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价值取向钩沉

——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4 次 更新时间:2021-05-13 08: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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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往往难分伯仲,甚至哪是必然,哪是偶然也很难界定。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抓住现象的人往往会赢,这是对偶然性中的随机现象的把握,但他不会一赢到底,这是必然中的稳定性在发挥作用。如果不去追溯事物的历史过程,研究事物的不同因素,现象给人们的印象总是偏重于偶然性解读。

  

   中国人看重偶然性,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受到了自身文化基因的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家庭的民族,上至皇亲贵族,下到一般民众,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都在围绕着以家庭、家族为中心运动。古代统治集团在夺取政权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家庭和家族的兴旺,封王封候也就首先从自己的血统开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中国古代社会常有的现象,“打仗不过父子兵”既是一种力量来源也是一种用人方法,巩固的当然是家庭和家族的地位,而当国家和社会遇到重大挫难时,统治集团又往往会把民间的疾苦放在一边,首先保护的就是自身的血缘关系,甚至不惜造成民间的更大痛苦,张养浩所作的元曲《潼关怀古》中写到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一种现实写照。古代皇权代表着国家,国家不救民众,民众就只有自己救自己了,古代黄河流域的人们在不断逃难中求生,依靠的就是自身的力量,就是家庭的力量,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当社会力量高度分散在家庭和家族之中的时候,频繁地自然灾害,不断地战争摧残,以及匪患离乱和强势力量地盘剥,就会使中国的老百姓在极不稳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在偶然中搏取生存的选择,并且总是寄望于偶然性机会让他们脱离苦海,获得新生,当然也包括发家致富。

  

   中华民族偏重于形象思维,由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一的象形文字所铸成。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认证。形象思维顺延下去就是发散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总会在事物的横向间移动,这就促成了人的灵敏度,中国人很灵活,这为世界所认同。《易经》作为中国哲学的最早范本,过度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也与这种思维形式有关,同时又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使中国人有了在必然中求取偶然的优势。

  

   在必然中选择偶然,促成了中国人的很多行事方法,中国人讲究抓机遇就是其中之一。机遇是事物的偶然性表现,稍纵即逝,抓住了也就抓住了,抓不往也就失去了。战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性表现,源于人性善恶的自我清洗,由人性善恶的振幅所决定,虽然很残酷,但在人类理性社会没有到来以前无法避免,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人类发明兵器,特别是热兵器中的高性能兵器,从来都不是为了改造大自然,更不是为了应付动物植物,而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进步,都与这种清洗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不是一般手段能够解决得了的,只能通过暴力才能解决,战争也就成人类社会进步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就是规律,就是必然性反映,战争之外的空窗期就是和平。

  

   中国人经历的战乱太多,和平很难得,也就被中国人视为机遇,抓住这种机遇拼命发展经济,以备在下一轮战争来临之前有了实力,要打就打,不打也有准备。其实从人类社会的全部进程看,战争是规律,和平也是规律,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是从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走来的,战争与和平都是它的必然反映,或者说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进步曲线运动的一定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规律特征,也就是说,中国人抓和平的机遇,其实不是抓机遇,而是顺应规律。

  

   机遇有它的两面性,对一方来说可能是机遇,对另一方来说可能就是灾难,譬如,军火商在和平时期就很难受,也就必然要怂恿政府去作些打打杀杀的事来,这是人性本恶的反映。机遇作为事物发展中的偶然性现象,并不都是有益的,如果不去甄别,盲目地去抓就会事与愿违,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同弈棋,看起来是着好棋,但只要你动过去就是陷阱。

  

   在必然中选择偶然,也成就了中国人搏取短期效应的行事方法。中国人创业,历史上首选商业流通的居多。中国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而且多以个体面目出现,这并不是冒险精神的表现,而是在实业与商业流通的比较中,商业流通表现出的偶然性机会更多,在偶然性机会中搏取利益是中国个体户致富的长处。相比而言,办生产性企业,投入多,周期长,产品更新与市场变化总有距离,长期风险始终存在,避开实业的这些不利因素在事业中起步,就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选择。中国人做流通无所不能,无所不活,分分厘厘地赚,风险小,见效快,一旦抓住其中的机遇就有暴利,暴利也就成为中国商人趋之若鹜的去处。在中国没有商人们做不好的批发,走不动的流通,卖不出的商品,能人名人也就特别地多。大连的服装、义乌的小商品、广东的电器遍及世界角落,搞得中国人盘活了世界,世界还要反倾销,这事儿说起来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也是世界其他民族不容易遇到的问题。二千多年前先秦时代开辟的“丝绸之路”,就其艰难困苦程度而言无以伦比,中国的祖先们做到了,中国的当代人更能做到,而且做得更为出色,这种出色不仅仅是做流通那么简单了,因为这时候在流通的背后是强大的产业和产业集群。江浙人的能干、两广人的精明、湖湘人的灵贩都会让世界感到,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民族呢!

  

   搏取短期效应,最快的路就是捷径,中国的一些人善走捷径有目共睹的,走得好的让人赞叹,走得不好的让人怒目。仕途上最近的路就是卖官,吏治腐败也就成为各朝各代的顽症。封建王朝搞了个“捐官”,类似于朝廷收钱向民间授予某种品位级别的虚职,搞得富豪们都成了“员外”,卖官也就有了历史沿格。堵了前门破了后门,从捐官到卖官也就名正言顺起来,现代社会有些“能人”一夜之间成了“代表”“委员”,最后又被扫黑除恶打掉。有些人为了谋官,知道老老实实升迁太慢,就想起了去做“人”,专为上级谋“家政”。上级有什么呢,当然就是官冒子。谋官的人一旦得手,就可以利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去做更大人物的“家政”,谷俊山式的人物也就畅行起来。

  

   埋下头去创业致富当然很难。一些学者们引进市场经济,去头卡尾,把不便于利益集团运作的法律法规都不要,剩下的就是手段,“狼”来了,“羊”就开始下岗,就有了所谓“为改制必须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的利益”“贫富差距还不够大”的呼声,黑砖窑事件如同西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残酷的手段也就死灰复燃。传销从家人开始,起点最近,由家人牵出另一群家人就是社会,一轮一轮骗下去就是财富的金字塔,从金字塔往下看,条条都是直线,财富积累也就非常迅速。考场很过硬,儒学们又把考题出得很难很怪,勤于学习的人尚能应付,有权有势有钱的子弟们当然不乐意,不好好学习,又想混进名校,剩下的就只有拼命作弊,这条路一旦得手,不管他学习怎么烂,都有一张好名片,至于就业当然又可以走捷径,于是一些官员的子女又都成了官场的主力军,如此等等。

  

   在必然中选择偶然,就有了中国人的某种侥幸心理,总希望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够一夜暴富。“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作为民间谚语具有很深的社会认同。中国民间的对联,总与一个“财”字联系在一起,每逢春节你去家家户户看看,红纸黑字“财”得非常诱人,不管是否发财,但总想发财;某人发了财,原因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了财,发财也就被人说得眉飞色舞,版本天多,而且越贫穷的人对偶然性寄望越高。民间博彩在中国热度很高而演化成一种民风,从官场、商界、实业领域到一般民众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相对于其他民族,中国民众的博彩心理了得,一个地下六合彩搞百姓每到晚间八九点就神经希希的。有博彩就有赌博,原理上搏取的都是偶然性机会,赢了的想再赢,输了的想扳本,就是在这种无穷无尽的偶然中走向深渊,倾家荡产之后又去怪罪手气不好,须不知手气也是事物的偶然性反映。

  

   在必然中搏取偶然,有时候也能避开一些不利因素和结果,或者在不利因素和结果到来之前逃之夭夭。中国的《孙子兵法》有“兵贵神速”、“兵无常势”之说,就有必然中搏取偶然的作法,但这种搏取往往是在没有办法时的办法,是“兵出险招”而为之,人们不去理解其中的含义,总想去“险招”,结果是险了别人也险了自己。有的人把《孙子兵法》运用于商业活动,似谬非谬,也有获得重大成功的,但久而久之就会使一些人变得十分的狡诈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形象。应当说《孙子兵法》的学理原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或者说是对人的行为偏性的一种发掘,只是经过孙子的加工整理,用于军事活动有了它的正当性。

  

   多年来中国房价暴涨,但暴涨之后又会滞胀,国家也就想盘活资产,给予政策上的扶植,但开发商们抓住这些机遇,不是想把库存尽快消化出去,而是把它变成新一轮暴利的临来赚得盆满钵满,政策一收缩,商家们也就很难全身而退。中国人搞房地产开发叫着开发商制度,从香港传到内地,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制度安排通俗地讲就是:开发商融资,银行出钱,建筑企业打工,政府服务搞三通,进城人按揭去接盘。赢了几方皆大欢喜,输了一些开发商卷款就走,甚至出现一房多买等诸多乱象,结果是:打工的垫钱,服务的捡摊,出钱的喊冤,接盘的一辈子还款,对建筑一窍不通的融资人去了天堂边。

  

   从开发商制度中的几方关系看,开发商既是融资的主体,又是收钱的主体,掌握着全部开发过程中的经济大权而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中心,其他几方几乎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地制约,而要保持几方皆大欢喜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房价上涨,以刺激市场预期而不断地让人们去买房,保证开发商资金不断链,这就使得房地产成了只能赚不能赔的场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是在这种盛况下起步和循环的,一开始暴利,房地产就风起云涌,一开始滞销就人去楼空成烂尾楼。这种制度安排在起步阶段,小范围内实施,可以起到搞活流通,盘活资产,激发人气的作用,一旦深入下去,大面积推广,就会失去控制而弊端丛生,你说开发商缺德吗,其实也不尽然,他们只是生意人,只是为了是多赚点钱,亏本的买卖谁去做?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有了炒作的属性而成一种赚钱的工具,以致于脱离了商品的属性而生出无端的是非。

  

   开发商制度从根子上溯源,就是一种家庭经济制度,即一个家庭有了钱,想修房子,就请泥瓦工来建房,只是在开发商制度下,不是为了自己住,而是为了卖出去,开发商也就成了买卖人,房地产市场也就成了做买卖的商场。买卖人的营利手段就是赚取市场差价,一旦没有了市场差价,人去楼空就是最轻松、最简便的处理方法,你要他“企业家身上也要流着良心的血”是没有用的。买卖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厂家的批发价压得很低,把售价定得很高,好赚的钱都赚走了,不好赚的就甩在那里,这就使得“建筑队很骨感,买卖人很丰满”,一旦有了纠纷,又说那是市场行为,责任就成了甲乙双方的事,没完没了的官司首先拖垮的就是搞建筑的人、按揭买房的人,卷款而走、一房多卖也就很难成为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加以惩罚,也就有了负债越多越安全的神话。

  

房地产市场看起来是市场行为,其实是政策行为。在中国个人消费是无法或很难向银行贷款的,唯有住房可以例外,这就使得个人有了买房的能力和冲动,而个人按揭资金又可以直接由银行转移给开发商,其结果就是:还款在个人,风险在银行,受益在开发商,开发商也就有了政策上的强大支持,房地产市场如果失去国家调控,就必然会成为暴利场。其实要真正办好房地产市场并不难,只要正本清源让政策回归到支持实体企业上来就可以了,使工程建设企业真正成为开发设计、建筑销售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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