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但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
这场争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出现的，是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对当前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思辩。然而，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出了20年改革的时限。它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所以，对这场争论进行一番梳理是很有意义的。浅学如我，本来是没有资格承担这项梳理任务的，但是，作为一名记者，不将这一重大事件记录下来就是失职。好在争论双方有不少是我的朋友，不当之处他们会谅解，于是，我就大胆地做起了这项工作。从每一个参与争论的学者来看，很少有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者或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个学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号称同一派别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所以，我曾认为，中国不存在新左派，也不存在自由派。然而，尽管人物阵线不十分清楚，但两种不同认识倾向是明显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与其说是梳理两个思想派别，不如说是在梳理两种思想倾向。
两支队伍的状况和他们当前的处境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参与改革讨论的只有经济学家。我曾写文章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目前参与这次争论的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在冷冰冰的经济学中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辩，多学科的专家们对当今社会进行联合会诊，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断代遗传。其主要力量是45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50－60岁的人很少。这是因为50－60岁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75岁以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李慎之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今年７8岁，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的造诣。青年和中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的研究，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美国所所长和副院长，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研究颇深。邓小平出访美国李慎之任随团高级顾问。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当中还有一大批“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
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从20多岁到40多岁，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青年学者持自由派的立场，但不敢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自由主义者借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行政权力扩张；宣扬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强制；呼吁政治开放，批判专制政治……，只要不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论著是不愁发表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不能说“新左派”是社会不公正的专职批判者，但可以说，如果社会状况良好，也许不会出现“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中国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已经忘却了毛泽东在世时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升华为一个象征社会公正的符号。与此同时，老百姓对近年来新起的上层社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新左派从上述群众情绪中吸收了思想灵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价值，并大力批判“垄断精英”，自称社会底层的代言人。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留恋。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种情况下，新老左派会合流，共同声讨自由主义者。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出现是高兴的。老左派的刊物上（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常有新左派的文章，但新左派的刊物上很少有老左派的文章。
新左派的著作有时请老左派写前言。新左派的“新”，一是相对于老左派（邓力群、王忍之、袁木等）而言，他们是新生代，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二是他们的思想来源和老左派有不同的地方；三是和老左派产生的背景不同，老左派面对传统体制的解体，以维护传统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姓资姓社”；新左派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批判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四是指他们很多主张与老左派不一样，例如，老左派否定“文革”，新左派认为“文革”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毛泽东，老左派“三七开”，新左派是“二八开”，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毛是“倒二八开”，认为毛是中国最新最大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民主的渴求、对特权的憎恶新左派与老左派泾渭分明。他们虽然都把自由主义当对立面，但处理方式有点不同，老左派视自由主义为异端，用政治武器来打压；新左派视自自由主义者为论敌，用理论武器来批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左派影响日渐消失，新左派有可能取代老左派的地位，成为抵制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辩护士，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
新左派中比较活跃的人物有：崔之元（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后留美，现就职于麻省理工大学政治系），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读书》执行主编），甘阳（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就职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小东（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留学日本。原《战略与管理》编辑，现在就职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韩德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中国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等。还有一些持新左派立场但不愿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青年学者。
新左派的优势是：一是以某些民众情绪为依托（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近百年造就的反西方情绪）；二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环境中，有着语境优势；三是有《读书》、《天涯》等两本杂志作为阵地。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采取攻势，自由派处于守势（也可能是有意淡化）。
争论双方的处境与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有关。双方都声称自己受到的压抑，都说对方在政府那里“得宠”，都说对方是政府用来打压自己的工具，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派别，不管立场如何，都以批评现实社会为职志。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好，新左派也好，都从自己的角度批评时局，批评政策，批评不良的社会现象。他们都小心地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批评资格。而政府既吸收二者的某些思想来修订方针政策，又对二者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防止他们过份越轨以影响社会安定和政府的权威。新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依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吻合，使他们有时登堂入室；而新左派中的激进一翼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思路、否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性，与当今主流思想相悖，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派中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赞同，对向西方自由制度学习的热情，与主流思想的改革开放相吻合，使他们有时进入“高参”行列；而自由主义中激进的一翼对英美社会制度的崇拜，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批评，对经济私有化的公开鼓吹，与主流思想很不合拍，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主流思想对自由派持有更多的警惕，常常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基础而加以防范。如2000年中央主管部门点名批评的四位知识分子和若干位不许在报刊上发文章的学者都是自由主义的激进人物，个别有自由派倾向的刊物被查封（如《方法》），而新左派却从来没有这样的遭遇。
两个派别的思想背景
自由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可以逆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１７世纪到１９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自由主义著述者们尽管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个相当一致的目标，“其围绕的中心是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所想做的事物，可以为了相互利益而彼此订立契约。”（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序言）
对中国来说，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的舶来品。“五四”以前，严复、梁启超就宣传和介绍过自由主义，梁启超写道：“‘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梁启超：《新民说》第9节）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的口号就是来自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小有声势，其代表人物有胡适等一批知识精英。新中国建立以后，自由主义销声匿迹。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计划经济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相继淡出世界舞台，在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自由主义在中国也重新复苏。首先在经济领域复苏，然后发展到政治领域和方方面面。
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法国思想家邦雅曼.贡当斯和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英国政治学家柏克和约翰.洛克,英国当代思想家依赛亚.伯林，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诺齐克等等，当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要算经济学家哈耶克。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批判，遭到当时左派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唾骂，在与凯恩斯的论战中也败下阵来。70年代以后这本著作受到特别重视，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末以来，哈耶克成了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东部”、“哈耶克协会”。1997年，哈耶克的著作在中国大量公开发行，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热”。
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是个人自由优先，但个人自由优先不是否定人的社会性。个人自由以不防碍其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个界限通过法律来保障。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英国哲学家根据这两种对应，列出四种不同的组合：
一、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结合。这就是自私，甚至损人利己。这是不道德的。
二、集体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结合。可以成为民族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单位利己主义，这也是不道德的。
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大公无私、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受人赞美的道德。但集体主义限制个人的创造性。
四、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一卷，２０２页）
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一作法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页）。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固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尊重和宽容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等等。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才是真正的道德。
自由主义者重信用，言必行，行必果。因为自由主义的社会是靠契约整合起来的，没有信用就没有契约。契约是自由意志结成的协定。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契约是自由的，契约并不要求国家强制执行就能自行支撑。契约必须遵守是因为许诺必须兑现。
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观。他们主张私有制。“私有制是对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对无产者也是一样。”他们说的私有制是指“财产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整个‘社会’的还是属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１页）自由主义者主张竞争致富，反对以权力致富：“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为了不出现我行我素的情况，自由是有限制的。限制的界限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这种限制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康德）由谁来执行限制呢？国家。所以，自由主义者并不一味地反对国家干预，因为他们知道“除非得到国家的保证，任何形式的自由都显然是不可能的。”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１６８９年《论政府》中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个人对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为了得到这种保护，人们形成共同体，自愿交出一部分权力；受委托的掌权者按契约获得权力，他们只能做被委托有事。如果政府超越或滥用政治契约中所授的权力，这个政府就变成为专制独裁，这时人们就有权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
波普尔认为：“我从国家那里要求是得到保护；不光为我，而且为别人。我需要对我及别人的自由得到保护。”“虽然我的行动自由受到国家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我剩下的自由却能得到保护”（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一卷，２１２页）然而，如果国家的强制职能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自由了。所以，国家的强制要在公民授权范围之内。自由主义政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将这些强制缩小并严格化，要用法律制约权力从而防止滥用权力。
自由主义者反对思想强制。他们反对以先验的理想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页）“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７页）“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在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３页）
自由主义者对理想的态度。与反对思想强制相关的是，自由主义者认为按照先验的理想（那怕是最美好的理想）构建社会制度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把实现某种理想、建立某种制度当成目的，而把人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听取利益受损者的呼声和要求，这样做，不管所追求的理想多么美好，其结果必然失败。他们认为，任何理想和制度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人，是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自由，人的和谐相处。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必须价值中立，政府无职也无权去给予某一个价值以高于另一个价值的特殊照顾，这就是“政教分离”。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有两条主线。第一条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契约整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小政府――开放社会；第二条线是：集体主义――行政整合――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大政府――封闭社会。千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根基，它缔造了西方社会，也缔造了西方物质文明。而集体主义最辉煌的时代是缔造了曾经左右世界局面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放在历史的天幕上看，中国跨世纪的这场争论是人类文明的两条主线在中国当前现实条件下的碰撞。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自由主义倾向第一条线，新左派倾向第二条线。
前面简单介绍了第一条线的概况，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第二条线的概况。
与个人主义相对应的集体主义是怎样运作的呢？也就是说，在作决策时是怎样选择的呢？是选择黄油还是选择大炮？是修公路还是建工厂？这就由领导集团代表集体进行选择。集体选择必须有一个选择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标准就是价值判断。集体主义怎样形成共同的价值判断呢？他们是历史主义者。他们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历史规律”并运用这一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历史规律所确定的未来就是人们奋斗的理想。符合这一历史规律的选择就是好的选择，就是理想的选择。历史主义者认为，只有首先判定历史的未来进程，才能有明智的政治行动。个人主义者是个人自由优先，他们不相信有先验的历史规律，不同意用先验的理想来约束个人自由；集体主义者是理想优先，为了集体的理想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强调集团或群体的重要性高于个人的重要性。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阶级至上。集体主义的思想来源十分久远。它可以追溯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在他那里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只要是能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只要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柏拉图还主张取消私有产，实行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众人过着共住、共食、共妻的生活。
我国春秋时代的“天下为公”、“克己复礼”，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与个人主义相悖的，宋代朱熹的理学把压抑个性的理论发展到极致。“理”是一种先验的价值准则，“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礼扎记》“理”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三纲五常”。朱熹提出“明天理，灭人欲”，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在“三纲”中，首先是“君为臣纲”，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是集体主义，它是以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的。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160多年以前产生在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有不少自由主义的内容。马克思说过，“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过，马克思把个人不自由的原因归结为私有财产，把消灭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改革目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社会模式使个人自由被完全抹杀。只强调消灭私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强调个人的自由，我们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中国的老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理解。
自由主义是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由于西方社会的开放性，允许有与主流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存在。这些非主流思想经常对主流思想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一种社会制衡力量，是使社会趋于完善的智力资源之一。在批判资本主义时，马克思主义是最方便的武器。所以，西方社会的非主流思想有不少来自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多种源流。近年来西方的非主流思想有：以葛兰西、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实际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阿明为代表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以萨伊德为代表的“东方主义”，以及种种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挑战的理论。其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反主流的思想流派。“现代”是指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它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的反省和反抗，也是对西方主流思想的反抗。后现代主义以及与它相关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人们统称这为后学。后学以及西方社会种种非主流思想，对西方社会繁荣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怀着深深的忧虑，其中确有不少精神财富。例如，阿明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那些先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位置，而后起的现代国家只能处于依附地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压迫对象，从而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使世界两极分化。阿明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有着众多的信徒。
西方的非主流思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当今批判中国市场经济现实的新左派，很自然地从这个理论武库中得到了现成的武器。当然，说他们照搬这些理论也是不公道的。他们是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争论在于他们是否应用得科学、合理。
他们在争论些什么？
这场争论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对中国改革前制度的评价，对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道路的走向，双方都有重大分岐。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改革2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争论双方各有不同的评估。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即对左的批判）已经过时，当前的批判对象应当是资本主义，是市场霸权。
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历50，60，70，80 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的质变。”（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坚持继续批判这些东西还是阻挠这种批判，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
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中国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新左派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统治，是人民呢还是寡头？是权力呢还是资本？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国公司正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这一现实的威胁，恐怕就谈不上懂得民主。“（韩德强，2000）
自由派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正在从不合理的体制走向合理的体制，走向人类文明的主流。他们所说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对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20年的改革，已经在政府之外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将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雏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让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新左派认为上述看法是当今既得利益集团虚构的神话，他们认为，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垄断精英，垄断精英是改革中社会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的、而不是应当鼓励发展的阶层。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搞得好，就可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搞不好，就可能形成一个金权、家庭统治的新型专制制度。就像某些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这是两派一致的看法。但是，新左派认为这种危险在于市场霸权和垄断精英，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危险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原有的权力结构，在于中国２０００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面对当前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走出困境，而制度创新的目标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个目标他们说不出口；新左派没有提出自己的明确纲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看法
中国改革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显尖锐，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这些社会问题都是由社会公正问题引发出来的。中国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农民，在旧体制下受损最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补偿，而1984年以后，农民一直是弱势层阶之一，还通过剪刀差来承担改革成本。工人，在旧体制中没有得到足额工资（作为工资的另一部分――住房、教育、医疗费等被国家扣除下来由国家提供，而国家又没有足额提供），改革后通过下岗来分担改革成本。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承认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但对不公正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中国的改革是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原来权力持有者及其亲属，就利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为自己谋利。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寻租”现象泛滥，是权钱交易的温床。依靠权力发财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他们还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几乎没有什么触动。这是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强调让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减少“寻租”机会，强调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新左派不仅批评自由派想“经由市场自然达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还把不公正的原因归罪于市场，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归罪于过去多年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他们认为，在资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
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没有关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
新左派指摘自由主义者对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大肆掠夺国有财产的现象保持沉默。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垄断精英的代言人。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实现公正的基本方式。真正落实市场原则（充分自由竞争，公开透明），就可以达到相对公正分配。从经济上来说，只有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保证自由交易，社会不公正问题就会自然减少。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这本身就是平等的，公正的。既然道德的基础在公正，而公正体现在契约，所以等价交换就是公正。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博弈，必然会产生合作剩余，即使是不等价交换，也是合作剩余在双方分配不均，但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只要不断重复自由交换，公正就在其中。所以，经济学家讨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新左派认为，人们在市场上所交换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交换过程中还有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易的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早期资本主义由此造成尖锐的社会冲突。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由交换自身是不可能解决的。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法权上的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公正，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只是一种可能性，它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实际上享有这些权利。要使形式上的平等变为实际上的平等，还需要整个社会和每个适法者具备某些必要条件。
新左派批评自由主义者把解决中国当前社会问题寄托于完善的市场制度，是“制度乌托邦”，他们问道，迄今为止，哪个西方国家曾有过这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新左派忧心忡忡地认为，20年的改革造就的垄断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他们已经有力量与体制抗衡，靠“规范市场”是解决不了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何况垄断精英阶层只允许按他们的意愿来“规范”市场，不会按照理性的市场要求来规范市场。新左派认为，不仅要关心过程公正，也要关心结果公正。他们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原则，是不够的。无论按特权原则分配还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如果结果财富都垄断在少数人手中，都违背了结果公正的原则，也将为民主设置障碍。民主和公正不能简约为“市场竞争原则”。
对国际问题的争论
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两大阵营之间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判断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国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世界？争论双方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即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市场化，民主化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果已水落石出，中国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融入世界主流体系。
新左派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美英式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得到这种生活方式）。“当我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资本主义是怎样肆意横行的时候，意识到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冷战思想家所说的一小撮革命家阴谋的产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培植社会变革的土壤。”（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新左派认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只利于发达国家压迫和剥削后进国家，其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是不公正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加入WTO持保留甚至抵制态度。
自由主义者承认当今世界贸易规则有不公正之处，但是他们强调，“不承认市场秩序是人类自愿合作的扩展秩序，偏说它是弱者‘不得不接受’的制度安排，恐怕有悖于历史事实。”（王思睿：《现代人类文明的主流》）现在，100多个国家一边抱怨不公正，另一方面却积极参加WTO ，不能否认100多个国家权衡利弊的智慧。自由主义者承认这个世界以强凌弱的现实，但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咀咒这个不平的世界，而是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只有参加世界竞争才能使自己强大。
民族主义是新左派张扬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新的政治形式，因而全球化的经济过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其政治保障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民族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地干预当代的经济过程，并且把自己看成全球经济活动的最大的代理人。”（汪晖：《文化与公共性》）他们认为，代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民族主义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从学理上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群体第一”这一点上成了“个人自由第一”的对立面。而“民族第一”和“国家第一”在通常情况下也是一致的。在外敌侵略面前，自由主义者也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保持着警惕。他们认为，民族解放任务完成、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但过份的民族情绪有可能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常常是专制政权用来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不同思想的工具。民族主义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这种感情力量很能够容易调动起来，一旦调动起来就难以控制，就可能成为冲击理智的破坏力量。他们警告，不要轻易玩民族主义这把耀眼生辉之“火”。
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学生上街抗议美国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十分活跃，有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估计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只是幻想，有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有的提出大幅度增加军费以扩充军事实力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力度。他们批评自由主义者近几年来对西方的“权威和物质的新的臣服”“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堕落，投降兴趣和维持会情结反而在高涨。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这种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质主义和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合法班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编者的话）在这种上纲上线、潮水般的批评面前，有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出现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发表了忧虑的言论，这些言论立即就遭到新左派的声讨。甘阳发表文章，将质疑北京反美大游行中出现暴力行为的知识分子称作“败类”、“奴才”，说他们“随著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做的就要紧跟”。一些自由主义者顶风反驳，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资中筠在文章中说：“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地‘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在这样开篇之后，她有针对性的一一陈述自己的看法：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不能因一颗炸弹就改变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去搞军备竞赛；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外搞霸权并不能否定他们国内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呼声不能被民族主义淹没，不能让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是逆潮而行，是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等。
需要指出的是，从民族主义的逻辑来讲，是应当主张主权高于人权的，但有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在这一点上却与自由主义者一致：人权高于主权。自由为先还是民主为先？双方都赞同民主。但二者各有其出发点。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自由精神的发扬，新左派关心的用民主来制衡市场权力。新左派的批评指向精英垄断，希望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制约市场霸权；自由派的批判指向行政强制，希望通过经济自由来提高效率。民主制度在对公共问题作决策时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在这里，民主和自由发生了矛盾：对于民主来说，通过表决，少数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服从多数人的判断。而自由主义不必因此而服从，他们唯一合法的手段是说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者认为多数人可以决定许多公共问题，但是，到了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界限，就得“行人止步”。他们认为，民主如果同自由主义相结合，就是自由的民主，即使由多数人来行使权力，也要受到法治和宪政的限制。民主也可以同极权主义联姻，即行使权力的人不受制约，这就是“极权民主”。所以，自由主义者申明：“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不可能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真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约束的‘超越现象’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
甘阳批评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分子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把自由归纳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第一原则”。甘阳批评上述倾向是“中国知识界集体道德败坏症”。（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甘阳还写道：“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同上）新左派主张“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即“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的决策和安排”。他们还认为，“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自由主义者把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新左派把市场力量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并且两眼盯着政府的缺陷，新左派主张限制市场力量并且两眼盯着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对市场完全放任，他们认为限制市场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例如，反垄断法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必须具备的因素。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私人经济领域、自愿结社和社会运动。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个人（特别是底层百姓）之间的政治表达空间。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可能造成政府和民众的直接对抗。中国目前底层人群的政治表达一是寄希望于新闻媒体，二是上访，三是民间社团的表达，四是非秩序行为，即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重视。新闻媒体控制过严，很难表达底层的声音；上访的效果更差；民间社团的表达渠道也不畅通；非秩序行为常常引发暴力对抗。所以，公共领域的问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自由主义者看重正在发育的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就是将来市民社会的主体，有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市民社会，就会产生对公共事务的要求，进而就会发展出公共政治表达空间。而新左派把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正在发育的中产阶层看成垄断精英，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产物，他们要表达的是垄断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声音。通过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底层的政治表达空间。他们问道：“许多政治精英及他们的子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大公司和企业的代理人。我们能说他们是市民社会的代表吗？”新左派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空间不一定要有市民社会，甚至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有人还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市民社会，也有公共政治表达空间，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三结合）。
鉴于“四大”已经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被废除，新左派很看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希望从未来的中产阶层中寻找公共政治空间，新左派从传统政治领域寻找公共政治空间。从争论双方的文章来看，自由主义者比较亲近中产阶级，他们对私有企业主抱着很大希望（是逻辑，而不是口头表达），[这是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既得利益阶层，毫无革命性。自由主义者目前也已经看清了这一点。编者] 他们更关心强者、能者如何充分施展才能，更多地为社会（首先是为自己）创造财富；而新左派更亲近底层社会民众，他们对私有企业主持批判态度（是口头表达，不是逻辑）。他们认为如果仅由这批人操纵的政治表达空间，就会对底层产生压迫关系。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让社会底层参与政治领域。
对在改革中崛起的垄断精英阶层争论双方都怀着忧虑和警惕。垄断精英阶层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担心，如果任垄断精英阶层发展，这个集团不仅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还会左右中国的政治。例如，中国的私有企业在受到传统体制的压制时学者们支持它（特别是自由派），当他们已经发展起来、并与官员私下结盟时（大款“傍”官员，官员“傍”大款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必须防止发展为黑金政治。如何防止，争论双方有着不同的主张。新左派主张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对现行体制要保持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制度化的，又有非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官商私下结盟的主导方面是政府官员，只有建立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才能防止黑金政治的产生。
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在经济政策上，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派强调效率。在这里，不少人将平等和公平划等号，又将公平和公正划等号。如果把公正和效率放在一架天平上，毫无疑义的是公正优先，因为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准则。这方面的争论有些概念混乱。
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能者、强者的积极性。为此，就得保护私有财产，就得为强者和能者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经济平等”的口号之下，没收个人财产，将所有众人的生产资料交由一个政治组织来掌管，其结果是政治权力进入了个人家庭生活，进入了个人的闲暇，也切切实实地控制了个人的肠胃和头脑。这样，所有的个人必须仰承权力的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独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经济平等”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强调经济平等。他们认为强调效率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垄断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奴役。有人将社会问题归罪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认为“将效率置于一切之首的实用主义，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创造了障碍。”“现在人们寄希望用私有产权的合法化来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然而，如果私有化的过程不是在民主和公正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合法过程保护的就是不合法的分配过程。”（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以平等之名无限扩张的权力，可能造成政治权力对民众的奴役，新左派担心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可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经济寡头对民众的奴役。
双方争论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以外，还涉及了更为广泛的领域：
――自由主义者讲“告别革命”（李泽厚），对以往的过激的社会变革手段持批判态度；新左派强调“对革命激进主义的反省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反面”（甘阳）“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自由主义者对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提出种种反思和批判，新左派则维护这一革命传统。
――公共性和差异性。 “不能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以换取由资本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汪晖：《文化与公共性》）自由主义者同意他的前半句话：不能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自由主义者的后半句话是：以换取由一种先验的理想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也就是说，争论双方都主张多元化，反对单一化。但新左派反对的是资本控制的单一化，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正是这种单一化；自由主义者反对的是政治权力控制的单一化，认为当前最大危险还是这种单一化。
――对社会现代性的认识。自由主义者把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认为发达国家那种个人自由、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契约整合才是现代化。当然，他们也承认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有多样性的现代化社会模式。新左派认为，既然现代化有多种模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
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天平上的两个砝码。对这两种目标的追求是社会前进的两翼。上述的两种文明的第一条线强调个人自由，第二条线强调社会公正。其实，二者缺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公正。只有去其二者之极端，相互兼容，才可以二者兼得。
人间没有理想国。无论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国还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试图以强权为手段来建立纯之又纯的理想国，开始会吸引一些天真的青年，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理想国必定倒塌在血腥的废墟之中。完全放任个人利益冲动，让市场机制信马由缰，这样的理想国只能是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公正社会。只有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理想。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这两条主线自它们出现以后，既有摩擦、碰撞，也有相互吸收和融合。而随着历史的推移，摩擦、碰撞减少，吸收、融合增加。社会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以后，吸收了自由主义中不少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和社会平等、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马克思批判了“兵营共产主义”，他理想的新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并创造使尽可能多的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为目标，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暂且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如公正、平等原则，没有社会主义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20世纪并不是哪一种文明胜利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的共同胜利的世纪。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两极状态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会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抹杀人权，也会导至总崩溃。而中间力量占主流的国家，则比较稳定。
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变化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二元对抗的思维转向二元互补、互转、互通的新思维。新思维使上述两极已经有互相融合之势。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就不是极端的左翼。这温和的两翼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想。现在，在这温和的两翼之间很难看出明显的界限。
当然，个人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与集体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两极的融合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至今因没有完全解决而被高度关注。1998年度诺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其得主阿马蒂亚.森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他澄清了使个人价值得以集结到集体决策当中去的条件，这些条件使集体的规则不致于损害个体权利的重要部分。”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当前两种思潮的交锋上。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把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梳理为新左派同自由派的争论是一种简约。实际上，参与争论的学者很少有纯粹的自由派或纯粹的新左派。“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秦晖）持这种态度的人在争论双方都有不少。当前的思想是多元的，交叉的，互混的。这种多元思想的交叉和互混表明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可能。从上面我介绍的双方争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点：
都需要市场经济，都不迷信市场，都不要市场霸权；既要反对“不公平的伪竞争”，也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平”，而要公平的市场竞争。
都需要行政权力，都反对行政权力过份扩张，都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既反对垄断精英控制政治权力，也反对政治权力妨害经济自由；
都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既反对把民主当成少数精英、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也反对把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要把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
都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都看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中国有利有弊，尽管双方在利弊的权衡上各有轻重，但都主张寻求趋利避害的途径；
都呼唤社会公正。不公正的原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改革前的旧体制，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正在完善的市场；从解决方法上既不能完全坐等市场制度的完善，也不能发动底层群众来与精英阶层对抗，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都主张多元化。既不能实行资本霸权的一元化，也不能实行政治强权的一元化。
等等。还可以到出更多的共识。当然，分歧会更多一些，上述共识中也包含着不少分歧。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抛弃自立门户和党同伐异的学风，对不同看法大度包容，对批评对象思想本质良性把握，对批评者新思想的吸收，激烈而不敌对，鲜明而不偏激，深刻而不片面，共识就会越来越多。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不同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融合的，如专制和民主，只能后者取代前者。自由和公正只能在民主的条件下兼容。近年来在国内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声音，这声音起源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新著《第三条道路》。应当注意，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奉行民主政治，是排除专制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专制的地位。
制度创新（即创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历史课题。我们的争论最终要落实到制度创新上。在思考这一历史课题时，我们不仅要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元思维，也要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元思维。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都没有制度创新，只能重复被推翻的制度；辛亥革命在制度创新上交了白卷，政权落入军伐手中；1949年以后用一极思维进行制度创新，已经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人类20世纪的实践，使我们有了比过去任何时代制度创新更为优越的条件。在新世纪，如果我们再一次在制度创新上交白卷，我们就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后人。
2001年1月6日初稿
2001年1月31日改定
附录：2000年1月29日在清华大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继绳：（新华社高级记者，《经济参考报》编委、原理论部主任）
前两次会我没有说话，这次主持人一定要我说自己的看法。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对当前思想界争论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新左派”和“自由派”这两个思想派别。从我接触到的所谓“代表人物”了解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不是彻底的某个派别，你说他是新左派，他却在某些问题上持自由派的看法；你说某些人是属某某派，但这些人在很多能够界定派别的问题上看法很不一样，成不了“派”。我说没有派别，但我承认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倾向。如“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主权－人权”、“公平－效率”、“市场－政府”等等问题有不同的倾向，但这些不同倾向是可以沟通的，是可以通过学术讨论来达成共识或使认识深化。在学术界不要搞党同伐异，学术讨论要尊重对方：一不要从政治上上纲上线；二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三不要怀疑对方的学识。
第二，对几个有关当前世界问题几个倾向的看法。不同的倾向是有其针对性的，民族主义相对于霸权主义而存在的；在霸权主义面前，我坚持民族主义。人权是相对于专制主义而存在的，在专制主义面前，我支持人权。世界上还有霸权，所以民族主义有其存在的价值；世界上还有专制，所以人权就有存在价值。 当前世界很复杂，霸权主义者高举人权旗帜，其目的不在人权；专制主义者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其目的不一定为民族。在是非交织的情况下，学者要清醒，要有良知。全球化是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在全球化趋势面前中国处于不利地位也是现实。现在需要研究的不是学界的相互指摘，而是齐心协力地研究：中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参与全球化？
第三，关于社会公正。改革过程中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对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不对称。工人和农民支付改革成本多，但得到改革收益少，强势阶层支付成本少，得到的收益多。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公正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解决？我认为，社会公正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不是改革造成的。１９９２年我就发表过《权力不能进入市场》，在这以后又发表过《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就是批评权力进入市场造成社会不公的问题，主张加速政治改革。不能说高举社会公正旗帜的就是新左派。我较早地主张社会公正，但我不是新左派。我相信市场的作用，但不迷信市场。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治体制改革，二要靠市场的完善。有的学者反对经济自由，认为经济自由会防碍民主，他是指经济自由会造成垄断，所以有反垄断法。我认为反垄断法是经济自由的内在要求，是经济自由应有之义。解决公正问题需要政府干预，因为市场失效可以造成社会不公。但是，好的干预效果，来自市场经济的政府，不可能来自计划经济的政府。
第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号称新左派也好，号称自由派也好，在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号称新左派的人并不否认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我想，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与其说对政治改革的目标有不同的看法，不如说，在政治改革的方式和路径上有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看法来自社会对政治改革承受能力的估计不同。当然，不同的指导思想必定有不同的政治改革目标。政治改革目标需要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注：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仲大军、崔之元、王小东、杨帆、丁东、黎鸣、韩德强、温铁军、顾海兵、陈燕谷、卢周来、秦晖、张祥平、张陶伟等20多人）
附录：李慎之读这一初稿后给杨继绳的信：
继绳同志：
收到大作。我已进同仁医院等待白内障开刀了，但还是匆匆看了一遍，以副雅意。我个人是不但不参加这场争论，而且甚至不愿谈论它。１９９９年年底，我在香港，有记者要我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发表意见，我说哪有什么争论，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在中国实行民主以后，当然会有左派右派。我就可能是一个左派，主张社会主义，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没有什么左右可分。只有有了“自由”，才可能有“主义”，这样那样的“主义”。没有自由，什么也谈不上，一切“主义”除专制主义都来自“自由”。我差一点就同意把这段话发表，但是后来一个朋友叫我再看一看。一年多了，我才发现这场争论真是愈演愈烈，我幸好那时没有发表。
对我来说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甚至唯一的问题就是两千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这一年我才知道新左派的看法根本与此不同。你对情况比我还了解得多，“梳理”也极清楚，我由此增加了许多知识。我觉得你的梳理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上述我的基本观点，我不可能像你这样写。在我看来专制与自由之间是很难折衷妥协的。新左派在中国的出现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他们会取这样的立场，也是我所难以想像的。虽然他们的思想资源来自洋人，但是我仍然要说中国专制主义的根子实在太深。８０年代在北大教了一年书的詹明信Jamison对新左派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作用。最新最大的代表人物毛泽东不但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渊源，而且其威所被，还成了欧美新左派心目中的导师。赫赫有名的巴黎６８年５月就是以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为精神领袖。而西方鼎鼎大名的萨特，就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文革的崇拜者，因为他用大民主“打倒”一切官僚，把大批干部、学生、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平等”、最否定“特权”的社会。
我不能要求你像我这样来看新左派，但是我希望你多少能把这一点点出来。老左派原则上否定定文革，但肯定五十年代，原则上主张对毛“三七开”，但新左派中至少有一部分（如崔之元）是基本肯定毛的，是崇拜毛的（洋人新左派更多）。你提到新左派有话语优势，而自由主义者则受迫害，这点我认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南方周末》点出汪晖反对国际资本，而又接收了李嘉诚的奖金，这一点我认为提一提也好。你的最后一页是在“和稀泥”了，但是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赞成。因为只有这样，你的文章才有发表的“话语权利”。让读者知道你了解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只是我自己不会这样写而已（我已经说过，我个人只发表自己的见解，当然远不能畅所欲言，决不会介入任何争论的）。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这话是毛泽东说的。就这一句话讲，可以说是“真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在凡人看可以说是“纯而又纯”了，但是毛泽东在看，还是不纯。尤其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家谁都不会主张“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天然就是不纯的。自由主义这个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编入中学教材，在中国是臭名远扬的一个词。把这个词从政治范畴重提出来确实是我第一次在《顾准日记的记序》中，第二次是在《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序中提出来的。提出以后，虽然一下子引起了许多年轻学者的热烈响应，却马上（几乎是之即）引起了新左派的攻击，大意是自由主义为贪官污吏鸣锣开道，观点之鲜明，言词之激烈，我到现在才勉强有所了解，实际上还是糊里糊涂，你如能把这个背景弄清楚，对我（还有很多自由主义者）都将是很大的帮助。说官方或老左派能懂得新左派的理论是很难相信的，但官方确实又对之持优容态度。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明白，唯一的解释就是“心有灵犀上点通”了。不见《参考资料》只要是批评《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都大登特登吗？
关于我个人，我以为你写的有些溢美了，略删几个字想来你会同意的。“六四”以来１２年了，社会表面平静，其实下面变动很大。这两年当局对言论的管制越来越严。进入新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末日快到了。然而，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说的春天也不过像郭沫若１９７９年讲的“科学的春天”中的春天那个意义而已。言论自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社会矛盾还是不断，自由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会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的。非常匆忙地写下此信，词不达意，请原谅。
你的文章改出以后，请送我一份。
此颂 年禧
李慎之２００１，１， １３
又及：
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还有一个差别，前者主张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后者则根本无纲领，或者其纲领就是激烈批语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