为如此,集权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也就会常常被记取。一旦遇到问题,双方又不肯罢休,不是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是感情用事寄望于外力地介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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