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价值取向钩沉

——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5 次 更新时间:2021-05-13 08: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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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但“知足常足”演变为“知足常乐”之后,意义就发生了变化,重心也向“乐”字上转移。“乐”在人的生物属性上是人的感情属性的表达,人的感情属性产生人性本善,知足常乐也就有了引人向善的倾向,这对于一个倡导人性本善的民族来说,中国人很愿意“乐”在其中。

  

   中国人为什么要知足常乐呢?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家庭的民族,重家庭是中国人在长期苦难环境中形成的一种自救模式,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首,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乐”也就成为人们排泄苦难的一种精神寄托。在中国民间,很小的事也要办成喜事,热闹一番,乐一乐,而且越到底层就越有这种冲动。生孩子本来就是家庭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人多力量大也是一种战胜困难的生产方式。中国人知足了,只要儿孙满堂,再苦再累也是天伦之乐,虽然从观念上讲是为了传宗接代,但其根源上还是维持家庭生存对劳动力的需求,当然也有望子成龙的寄望。孩子升学,新屋落成,生日大岁,在中国人面前,都是喜事乐事,“乐”也就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需要一定的表达方式,这就使得中国民间的喜酒宴请特别地多,甚至把它作为一种祛病除邪的方法加以运用。中国民间有“冲喜”之说,就是用办喜事的方法来冲一冲家里的邪气,譬如家里有长辈长病不起,就来找个由头,为儿女子孙操办一场喜事,大家在一起喜一喜、闹一闹,乐一乐,也许就能收到一些意外的效果。中国的传统家庭,讲的是多代同堂、其乐融融,知足常乐也就很适应于中国家庭的“小日子”,这种“小日子”也是以女性为主妇的中国家庭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是母系氏族社会痕迹的天然反映。

  

   知足常乐,乐到什么程度并没有界定,这就是使得中国人很难把握,久而久之就有一种轻浮的心理,人一轻浮就忘了谦虚,骄纵也就无端而来。中国人在艰难困苦面前常常能够咬紧牙共渡难关,但一知足就会喜形于色忘了艰难困苦的日子,甚至旁若无地人大喊大叫起来:“大哥大”年代买个手机,也要在大众广场上高声通话一番,以引起他人的注意;炒股亏了一大节,他不吭声,但稍有盈利就手舞足蹈地要表现一番,生怕别人不知道,结果一段时间里,搞得制定政策的人们以为炒股的人都成了暴发户,拼命加税,不流通股一夜之间变得流通了起来,股市牛短熊长,很多股民也就只有在心理喊爹喊娘,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把仅有的余钱拿来炒股,以为找到了一条生财之路,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搞得连竹篮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出国旅游是件很高兴的事,但乐在其中,也就妄情起来,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知足常乐有引人向善的一面,善很容易产生对恶的包容。一些官员走在仕途,在不知足前尚能克己奉公,努力上进,一旦到位知足起来,便打起歪主意,先从小事受贿,得一点乐一点,越快乐也就越容易受贿,万一东窗事发,又去责怪天命不好,仿佛受贿是一回事,天命又是一回事。一些商人正当经营,薄利时期尚能守住底线,一旦“假冒伪劣”得手,其知足的心理就跃然纸上,乐得也就不能收手。医疗行业,先是小恩小惠流行起来,然后就乐在其中索贿,最后把病人当成了摇钱树,善恶在一些从业者的心中完全失去了边际。如此等等,难以言尽。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家庭的民族,人际关系往往从以人为中心的运动方式向以家庭、血缘为中心的运动方式转移,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乐”也就在家庭、家族之间运转,你乐他也乐,当然是件好事;你乐他不乐,就会产生嫉妒。中国人的嫉妒心很强,乐极生悲也就常常发生,邻里之间,本来好好的,一夜之间就不和气了,原因是什么,就是看不得他那乐的样子。人性本善的人办点喜事讲点排场,是怕别人瞧不起他、欺负他,有自我壮胆的意思;人性本恶的人讲排场无非就是显家势,有压倒别人的意思,乐也就在家庭、家族之间你来我往,成了一种暗斗。暗斗之中有输有赢,也就有悲有喜了。

  

   知足常乐的心理并不利于科学探索。在知足常乐面前,人很容易得到满足,而科学探索是一项长期不懈的工作,需要人的耐力和知识地不断积累。中国一般民众,勤劳而不勤学,勤做而不勤想,做一点得一点,就是他们对现实的满足;中国的多数读书人离开学校以后就少有人再拿起书本学点新的东西,有了工作,偏安一寓,死死地“钉”在哪里,生怕丢了“铁饭碗”,甚至哪里稳定就往哪里钻,公职岗位也就自然成为很多人的首选,特别是一些隋性很强的人,有个轻松的工作和让人羡慕的地位,有个好的家庭背景就能享受一辈了,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的精力就很难集中到科学探索上来,科学精神就很难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如果一个人即不想昨天,也不想明天,只要今天过得好,过得去就行,他的思想负担自然很轻,心情也就自然愉快,“常乐”也就在其中,甚至有点无端之乐,但与此同时他的天地也就越来越狭隘,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家庭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知足常乐很容易得使人得到快乐,如果不从长远去看,很难说它不对,甚至相对于人的个体生命长度来说,无疑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选择,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现象:知足了就去乐,不知足就去拼,上一代人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下一代人享乐;富不过三代,三代之后又去拼,如此循环,似乎都很合理,都很乐意,都很心甘情愿,但都很恶性循环。

  

   知足常乐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往往深藏在人们的不经意之中,如果不去特别地体会、甄别,好像它并不存在,但只要你认真深入下去,思考一下,就知道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就像一股潜流暗自运转,既有深潭幽幽,也有细水哗哗。

  

   《老子》知足常足演变为知足常乐之后,看来有悖于李耳的原意,但这种演变从深度上讲,也符合道教“善为天下”的政治观。道教倡导与世无争、清虚自守、自食其力、小国寡民,看起来很消积,其实是人性本善中的至善表现,是善良人避时隐世不得已而为之,值得担忧的是这种价值观似乎又得到了现代社会一些人的认同。当然,仅仅从环保意识的角度上讲,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它可取的一面。对于“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是这样表达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强调“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壮其骨”,这其中要求的是民众价值观向自然的回归,是顺其自然而不妄为达到的天下大治,但面对这种善举,中国人有无为而治的自觉性么?其实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有这种自觉性,这是由人的一维性本质与二维性本质共同决定的,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

  

   在中国儒、释、道三大教派中,真正以善为本的还是道教。道教为什么要倡导善呢?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教,必然会受到重家庭文化的影响。家庭是一个以人的感情为纽带的单位,人的感情属性产生人性本善,道教扬善也就有了它的渊源。重家庭的文化带有母系氏族社会痕迹,母亲是人性之初感情的来源,没有这种感情,婴儿就会被遗弃,就得不到保护和养育;女性与男性相比较,以温柔体贴见长,在《易经》“五行”之中为水,这就可以知道道教为什么要守柔,要看重以柔克刚的水的品性而倡导“上善若水”的自然观,并且悟出像太极这样一种兼容舞蹈艺术与拳击于一体的功夫来。

  

   与道教相比较,儒教还不能算真正的宗教,但广义上也可以列入宗教之列。儒教的核心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社会秩序,包括孔子对“直”和“行善求报”的认识,以及有类无教、因材施教的倡导,都带有一定的理性成份,但这些认识往往又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特别是在“行善求报”问题上。历史故事有“欠你一条命,还你一条命”之说,这种报谁都报不起,“行善求报”也就有了它的心理障碍,其实“行善求报”就是让行善者获得答谢的意思,富裕的家庭给些钱物,平民百姓说声谢谢。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被救之后就避而远之,甚至见义勇为者因法律问题要他出来作证时也不敢直面相对,这就有违基本道德了。“行善求报”在国家层面上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回报才有社会份量和舆论份量,也是国家德治的要求所在,所谓见义勇为奖的设立其原理也就这里,也是人的理性认识成果。理性认识在中国民众中特别值得倡导,没有这种倡导,人们就会盲目地跟风,就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事物。

  

   释即佛教,佛在释义上为觉者、知者,有大知大觉的意思。佛教从外域引进,经过中华民族的改造,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佛教中有一句名言,叫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中的很多大弟子都是从十恶不赦中幡然醒悟而立地成佛的,这就可以看出佛教的核心是镇恶。

  

   这样一来中国三大教中的功能就非常明白清晰地显现了出来:道教扬善,佛教镇恶,儒教讲理。当你走进道教圣地,你就会看到面目清濯的太上老君手执文帚而立,像是教导弟子不要好斗;走进佛教圣地,你就会看到释迦牟尼坐镇如山,旁边就是些手执兵器的罗汉,让人感到作恶有报。走进儒教圣地,就是课堂和教案,如果你静心去听,仿佛远古的学子们又在朗诵和争论。

  

   道教、儒教从哲学上讲源于《易经》,佛教经过中华民族的改造,也受到《易经》的深刻影响。李宗吾先生说“儒教使人拿得起,佛教让人放得下、道教使人看得开 ”,这里再深入一个层次就是前面所说的:道教偏于扬善,佛教偏于镇恶,儒教偏于讲理。从创始者个人生活的角度揣测,大致基于如下情况:儒教是身在世中看世界;佛教是高居世上看世界,道教则是走出世外看世界。所以信奉儒教的人总是喜欢主事,信奉佛教的人总是喜欢诫人,信奉道教的人总是喜欢云游。从扬善、镇恶、讲理三个方面讲,扬善和镇恶都不符合人的理性原则,所谓道德治善、法律治恶指的是对善恶的治理,而不是对善的弘扬和对恶的惩处。道德治善包含了对善行的认定和补偿,以期社会不再亏欠,善也就不再是善了,而有了某种对等的回报,使之回归理性;法律治恶包含了在不超出法律底线的情况下对恶的宽容,或者说是对已有犯罪的适当量刑,以防止除务尽的出现,正常的提法应该是治恶惩罪。罪是人的行为超越法律底线的结果,不一定是人性本恶,有时候也包含了人性本善,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正是因为这一点,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教始终不能发挥它的优势而占有中国宗教的主导地位,佛教也只能在中国的民间生长,唯有儒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长期占居着统治地位。道教真正可贵的功能,就是让人修身,太极拳就从形体上诠释了它的全部意义,从这一点上讲,它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影响世界和未来的一种源于人的心身的动力。

  

   3、在必然中选择偶然

  

必然与偶然是哲学中的一对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去理解应该是:必然是指事物运动重复出现的同一现象,偶然是指事物运动出现的伴生现象;必然与事物的内在因素相联系,表现出事物的运动规律,是事物运动的稳定性表现;偶然与事物的外在因素相联系,表现出事物的随机性,是事物运动的某种即时表现。人类社会的进程,总是在必然中运动,但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偶然又总在不断地发生,使事物充满了活力和变数,表现得色彩缤纷和反复无常。如果不去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人们就会忽视必然而重点关注偶然,这样以来偶然性就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依据,养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看现象少想过程的积习,所谓“成则王、败则寇”就是这种认识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仅从短期、实用的角度上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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