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远近:“封贡使”与“庆谢使”折射的琉球情感轨迹之取象比类

——两则册封史料的问题提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9 次 更新时间:2023-06-22 00:52

进入专题: 登舟图   封贡·庆谢制度   父母之国   两属   内国化   情感轨迹  

劉㓻  

冲绳大学人文学部纪要  第24号 2021


天朝的远近:“封贡使”与“庆谢使”折射的琉球情感轨迹之取象比类[ 本文发表于2019年11月,于北京故宫举办的“第三届燕行使进紫禁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拙著《天朝的远近:琉球与中华秩序的边际》一书的一章,经修改后(简体版)再发表于冲绳大学人文学部纪要  第24号 2021年3月。]---两则册封史料的问题提起[ 承蒙复旦古籍所所长陈正宏教授邀约,笔者得以翻出此旧稿加以修改,并赴紫禁城故宫学研究所承办的学术会议,对陈教授和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所长表示谢意。]---

关键词: 登舟图 封贡·庆谢制度 父母之国 两属 内国化 情感轨迹

劉 㓻(绿岛)


要約

本論稿は、清王朝宮廷外に散逸された二つの資料の紹介や分析を通して、琉球(沖縄)関係の比較研究に中国と日本の学界の注目を集め、比類的な研究を視野に置き、伝統的な時代の朝貢·冊封制度をさらに理解し、現代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と琉球の間の情感的交流の逆転を整理するものである。今日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事情やその歴史的背景を視野に投射し、これからの研究に参考の目的で論述を展開させたい。


概要

本文拟通过对流散清宫外的两则册封使资料的考察和分析,引起中日两国学界对琉(冲绳)关系比较研究的重视,并试图通过这种比类式研究,进一步理解传统时代的封贡制度的意义和作用,梳理近代东亚地域中琉日间、人们情感交流的逆反历程,同时透射今日东亚局势与多边关系的历史背景,以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参考。




小序

当人们把研究趣向投向通时性视野时,或将看到,几百年前盛开的中琉友谊之花,并没如愿结出后续现实之果。反而,琉球群岛整个地被“编入”、“编成”日本国土。双方的情感脉动,也未因当年的天朝恩惠眷顾,成为现实人们情感交往的涌泉。相反,就中国而言,尔今于当地居民并未如慈鸟反哺,反而心系日本(母国、祖国),警惕中国(父国),其个中滋味让人咀嚼。这样的情感反差,对历史进程而言,意味着什么?于今之国人而言,又是怎样的倒嚼效应?可以说,于史于今这一现象均值得深思和考究。

太平洋西海岸东海海域中浮现的离岛---琉球群岛,公元14世纪后半期终于引起了大陆及周边国家的关注,进而促成产生了一个国家,即琉球王国。这个国家的产生几乎缘于大陆中国及其周边国际局势的变动,也就是所谓藩属国家体系形成;因此,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甫始即与中国有着密切并且良好关系的互动。

历史上,中国曾与多国建立过“封贡关系”,形成了东亚“中华秩序”历史架构和对外关系体制。但琉球与中国的封贡关系,则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甫一肇始,就是非强制,和平及互利互惠的。大明伊始,洪武五年(1372)太祖朱元璋遣杨载诏谕琉球,中山王(当时琉球形式上分为中山、山南、山北三个小邦)察度遣其弟泰期奉表入贡,中琉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关系。据明郑若曾所记琉球国图的说明,明“洪武初,行人杨载使日本归道琉球,遂招之。其王首先归附,率子弟来朝……永乐以来,其国王嗣立,皆请於朝,受册封。”[ 曾为汪楫的册封副使林麟焻所留下的《玉巖诗集》,其自序开篇首言「琉球,东南一岛夷也,地孤悬涨海中,无城郭关市之美,桑麻物产之饶……独其延颈举踵喁喁向风,悦诗书,乐文雅,无所谓驍健击鬭攻刺之俗,盖自渐被我皇上声教后亦駸駸乎盛矣。康熙癸亥(二十二年,1683)夏六月,予奉命渡海三昼夜,即至其国……」,序文所敍全为琉球事,如云其在琉球游山戏水吟诗书画时「一时花园苔龕,流连歌咏,或酒酣耳热,落笔如风雨,为球人好事者从旁掣去,盖不可胜计矣。……计在琉球日,述琉球事得七言绝句五十首,略倣古竹枝之遗,外有作者别为一集。」]中国对其册封始于永乐二年(1404),成祖朱棣遣行人时中赴琉球吊祭察度,“赙以布帛,遂诏武宁袭爵”。到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作为中琉历史上第十一次册封使臣出使琉球,首次留下了《使琉球录》。二是皇朝遣使琉球与遣使他国不同,安南、朝鲜之使,开读诏敕之后,使事毕矣。陆路可行,已事遄返,不过信宿。”琉球在海外,册封使要候南风而发、候北风乃归。路途极为艰难,甚而有生命沦丧之险[4 明清两代,奉节出使琉球,对其册封使本人及其亲友而言乃是人生大事,故各人别集之序言都格外强调作者出使琉球之特殊含义。盖因习惯于大陆风土生活的官员们,既授命勅節跨海越洋出使就绝对不是轻松畅快之事,途中既有风浪之苦更有遭遇飓风颠覆之虞,还因有倭寇海盗之险,更有半年之滞留之酷热疫病之危胁。比如,《石柏山房诗存》卷五,有“游击将军陈瑞芳卒于琉球以诗挽之”,从诗句看,游击将军陈瑞芳与赵文楷同船前来,如今独自葬身异邦分外凄凉;该卷末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付梓之跋文,言赵文楷出使归来后,其健康大受损伤。赵文楷有《石柏山房诗存》九卷,其卷五《槎上存稿》为使琉球时所作,曾亲自删定,在世时已经流传。因卷五之末有汤金釗跋文,内中也对《槎上存稿》之流传颇有敍说,曰:“先生气体素壮,自海外归,心往往而悸,言笑异于他日,盖风波危险,夺人神髓,调养猝难平復也。”凡此因缘际会的出使琉球的经历,及返京述职后的使琉球录,均显示出当时京师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衔朝廷钦命的出使的官吏及其家属,地结成了友谊,比如汪栋为徐葆光文集作跋。他们出使琉球,不仅仅简单奉敕命怀柔远夷,也有个人豪迈情愫的表述。本文注释中有关部分参考引用了王菡<明清册封使别集中 琉球史料举隅>一文(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研究员)刊于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2期(总第6期)2006年12月页111-129,以下从略。]。

然而,王朝中期却发生了琉球国与中日间、国家关系的“两属”问题,即“封朝使”和“庆谢使”[ 琉球的上江户(庆谢使)1634年—1850年,合共进行了共18次。其中有几次乃共同实施。]并行的问题,并逐渐导致其和中国大陆渐行渐离,其居民从情感上也经历了由亲到疏、由疏到戒,于今其隔阂难填之境地。迩来,东海海域对中国的重要性日见愈重,如何梳理和重塑中琉(冲)关系,从历史过程的回顾和反思中或许可以得到启示。本文就此有所阐发,以就教于方家。

在进入内文之前,笔者拟将先行研究做一个简单的勾勒,以便于读者理解本文论题的背景。


大约500年前诞生的琉球王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域、特别是中日两国有着“唇齿”和“辅车”般的依存关系。尤其是中国,对于琉球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迄今仍为岛内居民所乐道。不过,进入17世纪初,逐渐地中琉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或者说结构性的变化。围绕独立国家的琉球,出现了日本主导三国关系的局面。此种局面,渐行渐远,到了18世纪中后期,琉球日渐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形式和地位,经历了“半国化”“内国化”进程,并最终编入·编成为日本的一个行政单位—冲绳县,反之,中国彻底退出了中琉日秩序圈及其主导地位。同时,中琉(冲绳)日人们间的认知和理解也发生了巨变。不管是对“自者”或“他者”而言均是如此。

近年来,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人类构建以自由平等和谐为社会基础的发展愿望和追求成为主流,各种社会层面的人际关系,也不同于20世纪前半期以武力干涉和强制为特征,当事者居民的心理接受和利益保护日益得到重视。冲绳社会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决定权”乃是自己基本人权的口号。由此,前所未有的“冲绳精神”[ 根据近年来冲绳民众提出自我决定权(自己决定权)为核心的冲绳自主自立自助的精神,期望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和潮流,笔者将其概括为所谓21世纪的“冲绳精神”。]作为时代旗帜迎风飘扬,凸显出时代特色和人们情感上的希望。

这样的变化,尚未充分为中日两国及东亚地区人们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反映在学术研究上,有的专家,仍然固守在国家和狭隘利益为中心、十九、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洼地”,喋喋不休地纠缠于所谓“历史旧账”难以自拔,坠入武力战胜和输赢得失的涡漩和窠臼。如此以往,势必堕入脱离时代的怪圈。本文根据两则册封史料的介绍,结合封贡关系和庆谢关系做一个粗浅比较,以作为一个问题加以提起,并试图从东亚人民情感变化的轨迹,获得历史对未来的启迪。


一、 册封使资料两则

在此,本文首先介绍的这个资料,是周煌已知存世的《琉球国志略》及别集《海东集》二卷《续集》一卷、《海山存稿》二十卷均未介绍的《登舟图》及其跋。此跋,乃清乾隆第十五子、后来的嘉庆皇帝所撰(括弧内为笔者所注)。

资料一  照録:清乾隆皇十五子等题周煌《登舟图·跋》[ 此『跋』现藏重庆市涪陵区档案馆。文字为笔者录入,曾获劉韶军教示。周煌《登舟图》原件未闻发见,或许仍藏故宫。据故宫徐婉玲研究员告知,已查到类似图卷,但还不能确定。人们只能从皇十五子等的跋中得窥其貌。不过,由此也可见周煌的《图》仍和其前后的册封使纪录雷同处甚多。例如,册封使船航行风险,有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九「使事小纪」,记最初朝中本欲遣“吴时来”为使,因其畏惧不肯前往(注曰 明皇朝嘉靖三十七年,命給事中「吳時來」充正使、行人「李际春」充副使,齎(持)诏封琉球世子「尚元」为中山王)不果,后改派郭汝霖为使;然诸亲友忧虑重重,郭汝霖以国事为重,不以危难为虑;至福建,倭寇来侵情势紧急海事不靖,遂整修船只给养,至明嘉靖四十年(1561)始成行。此文可补《明史》记载之简略。

徐葆光《海舶三集》三卷及附录中之《舶中集》最当重视。正文首有同年杜诏、五峰樵人李果两序,后有汪楫亲属汪栋于雍正十一年(1733)的跋文,对该诗集刊刻之始末敍述甚详。杜诏雍正九年序曰:“先是汪检讨楫(汪楫,官职为检讨)使琉球,归作《中山沿革志》,竟购得琉球世纘一图。今君至中山,既册封礼成,乃能按其图籍,考其山川疆域,咨访其大夫士民。凡朝庙燕饗之礼,衣服饮食之制,与凡土俗民风,搜罗薈萃,著为《中山传信录》,较之舟次所编,倍加详核,为不失古使臣广人君耳目之意。而是诗所纪,又復与之互相发明。予是以知君才实足以光我邦家,无忝君命也。”因序中提到徐葆光“命予为序”之语,当是徐葆光此时仍在世,《清史列传》或误。册封使徐葆光在琉球期间与当地士大夫交流频仍,促进儒学传播,记述当地风物人情,皆可做史料观。]:

帝德昭重譯

皇猷拓八埏,殊方同职贡,率土荷陶甄,告至梯(挮)航远,来朝賮贄處。

中山开舊国,首里闢當年。(琉球都會名首里城)

念祖歡斯古,探源巴志先(隋書琉球王姓歡斯,明永樂中,尚巴志并三山以後皆为尚氏),

世傳依象闕,子繼奏蠻牋,情以陪臣達,誠邀聖主憐,懐柔歸有極,膏澤沛無偏,纉服寅恭篤,包荒申命宣(琉球世恭顺,其国王尚敬扵乾隆十六年薨,嗣子尚穆遣陪臣毛元翼等赍表恭请襲封,特蒙俞允。)

班符稽典瑞,赍(赉)敕簡清員(顺治年间遣使一次,康熙年间遣使三次,兹命大学士会同掌院学士等揀選翰林带领引见)。

蝌篆新文焕(上以清篆告成更鐫新印颁给),麟章故事沿(钦派侍讲全魁充正使公以编修充副使,赐一品麒麟服。[关于出使琉球之内容,二者有一定重復,但又不相同。大致言之,《海东集》卷上为「中山赋」,卷下为在琉球时诗篇;《续集》中一部分为接受敕命后从京城到福建路途闻见,比如在西湖「全魁」抽籤占卜事,另一部分为在琉球见闻;《海山存稿》卷十一是《海东集》卷下和《海东续集》之综合,彼此虽有重合,但详略不同,註释文字亦有小别。])

鬯圭今錫爾,軌物昔由焉,吉语宜同濟(初選四人,上曰周全,可。)和衷倍矢乾。

利涉雲津濶,衝流月窟旋,砰轟聲轉地,杳靄氣浮天,鹽撒六花雪,波翻九點煙,靈鼇喷汨汨,異鳥鴥翩翩,烏兎時歔欱,鱼龍戲汗沺,朝宗羣渨灅,滙合注潺湲,漢柱鲲鹏窣,秦橋贔屭懸,古今長浩渺,晝夜總奫潫,未泊花瓶嶼,還尋姑米巅,增城迷鹤影,貝闕漾蛟涎,駭浪鞭鼉吼,狂瀧震鼓鼘,何期颱飓作,有命死生捐,詔捧忠堪白,身輊(?軽)志獨堅,緪腰非體制,摧骨斷縈纒(封舟扵十四日至姑米,忽起飓风,舟不可泊,琉球接封大夫鄭秉和請易小舟登岸蹔避,公以詔勅在舟,豈容蹔離,若奉以行衆將何恃,不如勿動以安人心,或議以繩繫腰缒入小舟者,公斥其非體,力止之,至二十四日風愈暴,龍骨折,碇索皆斷。)

忱籲媪祇護,魂飛雷雨穿,臣心原鎭静,天道豈屯邅,掣電流烏速,焚旗霅炬燀,紅燈漂閃灼,朱霧罩揚焆,磐石驚礁贯,篼(?)羅定手搴,忱籲媪祇護,魂飛雷雨穿,臣心原鎭静,天道豈屯邅,掣電流烏速,焚旗霅炬燀,紅燈漂閃灼,朱霧罩揚焆,磐石驚礁贯,篼(?)羅定手搴(時問筊扵神,專泊此,吉。是夜風暴轉甚大雷雨,倏见神火飛向桅末,焚招風旗。海面一燈浮来,若煙霧籠罩,须臾船身直趋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動亦不沉,由是得免。公扵萬疊驚濤之中,生死呼吸之際,屹然不懼,至誠感神如嚮應焉。)\r

蹔安修檝纜,顺候逮津堧,入險欣初脱,乗危念屢遷,鶴(?)頭(山名)慿指顾,馬齒(山名)浸淪漣(風定,船膠,乃捧詔勅節印登舟,同舟二百馀人,皆得更生,王世子連撥国中海舶迎載,遂易舟乗風開駕至琉球)

疆場紛迎送,耆童擁笑焉(嫣),祀神陳束帛,祈福薦純牷,靈後潜孚佑,挐公効吉蠲(先期,諭祭海神天后宫,行香海舟以挐公從祀)

蜺旌排巨艦,犀甲列牁船,營衛從逾百,商籝汰已千(舊使臣多带僕從並載商貨,公裁汰止留正项人役)

重溟潮絕信(?),荒徼檄先傳,遥岸層霄失,高帆萬丈牽,迴瞻旗鼓外,仰指女牛躔,誰註元? 賦,真圗王會篇,安澜辭虎峡,掛席絕鲸川(公扵六月從五虎門放洋)

忭戴翹穹碧,抒將唘秩筵,尊罍盈薦席,繡綺燦番氊,翠酒醇醲灧,丹螯異饌鮮,蠻歌聴雜沓,夷劇舞還儇。

八景窮遊覽,三山隔市廛,晶瑩摇火齊,璀璨湧球蠙(琉球国有三山八景),圗鏡危峯挂(泉崎夜月)寒潮輥石濺(閩海潮聲),虬松遮洞壑(龍洞松濤),鳳竹隱蘺櫋(久米竹籬),城嶽通源泒(城嶽靈泉),蕉園映蕙荃(中島蕉園),橋虹明緑靄(長虹秋霽)崖照絢青蓮(筍崖夕照)。

蔵事秋冬易,經時紀次還,瓜期占渤澥,梅信度巴滇,敬餞酬金鎰,廉銘喻鬻饘,上郷惟直亮,遐服自低跧,處義軽縑貝,安貞却绶錢(公以七月至琉球,明年二月回程,同謝恩進貢兩舟唘行,临行前国王贈宴金幣帛等物,周却金不昧、固辭不受)。

造舟操帖妥,奉莭耀鮮扁,出港趋針路,凌颿蕩日淵,太虗光晶晶,元牝息綿綿,蜃化成樓閣,驪驣挟鮪鳊,倚橈回旅雁,望泊數飛鳶。北極瞻葱欝,東鯷免躓顛,崇祠仍報賽,華衮得褊韆(回舟至閩,行(祭)海神禮),内水三蒿漲,晴郊四牡騈,閩都宜舍筏,冀野樂歸韀,前席行宫敞,遄程禁篌連,江鄊看喜氣,獻里謁巡旃(時  上方南巡至河間府,公扵行宫復命)。

晋号蕃釐荅,觀経棘手揖譲聨(公奏請加天后封号以昭靈異。又據詞代請琉球陪臣子弟入學,皆報 可。)

幑衷通悱恻,清問慰幽悁,重感生成諭,難忘溝壑填(召见時備陳遇風神救情形,蒙慰恤有九死一生語),

装軽殊陸賈,鑿空類張騫,功業傳圗繪,方隅核簡編(公作琉球志略)。

丹青工貌肖,球銑竟雕鐫(公選畫工作登舟圗,題者如林,出卷示予,勉成兹萹),

勝蹟榮光燭,雄詞寳燄然,前修摛錯采,末學笑懐鉛,武庫方抒悃,台階欲並肩,百川珎自效,一勺妙難詮,岷蜀推耆宿,嵎交仰大賢,壮游懐蹇蹇,晚莭勵拳拳,蠡测思鸿洞,毫濡寫細涓,望洋聊作頌,杯芥費磨研。

歲在著雍掩茂涂月補題(岁在乾隆戊戌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12月补题)

海山先生登舟圗五言百韻即請   誨正

皇十五子 钤印[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三日,乾隆皇帝颁布了曾于三十八年(1773年)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1796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仍住皇子所居之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就太皇帝和嗣皇帝的钤印情况,乾隆帝之“太上皇帝之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的皇极殿御案上。此外另有“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皆作汉文篆书,用于书画鉴赏活动。嗣皇帝为太子时,最著名的有“继德堂宝”乾隆太子印,上等和田白玉制成,矮扁柱形,印钮做盘龙状,周圈为乾隆御笔《教子文》,印文为阳文篆书“继德堂宝”。威武的龙头,口喷火焰珠的气势,洋洋洒洒的治国之道的文字以及表现形式,无不透露着浓浓的皇家气息。继德堂,是皇家一座宫殿的名称,乃嘉庆皇帝做太子时,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之后,嘉庆皇帝的印玺以“继德堂宝”为内容的有多方。嘉庆帝著名鉴藏类宝玺, 相互配套使用,共贮于一紫檀木匣内。三玺主要钤盖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之上,具体使用情况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的“凡例”中有明确说明:凡古今臣工书画则用“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可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著录过的古今臣工的书画作品上都钤有嘉庆帝的这套“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玺。本引文之钤印为两个方形印,对之尚未有详细研究。]


资料二  关于沈復「浮生六記」巻五中山记历的原本<海国记>发现与内容。原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4月以《(新增补)浮生六记》已出版面世,可以参见,此处不缀[ 发见者通过他人介绍联系并邀约笔者,将此资料译成了日文,并应当地报纸之约,写了《读「中山记历」》(劉 剛)一文发表(不可或缺的深化理解琉球王国时代的新资料)。]。

前些年,有彭姓古书商称在中国南京地摊,发现了与《中山记历》内容相近的手写笔录《海国记》。因为此书收录在乾隆、道光年间(1736--1827)文人钱泳的手记《记事珠》里。既然是钱泳的手书抄录笔记,所以笔者以为《浮生六记》卷5的相当内容应该抄录在《海国记》之中。[ 是次所谓新发现,随即引起中国国内喧嚣和争议。笔者对此基本持旁观态度。由于发现者设法联系到笔者,故而在冲绳媒体上做了介绍,并将资料译出日文(未刊)。本文初稿发表后,陈正宏教授介绍说,陈毓罴在《文学遗产》2010年06期上发表有「《琉球国记略》非沈复之作考辩」一文,指出根据所谓新发现的资料与《续琉球国记略》对照,在几处的三个重要日期均有误,但叙述的内容又不容虚拟且有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怀疑可能是与沈复同时去的另一位不知名的从客所为。故此存疑,并谨此致谢二陈教授。]

钱泳是清代的书法大家,故此资料不仅仅有文献上的价值,更有艺术上的造诣。此资料长25厘米,宽15.5厘米,共有28页。与琉球有直接关系的资料有18页(约有6200字),公开的正文照片4张,只有1200字。

此记事珠中,清代中期沈复所著《浮生六记》的卷5题为《中山记历》。同书光绪年间刊印,题名《浮生六记》。在日本岩波文库出版社也有出版。并且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种语言在各国出版。截止目前《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共6卷中,只剩下前4卷留存了下来。

1808(嘉庆13)年,沈复曾随册封使节团的正使齐鲲[ 齐鯤留有《东瀛百咏》一卷。齐鯤,字澄瀛,号北瀛。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清嘉庆六年(1801)进士,嘉庆十二年(1807),充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归来与副使「费锡章」合撰《续琉球国志略》,今存嘉庆年间武英殿木活字本。此《东瀛百咏》皆使琉球所作诗章,前有阿林保、张师诚、景敏、王绍兰、陈观等人序,后有梁章钜跋,为嘉庆十三年 知友堂刻本,今藏首都图书馆。],副使费锡章[ 费锡章留有《一品集》二卷。「费锡章」(1752-?),字焕槎,号西墉,又号来庵,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举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充 军机章京。乾隆六十年(1795),调户部主事。清嘉庆三年(1798),升 户部员外郎。清嘉庆十二年(1807),充任册封副使偕正使齐鯤前往琉球。翌年囘任。官至顺天府尹。从诸人序言中,知费锡章出使后还曾写作《治平要略》二十卷、并绘《航海诸图》,张师诚序曰:「君又纂《治平要略》二十卷并绘航海诸图,定有足补中山传信之录与海外使程之记者,博识之士又将争先覩以为快,又不第玆集之传已也。」「王绍兰」序言中亦提到《治平要略》并航海诸图「未付剞劂,盖读书既富,更事益多,政典边防,实有心得。可见施行二书流布,吾知鸡林贾人争先快覩,都中之纸贵有日矣。」当时人对二书颇有期待,然未知是否曾经刊行。]前往琉球。其后,沈复在撰写其《浮生六记》时第五记的《中山记历》即是次随使琉球的记录文[ 有关沈复作为费锡章的从客出使琉球一事,在迄今问世的费锡章的著作中均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也许是因为作为从客的私人身份所致,不过就此也印证了其在使团中的地位低微。另外,是次正副使的私人随员较之以往,副使随员从15人压缩到10人以下。]。但迄今因原本散佚,其中内容世间少有明确。兹与琉球有关的项目列举如下:

1,册封琉球国记略 2,册封使节至琉球的航海经过 3,册封琉球国王的仪式前在王宫的所见所闻 4,琉球国戏剧 5,琉球国妓女红衣人 6,到达琉球国时的欢迎仪式 7,册封琉球国王的过程 8,琉球国的历史和地理状况 9,大臣的住所 10,琉球国内流通的货币 11,琉球国的刑罚,粮食,动物,酒类,民家,妓院,寺庙,服饰,交际礼仪以及语言和文字。

在戏剧项目里,像1,天缘奇2,斗笠舞3,君尔4,羯鼓舞5,淫女为魔------这样的单词随处可见。

关于在琉球逛街,游女即红衣女,逛街即上红衣馆。除了那些女人们的衣服和发型,装饰,服装,歌舞,生活方式,饮食,还有人们逛街的姿势样子以及打扮和深夜的营业状况等等,介绍可谓周详。在这列举一例:中国人来逛街,看上某一女子,那这名女子的身价就能翻上10倍。如果长期包养的话,中国人往往就会送出银制的簪子。而当时当地民众所使用的簪子全是用骨头或牛角做的,所以能得到这样一个簪子绝对是可以趾高气扬的一件事。重量一般是5两左右。

1756年即清乾隆21年以后,下达了禁止使节与妓女接触的命令。但是在禁令下达后,也可以说还有一些能与妓女接触的可能性以暗示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相关的是,此次册封正使齐鲲的《东瀛百咏》中,也有相关册封使资料和关于琉球音乐歌舞资料内容反映。<长风阁五咏>之章中,分别为此前清代充任册封正使的张学礼、汪楫、海宝、全魁、赵文楷诸人题咏。以咏“全魁”为例,诗曰:“云海留题处,经今五十春。曾擕探花客,同作泛槎人(阁东楹题扁曰云海空青,係从客“王梦楼”前辈代书)。桃李承新化,簪缨溯旧因。识途逢老马,不惮问津频(先生姪佛住,现任官职为祭酒,督教琉球入学官生,尝为余言,家有老僕,丙子嵗,曾随渡海。)”王梦楼即王文治,曾为全魁从客随同出使,在琉球留下墨宝,其文集今存。从此诗可知全魁亲属及家人与其后出使琉球者,也曾保持久远关系。同诗集中“中秋夜宴归口占七绝六首”之章,记有齐鯤对琉球民俗歌舞表演之评价,亦是彼时当地民间艺术之记载。而费锡章则有与正使齐鯤合撰《续琉球国志略》刊行。其另有《使黔草》一卷,在琉球期间手编诗集《一品集》上下二卷。《一品集》,今存嘉庆十三年(1808),恩詒堂刊本,前有“冯培、张师诚、王绍兰、庆格、振漫”作序,又有阿林保、游光绎、陈观、叶绍本、阮元等一干人题诗,均与为齐鯤《东瀛百咏》作序者同,大约当时“二诗集”同时刊行,得一时佳话。下卷末有费氏跋曰:“球阳长夏,重加删削,并遣闽渡海诸什汇为一编,以时省览。盖是行奉扬圣德,式播怀柔,汉官威仪,匪是弗称,故仍汪旧云。旹嘉庆十有三年岁次戊辰,七月既望,西墉费锡章自识于琉球使馆之停云楼。”可见《一品集》在琉球日(期间)已经基本编定,刊刻于回京述职后。


二、 问题的提起和展开

在此,本文并不着意于两个文本的真伪辨析(将其视为论述展开的前提),而是瞩意于它们所反映的东亚社会现状,以及中琉日三国关系互动的“真实”或者说“事实”。换句话说,笔者的问题在于,尽管册封使的出使成为惯例,但原本他国的一位不相干的国王即位,如此被差遣的官员们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受命冒险前往宣示认可(册封),经历半年甚至更长之艰辛,在当地要忍受半年难耐的的酷暑燥热,等东北季风到来时才可动身返航,且往返途中十航九险,常常命悬一线。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皇帝使命的落实[ 反映清前期对外关系的实际形态,对清朝而言,仍然是象征大于实惠。中外之间不仅政治隶属关系,更受所涉地理空间的制约,并不是无远弗届。从琉球册封所见也是如此。往往国王即位,中国册封使派遣需要以年为单位的准备时间,其实当地国王职能早已运作起来,后来的册封仪式就是一个追认程序。不仅如此,对边缘诸国也有强弱之分和层次性差异的认知。即便是与清廷朝贡关系最为密切的朝鲜、琉球等国,遵奉朝贡礼仪交换的不仅是名义上的“臣”,还有复制小中华的大义名分,清廷满足的则是“天下共主”的虚名。只要不是过于频繁,天朝还是觉得是惠而不费的买卖。所以,是否履行朝贡礼仪,通常情况下仅仅是一种象征。反过来,在实践层面,这些边缘与清廷的关系是深得古意的“臣而不治”,其他朝贡国则更多的是“不臣不治”换取了“不征之国”的待遇。],由此可见封贡关系对当时封建中国的意义和作用。

下面笔者围绕这两则资料,做一个初步的梳理和介绍。

首先看一下有关《登舟图·跋》的注释与解说:

周煌(1714-1785),字景垣号绪楚,别号海山,一作海珊。四川涪州(今属重庆涪陵)人。生于康熙五十三年末,卒于乾隆五十年四月(1714—1785?)。清乾隆二年(1737)擢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尝为嘉庆皇帝(即乾隆帝期皇十五子)老师。先后充山东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受命任册封副使随正使全魁出使琉球,归后撰《琉球国志略》十六卷[ 后有册封副使李鼎元著《师竹斋集》十四卷,卷十一记,己未年(清嘉庆四年,1799)事,此年「八月十有九日,闻命充册封使琉球副使」,因赋诗二首,诗中提到与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副使「周煌」同乡(「宠命何欣得继周」),又提到此行正使「赵文楷」状元(「同行况值星为福」),心情非常兴奋。卷十四,有「舟中详订球雅因题」之章,以诗章阐述编撰《球雅》主旨及方法,「因玆访通人,日与究音义。毛颖代吾舌,楮墨亦来伺。唇齿分微茫,毫釐辨同异。……尔雅词不繁,方言师其义。小邦文献徵,用广琉球志。」《球雅》今遍查未得,此遗篇可使后人稍窥其门墻。],并撰成呈览,得以在北京紫禁城内武英殿排印刊行,后世重印翻刻甚多。乾隆四十四年(1779),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并擢工部尚书。卒諡文恭。事跡具『清史稿』卷321(列传108)《清史列传》卷24。

周煌衔命实际出使琉球的时间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二十二年(1757)始还,奏上『琉球国志略』。二十三年,大考二年开复,寻迁左庶子,命上书房行走,连迁兵部侍郎。四十四年任《四库全书》馆总裁,擢工部尚书。四十五年调兵部尚书。四十九年调左都御史。五十年以病乞休,同年四月卒于涪陵,诏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文恭。

煌幼承父训,聪颖好学,下笔奇思叠出,群惊为异才。善诗画,精书法,擅多种书体。著有《应别集》、《海东集》、《蜀道吟》、《海山存稿》、《琉球国志》等。周煌另有《海东集》二卷《续集》一卷,为出使琉球专辑;《海山存稿》二十卷,其中卷十一为「奉使琉球纪」,共一百二十九首,记出使琉球见闻。《海东集》二卷《续集》一卷,係周煌手自编定,《续集》有乾隆三十四年(1769)钱塘陈兆崙序,漱润堂自刻刊行,卷末有门人金墰 冯秉忠书写字样,似为冯氏手写上版。

《海山存稿》二十卷係晚年自编诗文集,其子兴岱葆素堂刊刻。《海山存稿》篇首有陈兆崙序,标题为「陈星斋先生旧题使琉球诗序」,其中文字与《续集》乾隆三十四年陈兆崙之序完全相同,仅标题有别,亦説明《海山存稿》之刊刻的确晚出。关于出使琉球之内容,二者有一定重復,但又不尽相同。大致言之,《海东集》卷上为「中山赋」,卷下为在琉球时诗篇;《续集》中一部分为接受敕命后从京城到福建路途闻见,比如有记全魁在西湖抽籤占卜事,另一部分为在琉球见闻;《海山存稿》卷十一是《海东集》卷下和《海东续集》之综合,彼此虽有重合,但详略不同,註释文字亦有小别。与上述文献相关,此《登舟图》就是周煌为更好地向皇上和大臣们,反映和介绍琉球国情况和自己参加册封使团的阅历,而延请宫廷画师手绘的长卷,故才有皇十五子为首的跋文缀后。

耐人寻味的是,本文所述之《登舟图》及其书跋似乎未见史书记载。而跋(以下简称跋)前些年被发现藏于四川涪陵档案馆[ 此登舟图,大约画成后恭请皇十五子等皇亲贵胄赏鉴题跋,然后由周煌携带回家乡。但兹事不为史书记录,不知何故。前些年,笔者也曾往涪陵寻访周煌墓,并访问了当地档案馆查询,未果。不过,却得以一睹《登舟图·跋》。时曾得到涪陵档案馆各位同仁热情关照,在此甚表谢意。],但图本身是否为周煌带回了四川,还是遗存在故宫,抑或转赠于他人也未可知。

从跋《登舟图》的几位人物来看,皇十五子(1760-1820)颙琰,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乾隆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六十年(1795)立为太子,次年登基,改元嘉庆元年(1796),即嘉庆皇帝,在位24年。卒于嘉庆二十五(1820)年,终年60岁,庙号“仁宗”。

陈兆仑(?-1771年)字星齐,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福建即用知县,举博学鸿词,诣京师试授内阁中书,御试翰林詹各官,二十一年迁太常寺卿,三十六年卒。精六书之学,为诗文澹泊清远。

裘日修(1712-1773年)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进士,二十一年令在军机处行走,三十年授户部侍郎,三十四年召授刑部尚书,三十六年迁工部尚书命南书房行走,三十八年病乞归,旋加太子少傅,卒,谥文达。

钱陈群(1685-1774)清代著作大家。字文敬,号香树、集斋、拓南居士等,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大清会典馆副总裁,刑部侍郎等职,卒后谥文达。

钱维城(?-1772)字宗盘,江西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功全,初入翰林,习清文,散馆列三等,三十七年卒,谥文敏。维城工文翰,国画山水沈厚。

于敏中(1714-1780)字叔子,号耐圃。清乾隆二年(1737)丁巳科状元,金坛人。在朝四十二年,乡会考官,山东、浙江学政,兵、刑、户部侍郎。经筳讲官,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学工,四库全书正总裁。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上行走,加太子太保。

以上六人在『清史稿』中均有载,除皇十五子外,他们也都是清三代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工考据学。周煌本人则更是声名显赫,贵为帝师,即所谓正人君子士大夫文人,也是清册封使节中官位最高的一位,名列从一品。

第二则史料的作者沈复,则是清中期处于江南社会底层的城市文人,其《浮生六记》使其名扬中外。其《海国记》(中山记历)则反映了当时社会一般人看待琉球的眼光与见识。

那么,作为清宫外流散的资料,一则来自皇宫紫禁城皇族贵胄士大夫,一则来自江南民间文人,人们能从中读出什么样的史实呢?


如此两则宫外流散史料告知后世什么,留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依笔者浅见,首先,与诸多册封使琉球录中所反映的现象类似,即琉球与中国有密切的封贡关系,琉球乃是中国周边“中华秩序圈”中至善的“不征之国”,情感上形同“父子”;二是反映出,来自天朝士大夫们的心态,即其心中所想皆是皇权之威布四方,眼中所见皆是琉球向好中国的再确认和履职平安望归的欣喜;三是主客观上均对琉球的变化鲜少把握。

这都说明琉球王国和中国有着正常的平等的国与国的关系,中国对琉球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企图和欺瞒暴虐;其次,它说明中国仍然处于老大帝国的惯常轨道上,无意于周边;再次,对琉球的内外周边尤其是日本的势态和动向,中国的情报收集粗疏且未能予真实反映。或许,它更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时代的史影,以及中国皇权独裁和文官制度的架构,文人官僚对国家兴亡的潜在责任,以及他们的言动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和意义,让现实中人们有更深一层的吟味和理解。


皇十五子等人当时在浏览欣赏《登舟图》[ 需要注意的是,以皇亲贵胄身份的诸人,以皇太子为首,为此图配以五言百韵的《跋》绝非小事,亲手肉笔书撰更是难得。可见对兹事体的重视程度和肯定颂赞有加。]时,所见到的还是“帝德昭重譯。皇猷拓八埏,殊方同职贡,率土荷陶甄,告至梯(挮)航远,来朝賮贄處。” 接下来,《跋》吟诵了周煌一行为了不负皇命,尽管使琉球的旅途艰险,但琉球对天朝素来恭敬从顺,故为了天朝德披四海,再苦再险也有意义,定要好好完成任务。琉球王府恭谨、百姓热情,风景秀丽,欢歌艳舞。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半年多就过去,又到了回程的时候了。临行前或国王赠金币,周公拒不接受。归程仍然艰辛,归后作了《琉球国志略》承览,“装軽殊陸賈,鑿空類張騫,功業傳圗繪,方隅核簡編(公作琉球志略);”又选画工“丹青工貌肖,球銑竟雕鐫(公選畫工作登舟圗,題者如林,出卷示予,勉成兹萹)”,一切都十分圆满,皆大欢喜。

其实不然,故事就隐藏在其中这句“營衛從逾百,商籝汰已千(舊使臣多带僕從並載商貨,公裁汰止留正项人役)”。通观使琉球的正副使节,天朝钦命委派的都是正人君子的士大夫,除了两位满人海宝和全魁外,其品行举止的确端庄周谨,不辱使命。

据研究,如前述,这一时期东亚周边及中琉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全魁和周煌的此次出使也多少受到影响。中琉关系的维持是靠封贡贸易支撑的。封贡贸易和海禁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海禁松弛,封贡贸易[ 中琉之间的贸易,是伴随封贡制度的确立而展开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官船贸易。尽管有各种类型,比如朝贡、御冠船(册封)、勘合贸易(江户)等各色名目,但都有民间贸易成分在内的含义,可以说是民贸、商贸官办的形式。为了整合这些称谓,结合宗主国和朝贡国的关系,本文统而言之封贡关系。其贸易往来,笔者在本文使用封贡贸易以概之。]之外的商品流通渠道增多,传统的封贡贸易垄断获利自然会有所减损。清乾隆21年前后,正值清三代之乾隆朝迎来全盛,北边平定了准噶尔,南边海疆也实现了相对安定的目标,这促使海禁一定程度地解除(乾隆23年),加快了沿海直接贸易局面的到来。反过来,这又会使得封贡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全魁、周煌出使时间,正值这一转变时期。由于具有专属垄断性质的封贡贸易规模因收缩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反而导致搭载册封使船(历来封贡贸易优势)便乘而来、准备大赚钱的商人们利益受损,进而引起了一些意外风波。

册封使团出使琉球的时间一般是趁季风周期往返。具体而言,去是趁6月左右西南信风季节出发,返回多是当东北季风期的11月前后视海况而定具体启程日子。除去准备时间,全魁、周煌的船队于乾隆21年(1756)6月10日“放洋”,22年1月30日回到五虎门。

比较而言,他们较其它的册封使团滞留那霸的时间长。有意思的是,去程时,周煌乘坐的册封龙舟一号船,在久米岛附近遇险获救,二号船则在出洋后在久米附近飘向了外洋,最后则在6月27日回漂到了温州府永嘉县东北方海上,休整后再次出发,到了年末的12月12日才到达那霸。可谓十分不顺。更为八卦的是,在那霸期间,天使馆内部发生了随团兵丁的哗变骚动事件,震动琉球朝野。换句话说,这是一起在周煌复命报告的使琉球录中一句也没有提到的、令人不齿的事件。

兹事在<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的相关奏折中屡有提及。事件起因于一号船在久米附近遭难一事。获救后周煌一行与岛民也有好的交流,比如周煌就馈赠了一幅牡丹图的国画挂轴给地头[ 兹事见于《历代宝案》及程顺则《家谱》等资料。亦可参见村尾进《周煌撰『琉球国志略』解题》,载夫马进编《使琉球录解题及研究》榕树书林1999年那霸。](现仍存)。但滞留那霸期间,围绕国王颁给的“抚恤金”问题,则在使团内部引起了风波。天使团队人员构成中,营兵有200名左右,分成数营,其中的管队陈国栋、朱华、朱文彩、林赐等人,均乘坐的是1号船。遭难获救后,琉球国王颁给了名曰“衣被银”以慰藉,共计5千两供兵役、水手、匠作136人均分,平均每人大约36.7两。但众人并不满足,藉口听说以前的册封使团、随封的兵役们类似情况每人分到了128两的情况。他们遂要求册封使与王府交涉,再补发一些。陈国栋等人率队在天使馆请愿,但仍未获允许。于是陈国栋等人闯入供给营,断了天使馆的食物和水源等的供给,经再三劝阻均不停止,打砸喧闹,并企图裹挟不想参与的人,还以将不参加随后举行的册封仪式相威胁。琉球王府只好再发给他们2万两以了事端。兵丁每人120两,亲丁、匠役、水手每人100两。对后来到来的2号船也一体同视。国王再颁发“衣被抚恤银”2万6千两和“出入关口报银”3000两,才平复了事端。对此事件,全魁和周煌在从福州送呈的回国报告奏折<翰林院侍讲全魁周煌奏册封事竣,敬呈渡海情形折>(乾隆22年2月19日)中一句也没有提到。反而是从琉球国王尚穆的咨文中,福建巡抚钟音有所察知后,上奏了朝廷。为此,乾隆22年3月27日到达杭州的全魁和周煌二人,接受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面为询问”,事件才为中方所悉知。最终,乾隆上谕(5月25日)令陈国栋等8名首事者“即处斩”[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4月,北京)p52所收<闽浙喀尔吉善等奏请严惩纠众挟制滋事不法之随封兵役折 >(乾隆22年5月初8日)及<翰林院侍讲全魁周煌奏册封事竣,敬呈渡海情形折>(乾隆22年2月19日)p45-46.47-48.56-57。],其他各色人等均有处分,并通报给来华的琉球法司王舅马宣哲等。9月7日更在福建布政司致尚穆的咨文中予以通报。所受的银两皆查没后随琉球新造船只一起送还。全魁和周煌,为兵役胁迫而向琉球王府提起赏恤要求,没能坚持原则,吏部奏请“以从兵在琉球失约束,下吏议,当夺官”(《清史稿》),本因处分,但上体恤旅途艰辛,予以赦免。


三、 宛若“父子”的中琉关系

由此事件可知,一是中琉封贡贸易的确是双向的、相互都有惠及,并不只是琉球单方面受益,并随时代变化有所损益和变形[ 其实,因买卖的经济利益引起纠纷的事情,在明万历年间使琉的萧崇业谢杰为正副使的天使团中也出现过,因为随团商人(副使谢杰的亲属)的错误估计,夹带了大批的“網巾”(明代男子束头的网状的头巾)而卖不出去。谢杰于是就要求在册封仪式上,琉球官员及参加人等务必头罩網巾参与,以显示琉球国中华冠带文化的浸透和文华。于是,網巾很快就卖光了。所以,迄今在福建还流传着如果你有货物滞销,那就“让琉球人戴網巾吧”的笑话。谢杰也颇有假公济私之嫌吧!];二是中琉册封及朝贡贸易之间也有若干问题,需要加强管理;三是清代官场士大夫报喜不报忧的行事规则和生活哲学;四是《登舟图》跋及钱泳抄录的沈复《海国记》,都反映出即将到来的东亚历史大动荡的前夜,中国的情报收集是如何的迟钝与不经意[ 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较之于同时期日本社会的明治维新,虽屡有变法维新势力的跃动,但均难奏其功。原因虽然多样,其中之一是“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性“迷失”和整体性“失语”,仅有谭嗣同、郭嵩焘几位的努力,无助于固有体制内部的革新、更生。诸如他们的“报喜不报忧”,里外双面人脸孔等潜规则效应,一直延续迄今,积弊深重,殊难改变。]。

首先,当清朝取代明王朝入主中原后,南明王朝存续的一段时期,中琉关系也经受了曲折。然而,当琉球使节看清形势并随之北上北京朝贡之时,受到了顺治帝的热情接待。清也需要继承并利用明的对周边“不征之国”的政策,在持续“海禁”的同时,维持对外官方贸易的通道。因此,琉球王尚质于1654年接受了清的册封[ 1646年(清顺治三年)九月,清军攻入福建,灭南明隆武政权。此时由琉球世子尚贤派遣来庆贺唐王称帝的琉球使臣等五十余人仍滞留福建未归。王舅毛泰允、长史金思议等,见明朝大势已去,随清军入京投诚。顺治皇帝格外优恤。礼部命通事谢必振为招抚使者,前往琉球。最终于1649年(顺治六年)九月十三抵达琉球。但此时琉球世子尚贤已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九月二十二去世。由于战乱和王朝更替,尚贤成为琉球唯一一位已向中国请封而未完成受封手续的世子。尚贤之弟尚质于1648年(顺治五年)即位为世子。世子尚质率文武百官迎接谢必振及皇帝敕书后,于1649年(顺治六年)十一月遣都通事梁廷翰、通事周国盛,护送谢必振归国,并赍表投诚,但此次未送缴故明敕印。

1653年(顺治十年)二月底,琉球世子尚质派遣王舅马宗毅率领庆贺使团前往中国,使团除了携带给皇帝的礼物外,还携带了表文、奏疏及故明敕印。同时,尚质在给顺治皇帝的奏疏中也恳请赐发新敕印。

1654年(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顺治皇帝下旨,册封琉球。七月初一,顺治帝颁发册封世子尚质为琉球中山王诏书和敕谕各一道,赐镀金驼钮银印一枚,并派遣兵科副理官张学礼为正使,前往琉球。但在抵达福建时,正值郑成功等反清势力在福建沿海一带活动,未能成行。

1662年(康熙元年)十月,因郑成功病故,南明余部逃往缅甸,清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册封琉球世子尚质之事被重新提起。十一月初,张学礼等人启程,并于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抵达琉球,完成册封。从此琉球开始改用清朝年号,向清朝纳贡。此后百余年,琉球不断遣使进贡,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从未间断。],中琉册封关系继续保持着封贡贸易的常态,贸易和文化交流继续扩大[ 此一时期,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触的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外,在厚往薄来政策引导下,其他的一些国家对于明朝的朝贡,在海洋进出垄断的局面下,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附带贸易往来,具有明确交换功能的官办贸易,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间存在的勘合贸易。]。

继明亡后,继续向清朝称臣纳贡的琉球,因受到岛津萨摩藩1609年以来的盘剥而负担更加沉重,需要清朝更加支持和加护。因此,其对中国的依存更加厚重。不过,表面上维持着独立的琉球王国仍然维系了与清帝国的宗藩国家关系,即使处于“两属”状态下,其形式上仍拥有独立的司法行政权力,独立的外交权力。但事实上此时的王国已经在暗地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岛津氏的盘剥、操纵和控制。[ 1609年,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指派萨摩藩岛津氏向琉球征收贡纳不遂,岛津军攻入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1611年逼其在按萨摩的意思草就的 “誓文”下签字画押,约定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美其名曰“上贡”,处心积虑地以此证明琉球自来是日本的“藩属”,为下一步的动作埋下伏笔。]因此,较之以往,过于窘困的状况迫使弱小的王国,更需要周边的支持,尤其是与宗主国中国之间,需要确认强韧的宗藩结盟关系。

据《中山沿革志》、《琉球国志略》等记载,顺治十一年(1654年),琉球国世子尚质派遣王舅马宗毅等人到北京呈表庆贺,进贡方物,送交“故明敕印”并请命册封。有清一代,琉球除定例二年一次向清政府进贡外,凡遇有清帝登极、新年、万寿庆典等重大活动,琉球国王均派使臣前来奏表并进献贡礼。每当琉球贡使来朝,清帝都要设宴款待,并照例回赐琉球国王大批的礼物,包括蟒缎、彩缎、锦缎等。不仅如此,清帝还赏赐来访的琉球官员数量不等的彩缎、罗、纺丝、绢、毛青布等,以示恩宠。这表明了清琉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更加密切。现藏于紫禁城故宫博物院的《皇清职贡图》“琉球国夷官”像上的墨题,在主要介绍了琉球国概况及与明、清两代朝廷之间关系的同时,还列举了官吏及贵妇的装饰打扮特点。“琉球国夷人”像上的墨题,还主要对普通平民的装扮、服饰等作了简单的介绍,例如“妇,椎髻,以黥手为花草鸟兽形,短衣长裙,以幅巾披肩背间,见人则升以蔽面,常负物入市交易”等等。此类画卷在展现其自身艺术价值的同时,亦以写实的手法印证了清政府与琉球国交往的历史情境。清代皇帝还时不时地在喜庆之余赐予琉球王御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赐御书“中山世土”(中山世代都是琉球王国之国土)[ 康熙年间,汪楫等完成册封后离开琉球前夕,国王尚贞表示要称臣纳貢、永世服膺、代守海疆并对华世守忠诚。为此特请恩准琉球子弟往太学读书,汪楫回京转奏尚贞请求,得康熙帝恩准,康熙二十七年(1688),琉球三名官生到达北京,入国子监读书,清朝为琉球学生配备专门教师及各种优遇,从此成为惯例。]。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赐御书“辑瑞球阳”(祈愿琉球王国安泰幸福)。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赐御书“永祚瀛壖”(祈愿琉球国长治久安)。当年的御笔匾额被复制后如今仍被悬挂在原琉球王国复建后的首里城正殿二楼(现已烧毁),表现了昔时中国皇帝对琉球国民的良好祝福以及中琉关系的美好时光[ 王士禎《琉球入太学始末》,特别追记了明代洪武、永乐、宣德、嘉靖年间琉球王子及陪臣子弟历次赴京入国子监读书之事。「汪楫」离开琉球前夕,国王「尚贞」表示要称臣纳貢、永世服膺、代守海疆对华世守忠诚,为此请求派人到太学读书,「汪楫」回京转奏「尚贞」的请求,得到清康熙皇帝的批准,康熙二十七年(1688),琉球三名官生到北京,进入国子监读书,清朝配备专门教师,琉球学生得到优厚的待遇。从此成为惯例,每位册封使臣回京述职后,多应琉球国王请求,代为奏请准许琉球再遣官生入国子监,因而不时有琉球学生到来。]。

大清乾隆皇帝更以天朝自居,把琉球、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均视为藩属国。这个时候形成的、以清帝国为中心的、覆盖东亚乃至东南亚的所谓“中华秩序”,犹如一艘古老的航船凭借传统的惯性行驶在惯常的轨道上,秉持向内的特征,呈现出天朝恩威、万方来仪的特点,其取向是内向的、凝聚的、向心力的,与近代殖民关系的征服性的、外向的、扩张的取向是根本不同的。另一方面,对于古来的封贡关系而言,东亚海域出现的新的因素和动向,所喻示的危机和威胁,双方都未能切实地感受到,当然亦无取向性变革与战略层面之对应。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万国来朝图》展示,为了宏扬清朝的威德,乾隆帝谕令宫廷画家创作的5幅反映各国使臣恭贺清王朝新春之喜的作品《万国来朝图》,有4件可清晰地见到纳贡者行列中琉球国人的形象,或飘扬着标有“琉球”字样的旗帜。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圣祖派遣使团至琉球国封尚贞为中山王,汪楫充任册封琉球王的正使。汪楫归国后,根据使团的记录写成了《中山沿革志》,记载了琉球国的历史梗概、先王庙的神主序次[ 中山国本来与东南沿海省份居民一样地崇敬海神,有妈祖庙,凡过海要敬奉海神,即使是册封使亦同样,现有诗文为证。诸如此类的体验,周煌等人皆有。又如「郭汝霖」往返航程均遇风浪,疾呼海神「天妃·妈祖」求救,从而化解了海象危难。他们平安返京述职后,专门上疏请赐祭以报神功,奏疏今存《石泉山房文集》卷七。崇拜海神,属自然崇拜,而佛教信仰,则与亚洲地域影响分不开。中山国佛教传播似更富中原色彩,不仅有来自中原的僧侣,亦随之带来中原文化,且册封使多与僧侣有密切往来,诗歌唱和。]、诸中山王名、统治的缘由及各王在位期间的大事等等,并附之以考据。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汪楫受命前往琉球册封尚贞为王,回国后撰写《使琉球杂录》向康熙皇帝复命。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周煌同翰林院侍讲全魁受命前往琉球,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在出使途中,周煌留意当地掌故,随手记录,回国后又参阅大量史籍,写成《琉球国志略》一书,记载了琉球国的历史和地理概况。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廷派遣以齐鲲为正使、费锡章为副使的册封团前往琉球册封尚灏为王。归来后汇编成《续琉球国志略》呈嘉庆皇帝复命。这些来自调查体验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表明,中琉关系在几个世纪中都维持良好。双方均从中受益匪浅。

其次,中琉册封及朝贡贸易之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就拿全魁和周煌为正副使节的这次使琉球来说,尽管周煌作为清正廉明的士大夫,“敬餞酬金鎰,廉銘喻鬻饘,上郷惟直亮,遐服自低跧,處義軽縑貝,安貞却绶錢(公以七月至琉球,明年二月回程,同謝恩進貢兩舟唘行,临行前国王贈宴金幣帛等物,周却金不昧、固辭不受)”。对于国王的赠金坚持不受,但仍然有很多随行人员为了贸易生利而来。这对他而言,既是不屑也是尴尬无奈的。作为册封正副使节,关键时刻竟然不能有效地约束下属,节制无端,凸现了清代官场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吏间存在的复杂矛盾和人际关系中潜规则的作用。此番丑闻直接导致其后再有使琉球时,就加强了各方面的管理。比如,对兵役杂事人员的管束。“向例,封舟随带匠役俱交武官管束。嘉庆五年(1800年,即全魁、周煌之后的赵文楷李鼎元使琉开始)添从九品一员,令武弁管兵,文员管匠役,较为周密。”免得如前武官能纠合一干人等“纷纷滋扰,殊失体统”,并尽量减少各种人员配置,以轻减琉球负担。[ 见斉焜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志余》清嘉庆木活字印本。]

这里拟介绍一则和此次使琉球无直接关系、但却是离得很近的一次出使。这就是在此37年前、康熙五十八年(1719)海宝和徐葆光为正副使、册封尚敬王的出使琉球时,所发生的一个贸易方面的插曲。为有助于读者对笔者论述的理解,综述于下。

斯次是关于册封正使海宝的轶事。海宝是镶白旗的八旗子弟,姓瓜尔佳氏,祖父及其父都因军功受封佐领和副都统。海宝本人为康熙33年进士,若干年后升任翰林院检讨,但未任行政官员的实职,或许因其满洲贵族的世袭轻车都尉有关。海宝与全魁,是清代仅有的两任旗人出身的册封正使。

之所以他给琉球人留下了一个具有嘲弄口吻的有趣传说(故事),就在于他假公济私,非要琉球人购买他的从客家属带来的商品货物。海宝和徐葆光一行是次使琉,去时顺利无险,在琉球逗留至10月上旬,一般地册封使团就开始准备返国了。当琉球一方告知他们,海船已保修完毕,可以启航之际,他们则回复说,从福州带来的货物,因不好卖积压太多,什么时候才能启航回国实在不好说。对琉球而言,使团逗留期间的花费都是由王府负担的,公事完了后最好是早点回国才好。不料想这倒好,何日启程都说不定了。

感到很麻烦的琉球一方,又不好催促。他们只好隔三岔五地来天使馆使节驻地寒暄打探,但都不得要领。最后,还是副使徐葆光尴尬地悄然告诉了大夫程顺则,说是随行而来的福州商人期待着年初的到来,固以为等到那时吐噶剌(七岛)和萨摩的商人到来时一定能把存货全部卖掉。不过,明面上他们也不好没理由地拖延下去,于是他们正琢磨着策划封舟失火等事项以制造由头。琉球人一听,着实惊吓不小。若是真的那样,不只是招待费用的问题了,修船的费用那可是巨大的呀!

于是从11月16日开始,琉方在加强对封舟的保护巡查的同时,又由国师蔡温主持对他们带来的货物估价买去,才终于平息了事端于未然。册封使一行这一拖就到了第二年的2月16日才启程。由此事件,琉球社会就留下了“正使海宝大人是个十分贪婪的主”这样的“海宝形象”。据此可见,围绕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即使是在具有垄断性的官船贸易中,民间商人的利益也是被极为看重的。不过,另一方面,也可见藏匿于册封之行的民间私人贸易,却并非按照通行的市场交易规则来处理的,而是被加以“中国化”的彩塑。


再次,从全魁和周煌对兵役骚动事件的刻意隐忍不提,可见即使像周煌这样的兼具考据学背景的士大夫学究,也是崇信报喜不报忧的处事方法。或许这折射出清代官场弥漫的腐儒迂阔,只知颂扬皇权、不知维护清国利益的底线意识,凸显出士大夫“多一事弗如少一事”的行事规则和明哲保身的生活哲学。正如后来郭嵩焘批驳的那样,“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如此欺上瞒下成风,终于导致清朝的没落和中国近代史的悲剧。此种官场陋习,早已渗入中华文化的骨髓,不仅于满清王朝如此,往前溯明代亦然。前述的万历七年(1579年)福州籍册封副使谢杰,与正使萧崇业赴琉球册封中山王尚永期间,假公济私,为亲属牟利一事。谢杰本人为士大夫出生,《明史》中载:谢杰往封琉球时,琉球国王要赠金酬谢,但谢杰坚决推辞,琉球国深感其德,为之建却金亭以表纪念。但其另一面却也在中琉关系史上留下了弊闻。据琉球《历代宝案》及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风俗·剃顶发》中载:谢杰母舅某为亲属关系随行前往琉球,携网巾数百欲出售牟利,不料琉球人没有戴网巾习惯,以至于滞销。母舅求助于谢杰,谢杰则推迟册封礼,声称“本国既服中华冠带,册封日如陪臣有一不网巾者,册事不举”,于是网巾被抢购一空。福建至今仍将强买强卖者称为“琉球人戴网巾也”,兹事后人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也有相似记载。

网巾是明代成年男子用以束发的网子,所谓“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有“法束中原,四方平定”的政治寓意。琉球冠服制度异于中国,并没有戴网巾的习俗,谢杰母舅投机倒把,却打错算盘。谢杰借册封之机,干了假公济私的营生。金馈之却,网巾之诮,一事拂人情,千秋成话柄。廉洁自守,而又人情徇私,或许这就是人性矛盾真实的体现。若向后追,其后迄今,此类现象也不绝如缕。

最后,《登舟图》跋及钱泳抄录沈复《海国记》,也都反映出在即将到来的东亚历史大动荡前夜,中国的情报收集是如何地迟钝和不经意。除了上述对《登舟图》跋所见之外,沈复作为一个清代城市下层文员的眼光,看到的都是前述册封使琉球差不多都有所描述的现象,唯有对琉球戏剧及“红衣人”(青楼)的描述堪称独到,其见识也是囿于时代而未能脱其俗、约其要的。

应该注意的是,周煌作为副使随正使全魁使琉的时期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尚穆)。实际上,琉球处于“两属”状态已有约两个世纪(200年以上)的历史,但从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与这200年间其他四任册封使节的纪录相似,似乎中方使节依然没有感觉到琉日关系的这种深刻变化,仍然停留在惯常的状态中。[ 从1634年开始派遣庆贺使以后,到1850年为止,有时又与谢恩使一起,两使合共派遣了18次。从18世纪初开始,根据岛津氏的命令,上江户的使节必须按照中国风格的队列行进,以展示和夸耀德川将军和岛津氏对异国支配所应有的相应的外交范儿。所谓谢恩使,乃是东亚国际关系中,朝贡国或者属国,在国王即位之际,对宗主国派出的谢恩使节。但是,在中琉日关系中,谢恩使特指江户时代,在新琉球国王即位获册封之际,必须遣往幕府谢恩的使节,也叫上江户。它们均是琉球为岛津氏所破而导致的结果。]实际上,从陈侃使琉的明嘉靖13年8月23日的纪录看,琉球当时已经很忌惮萨摩的存在,“国王是等待狡猾的日本人离开冲绳后才到天使馆来(行)回拜之礼”。沈复随齐鲲和费锡章正副使来琉球是清嘉庆十三年(1808、册封尚灏)相隔58年,其间还有一任册封使使琉,即清嘉庆五年(1800)赵文楷和李鼎元为正副使的册封尚温王,后者之间相隔仅8年不到。其后的齐鲲、费锡章使琉于嘉庆十三年(1808),沈复作为费的从客随行,两者相隔约半个世纪,与正副使的“使琉球录”相同,在沈复的文章中对此时代变化和社会异动也没有任何反映;对琉球王国的真实状态也并未察知。这样的状态对后来的历史过程和人们的情感向背,发生着无穷无尽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中心”和“边缘”的惯常结构已经动摇,“边缘”间出现了若干异动。比如,琉球和萨摩间的庆贺使,到这个时候,已经演变为琉球和江户幕府间的“内国化”趋向的关系。实际上琉球从1634 年开始就向萨摩岛津氏派出了庆贺使。1644年开始派出谢恩使。直到1850年为止,共计18回。万历7年(1579)明册封正副使的萧崇业和谢杰出使琉球时,就遭遇了日本人的挑衅。谢杰的使琉球录记载说,“夷與倭爲鄰;而民貧國小,有所不足,輒假貸於倭。毎遇封使遠臨,在他國或至,或不至,倭無不至者;名稱往賀,實則索逋於其國也。所居舍舘,去天使舘不二里而近;夷慮我衆之不善於倭,又慮倭衆之不利於我,毎爲危言以相恐,欲遷我衆於營中。科使問余;余曰:『此非故事;但須嚴禁諸役勿擅與通,自可無虞。若無故而亟遷,是避倭也,豈有堂堂中國而避外夷乎』!科使如余言,不遷。久之,颶風大作,我衆與倭各衛其舟,致有爭競。倭傷首役一人,血流淋漓;衆遂大怖,扶歸哀愬,状頗倉皇。余驗其傷,乃刀背,非刀口,喜曰:『此急而自救,非亂而相戕也。宜收衆役入舘;徐勅彼之舘伴往諭,倭衆必不爲禍』。科使然之。少頃,王亦遣彼衆二千餘人馳來護舟,舟各獲完;倭亦隨息。蓋其時之天幸如此。先是,辛酉之使,前導驅倭不退,以鞭鞭之;倭怒,操利刀削其鞭立斷,然亦未嘗傷人。己卯繼往,戒諸役曰:『我使儀衛入城,倭夾道而來者,樂觀其盛耳。勢不必驅,亦不待驅』!皂輩咸唯唯。比往還,竟無他釁。蓋倭號倭奴,其曰奴者,有主之者也;時無主者,故不爲亂。後之遇此,當思所以馭之:嚴於自治而勿與校可也。餘詳「日東交市記」。以上八條,多前録所遺;余懐之二十餘年,不以告人。今乃復諄諄者,亦?舊政告新?之意也,覽者亮之!”(谢杰《琉球錄撮要補遺》)。可见在其之前,早有明人对倭人扩张有所警惕和留意,但其后即使在继任的册封使之间,也没有形成所谓的信息链或战略层面的共识,更不见洞见之论。此皆因于无战略意识存在。

从地缘的角度而言,琉球群岛近在大陆咫尺。10世纪前后,当周边已然高度发达之际,琉球尚处于贝塚时代。[ 琉球群岛大陆延申海中的一断层山脉露出海水的山峰,面积狭窄,土地瘠薄,自然资源匮乏。农业方面,土地贫瘠,“厥日沙砾,不肥饶,是以五谷虽生,而不见其繁硕也”;物产稀缺,“无斗镂树,亦无胡椒”,“无熊、罴、豺狼、虎、豹等猛兽”,“不畜犬,亦鲜鹅、鸭,莺、燕、鹳、鹊之族俱无。”这在后来使录中也多有提及,郭汝霖记:琉球“多沙石,山亦崆峒,土薄瘠,物产牛羊鸡豚之类多瘦削而不堪用。”参见殷梦霞.贾贵荣主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G].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页,147页。]从公元14世纪-19世纪中期的大约500年间,根据《历代宝案》等文献可知,琉球王国建立了广泛而多样的对外关系,号称“万国津梁”[ 与明朝交往之前,陈侃对其的评价是:“地无贸殖,是以(其国内)商贾不通(不发达)。其后藉著大明的实力和技术,始开外海贸易。中琉往来之初,东亚东南亚海域日渐活跃,明建国之前,倭患日重,明王朝为助其奉贡来朝,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遣差遣善操舟的“闽人三十六姓”予琉球。他们带去了中国发达的航海技术和能力,使得琉球对外贸易有了很快的发展。据《历代宝案》《明实录》《海东诸国记》(1471)等记载,几十年间,琉球对掸国(1420年、今泰国)、爪洼(1430年、今印尼)等地派出了贸易船。最远已到了马六甲,遂成为“万国津梁”(1458)。据朝鲜领议政申叔舟1471年撰写的《海东诸国记》道:琉球“地窄人多,以海舶行商为业,西通南蛮、中国,东通日本、我国,日本、南蛮商舶亦集其国都海浦,国人为罢肆,浦边互市”。 《明实录》也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漳州人陈贵等私驾大舡下海通番,至琉球,为其国长史通事蔡廷美等招引入港,适遇潮阳海船,争利,互相杀伤”。( 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八种)涉外史料卷》[M].武汉出版社,1991年,438页,467-468页,489页,496页.)]。不过,对外关系最为重要的就是与中日两国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前者称为“朝贡使”和“册封使”关系,简称“封贡使”,而后者称为“庆贺使”、“谢恩使”,可简称“庆谢使”关系。这两者间关系,实际上随着历史的曲折发展而沉浮不定,影响着中琉日三者关系的发展,也影响着后世研究者的取向。换句话说,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中华秩序的边缘横向之间有了剧烈的互动,琉球和萨摩-江户之间也是如此。实际上,从丰臣秀吉开始,一个“边缘”要自立“中心”、复制“中心”的动向已经昭然若揭。以中国为对象,琉球船队通过广域而多样的“中继贸易”的开展,使得王国建立之处即沐浴了财富涌来之“金运”,成就“万国津梁”之辉煌。但随著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琉球国17世纪初开始陷入“两属”窘境,并在旧体制中游离和挣扎,犹如小孩子陷入双亲的“离婚骚动”而不得安宁,失去了自由独立健全的发展方向。


四、 封贡使与庆谢使

如果我们把这两则史料所显现的信息还原至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到,18世纪中后期的中琉关系,已经面临巨大变动。作为传统的封贡国家琉球,已然成为了既属中国也属日本的两属之国,并正处于被“内国化”的进程中(实际上17世纪初琉球处分即已展开)。大约半个世纪前的1609年,刚被天朝册封不过两年的国王尚宁,就被侵入琉球的岛津军武力掳掠至萨摩,两年后迫使尚宁签署承认了被岛津支配的从属地位(掟十五条、江户立)才被放回。1634年江户幕府对此行为给予确认,琉球“庆贺使”开始派遣。由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琉球,国际政治地位降至日本江户幕府之下一个豪藩之下的境地。此后经过岛津氏的操纵,自1644年以来,琉球开始向萨摩及江户幕府派出“谢恩使”,庆谢制度逐步展开和实施。这就表明,在惯常的东亚中华秩序中心和边缘的结构之外,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解构因素正在“边缘”之间滋生蔓延。

当然,另一方面,传统中华秩序轨道上的中琉关系仍以惯常的节奏持续和深入。所以周煌等的出使琉球事,为乾隆二十一年6月到达、至二十二年1月底离开,大约半年时间。周煌出使后撰写的《琉球国志略》,首启循中国方志体例撰写琉球历史和社会的常法,其后几任使节均循例“续”之,为具有很深历史涵义之举。它至少表明,中国仍然按照自身的统合传统和惯常性节奏,在不断地逐渐加深对琉球的了解。实际上,琉球一直按照中国传统的统合轨迹的进程在行进,中琉双方如有此类意愿,随着时代的演进加以实现也未可知。从周煌开始,中国已经是按照国内传统的地方志形式记载琉球历史,冠名《琉球国志略》,其后几任册封史录都如此撰写。琉球也一直以君臣之礼对待天朝天子,对“天使”(天朝的使节之意)的态度和优遇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形,在周边的藩属关系中,既不多见亦属难能可贵。清灭明后,由于郑氏仍占据着台湾、外夷也已开始骚扰东南海疆,清初仍重启封贡贸易体制,力图将贸易钳于封贡体制内,非封贡内的贸易不得施行。有记载表明,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意图在北京设代表机构并增加贸易地点,进行所谓正常的“国际贸易”。此奏议当即遭到乾隆皇帝的严斥。清代朝贡贸易制度不仅承继了明代,还根据内外要求的变化加以补足完善,并针对欧洲船只的频繁来华,在管理上做了严格加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同笔者在此介绍的两则流散史料那样,在此前后(18世纪后半期)出使的天朝使臣们,在出使琉球期间的自我感觉仍然是波澜不惊,习以为常。作为国家授命的出使“钦差”、一个500人左右的大型船队,除了演出明清册封使臣的惯常礼仪外,就是热衷于垄断性的、封贡贸易的利益得失。当琉球已经发生天地翻覆之际,使臣们却没有起码的问题意识和异象察觉。这是一种体制性的“失聪”和妄自尊大般的“失明”。

从明宣宗(1430年)正式赐姓琉球统治者“尚”姓,第一尚氏王朝中山王尚思绍开始,琉球正式成为了明朝的藩属国。所谓宗藩国的政治含义在于,一方面中国王朝对其最高统治者身份的认可和册封,而琉球一方则对中国王朝的宗主地位予以承认,视中华为“父国”,由此琉球成为中华边缘的安全保障区域,北可同日韩、南可贸南洋,故列为朱洪武所谓“不征之国”。琉球乃蕞尔小国,毕竟地窄人稀,物产贫瘠,但在当时东亚国际环境和中国王朝的特殊庇护下,在同中国、暹罗、朝鲜、爪哇等国家的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一度变得富可敌国,自然引起受中国锁国令而不得贸易之利的日本垂涎和算计。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开始强化其与琉球国的往来。这对琉球王国而言,当然也是其不断倒运之始。


对当时的琉球王国而言,诸多贸易对象国中,其对外关系路线最重要的两条,就是通往北京的“封贡使”和通往江户的“庆谢使”之路。有关这两条路的研究,在中日史学界包括琉球·冲绳学界在内,都是十分热门的。但是,其中仍有不小的温差和距离。值得关注的一个特征就是中日双方学界的温差,中方对朝贡册封使的研究比较关注,而对于庆贺使和谢恩使的关注度偏弱;日方则相反,主要着重于“庆谢使”的研究。并且,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更是薄弱。

据笔者考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温差和距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对于中华秩序而论,从形式上看,封贡时代的中琉关系,乃是上下关系,日琉关系则本是一种对等关系,即对中华这个“中心”(如五爪龙标识)而言,两者都是“边缘”(如三爪四爪龙标识,乃其与中华亲疏关系远近的标识)性存在。两者是具有“外交关系”的邻国。但日本并未满足于这种存在已久的中华秩序的约束。

因此,幕府通过萨摩早就拟对琉球下手了。这就是类似于封贡关系的庆谢使结构的形成。一旦中日矛盾的深层植入,琉球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当战国时期丰臣秀吉的日本,意图脱“边缘”般地躁动起来时,他们还担心傍边有一个天朝之国的北京掣肘,还主要是满足于海洋贸易的利益而不敢断然实施吞并。但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西洋因素也日益活跃起来之后,日本不仅是一只眼睛瞄着北京,还把另一只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欧美红夷老毛子的动向。这个时候,他们眼中琉球的土地就成了觊觎和吞咽的“半国化”对象“国土”。所以从16世纪开始,丰臣秀吉这个乱世战国枭雄就试图建立自己的中心。到19世纪明治政府更加快了国土扩展的进程。其结果,对琉球居民而言就是酿就了“琉球处分”这杯被吞并的“苦酒”。

进入殖民地时代的琉球,完全处于一种非均衡非对等的外交关系境地。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1945年二战的结束、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支配和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双方面临重启关系的可能,但琉球已然变成了冲绳,岛屿部成为美日安保同盟的第一岛链,中国和琉球的传统关系已不复存在,冷战关系制约了双方交往。这样,在此波澜起伏的海洋时代,中日两国学界和民间也给予了封贡使和庆谢使以不同的关注和评价。但细察两国三方研究,主观取向的偏重和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与之相反的是,对于两者的互动关系,双方似乎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也许,这乃是因为直到1879年,琉球·冲绳一直与中国处于一种“事大”[所谓事大主义,即以矮小的姿势侍奉强势的含义。为人世间行为方式之一。在东亚各国常常作为外交方针来使用。语出《孟子·以小事大》一节。孟子以越事吴的例子来说明智慧的运用。不过,此词随着时代的演进贬义的程度增多。]的关系中。半个多世纪以来,加上东亚冷战结构伴随及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倾向的加强,使得中国、日本及冲绳的研究者,很难从事这个课题方面的交往和研究。而且,中国的研究者对于这个题目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笔者也是直到最近二十年来,开始关注琉球·冲绳问题,曾尝试对琉球朝贡北京的使节撰写的旅行记,和与去江户幕府的旅行记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琉球与双方的关系是完全不均等的。

册封使之使琉的研究[出使琉球的册封使多为进士、状元出身,总计明清两皇朝正使、副使至今得其名姓者四十五人,尚有别集存世者十一部。这些别集中,常常保存出使时所伿诗文,生动细緻地记录了琉球地方风物民俗,比专门报告更加具体,是专门报告的补充,是研究琉球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以往对中国册封使研究,较多关注其人传记及其回京述职后的专门报告,尚鲜对其别集资料进行全面揭示。],首先是确认两者在东亚关系结构中的同盟和隶属关系秩序,其次是支持琉球中山王的正统地位;第三是开展双方的官船贸易。而与此相悖,庆谢使并非是双方的正常往来,而是由琉球单方面被动地耗费巨资和人力,要经历差不多一年的历程方可完成;所以,琉球人尽管参加者众,但都没有像明清册封使节那样有周详的“使琉球录”留下,大多是以绘画形式流传下来,并且多是日本人绘制的。

到19世纪末为止,琉球对中国,从情感上是将其置于“父子”之“上国”天枰上的。双方虽为上下关系,但相互尊重,不为强迫,亲若父子。天朝奉行“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让利于琉球,而琉球亦欣然于“华化”之路,心向天朝、宛若亲子。对册封使在琉期间的优遇有加也表现在琉球国王赠金问题上。每有国王欢宴赠金于册封正副使节时,如徐葆光、周煌等士大夫均持节不受,对此,国王并未作罢,反复致信上奏清国皇帝,希望能够恩准他们接受。这样的举动在明清数百年的中华秩序圈中也甚为罕见!上述资料所表述的也是这样的关系特征。再譬如,但凡清国周边有事,必遣使报知。

根据皇十五子题《跋》所述可知,《登舟图》所描写的就是周煌使琉过程之图录。从受皇上差遣、准备使琉,海上见闻、海上遇险、天妃显灵、久米脱险、海舶迎載、易舟入琉、国中迎驾、奉宣诏书、首里欢宴、琉球八景等,遂至归程。其中,在久米附近遇险,国王知悉,即遣“王世子連撥国中海舶迎載,遂易舟乗風開駕至琉球”,欢迎场面的“疆場紛迎送,耆童擁笑焉(嫣),”欢宴时刻的“丹螯異饌鮮,蠻歌聴雜沓,夷劇舞還儇”等等,无不投射了琉球王国的人们对大清天国的崇尚与景仰,也表现了天朝一如既往的自信和豪迈。


当时的中琉日关系,其呈现出至善的中琉和阴鸷的日琉关系状况。从形式上朝贡使和册封使一样,是中国和琉球之间维系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及仪礼程序。双方是一种上下关系,但不同于同时期别的类似关系,而是一种亲如手足的“父子”关系。这是一种拟似的情感关系,一种干亲关系,一种养父继子关系。在中国周边的藩属关系中,可以说是最不具危险、威胁的国家间关系。可惜的是,历史走向了悖逆的方向,其后情感的轨迹开始逆转。


五、 成败皆由之

形成如此局面是当时东亚力量对比及相关关系互动的结果。首先,是强势日本披上殖民主义的铠甲和中华秩序衰颓之路的伸延。其次,乃是琉球之国本身无武装能力,其国力已随封贡贸易和中华秩序的衰退以及长期的萨摩盘剥、江户幕府的“内国化”而孱弱不堪,自身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再次,世界局势处于近代殖民主义滥觞杀伐的旺盛时期,琉球国运到了时运不济之时。最后,冲绳意识的觉醒与冲绳精神的扬起、自我决定权运动的开展,成为现代冲绳民众谱写历史的情感冲动与社会意识的源泉。

需要注意的是,琉球王国内政外交所面临的“两属”关系的二重性特征,使得其国家独立和主权必然面临存废的选择。琉日关系是具有强制和胁迫的政治关系。琉日虽然形同所谓“母子”关系,却似乎是“后娘”生的孩子,长期遭到歧视、轻视、蔑视。这也成为琉球·冲绳人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干爹”不可靠,“后娘”心又“黑”,琉球·冲绳人的郁闷可想而知,其负面因素迄今仍在发酵。并且这种关系是一种基于强制的不对等不均衡关系,故而造成一种尴尬的内在结构,也是延续至今的日本(中央)和冲绳(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矛盾,即日本认为是一种上下关系,但琉球认为是一种对等关系。萨摩藩是藩不是王,其地位按东亚中华秩序的伦理,当在琉球之下,但其依仗武力强迫琉球进行非自愿的行动。这实际上是非礼的、非正统的内国化步骤。朝贡使团去往中国,并没有被强制其沿途表演作法,而琉球谢恩使和庆贺使,却被要求随团配置艺能专业表演者,供日本人沿途观看。这种标新立异般的做法,实则含义深远,即让人们在如同观看异地动物一样的同时,以此获得大江户大日本帝国优越感的满足,意在展示近代日本的扩张和强势,以唤起各个地方势力及民众对幕府统治的归顺和认可。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大清有没有能力援护琉球或阻止日本的作为?为何大清王朝当时未能秉持封贡体系的道义伦理,驰援佑护琉球王国呢?如此不给力的局面出现,跟长时期往返于中琉间的册封使团有什么样的历史联系,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上起了什么作用,对历史发展的纵深具有什么意义?

笔者旅居冲绳以来,与当地学术界相关领域维持一定距离,意在尽量抱持一种第三方立场,力图客观地考察了解琉球·冲绳的“史实”。长期以来,对冲绳学术领域观察之余,不免更生疑问。抱着如此疑问的笔者,此次因为对册封关系史料的研究,更加深了对此问题的思考和读取。从本文提供的两则史料可见,中国派出的士大夫高官对琉球的变化几乎没有思考和认识。另一方面,对此现象,日本方面的看法不无偏颇但也并非无端。那么日本学术界是如何评价册封史和御冠船贸易的呢?

执笔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日本研究者夫马进等人90年代末的研究。夫马进在将清代的使琉球录和使朝鲜录作比较时,发现以清代士大夫高官为首的册封使团,对于自明代万历37年(日庆长14年、1609年)发生的萨摩侵攻琉球,以及二百多年来琉球实际上被幕府及萨摩支配这一事实大多漠然不知,却还一如既往地不断册封琉球国王。

尽管周煌本人也是觉察到异常的一位册封使。即周煌所著《琉球国志略》卷7,祠廟(寺院附)中所介绍的、也曾经被前面的册封使汪楫所注意到的、当参拜波上寺时看到的铜质经幡上刻记有“元和(注,应为天和,乃汪楫之误读)二年壬戌”的铭文。揣测这是日本年号。其时距汪楫来琉球时已有70年、距徐葆光来琉时也有40年之后才到来的周煌,尽管他对此做了深入的考证,但一点也没有联系到琉球国是否曾为日本虐待过的问题。不仅如此,又再过了40年后,到李鼎元来后,在其嘉庆五年(1800)《使琉球记》8月25日条中,当被从客寄尘所询问此一问题时,引用周煌的解说做了一番解释后总结到,此一事实意味着,(我们)“知琉球旧曾臣属日本,今讳言之矣”[ 李鼎元《使琉球记》卷五八月二十五日条,原田禹雄译注 言叢社 1985 P339。]

联系到本文所举两则资料,也是如此。在有关周煌《登舟图·跋》的资料中,从皇十五子(即后来的嘉庆帝)的五言百韵中,可见的几乎都是册封使的套路列举,而没有丝毫的“异常”反映。在对外关系中,清王朝只看到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却没有看到其与周边其它国家的关系状况及其时代变化,不免令人遗憾。

这样的事实颇具讽刺意味。尽管日本在将琉球国置于其事实上的统治下的时候,也试图与琉球方面,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尽量掩盖其“事实”,但同时置身其现实环境中的中国外交使节的“天使团”,却不约而同地也同步地起到了掩盖这一历史真实的作用。毋庸置疑,琉球一方(包括江户在琉的“在番奉行”)在册封使每次到来之际都很巧妙地加以掩饰。这对当时当地的人们而言乃是一种常识性的了解。但是,清廷的这些多出身于考据学派的文人高官们,却在其堂而皇之名曰“使琉球录”的调查报告中,没有交代这样的“事实”,不是颇为缺乏常识的可笑之举吗?

为什么会如此呢?对此,笔者以为日人专家兀自做了两层解答。一是真的懵懂不知或未能了解,二是原就不想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好说。这应该说就是清代考据学群体的局限所在。不过,即使这样,当“琉球处分”日渐深入的过程中,光绪4年(明治11年、1878)清国驻日公使何如璋等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发出的信件中,为了说明琉球是中国的属国而引用了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以及琉球人著述的《中山志略》、《球阳》及日本人当时刊行的一些《琉球志》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都试图说明琉球从洪武初年到近年为止,一直都向中国朝贡并是中国属国。但问题在于,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等历代使琉球录中,均未对萨摩和幕府的支配或间接统治予以叙述,对此“事实”未予记录。何如璋书简中,却藉口日本江户出版了周煌的《琉球国志略》(天保三年壬辰 1832),不是等于也间接承认了琉球属于中国的事实吗?这不也就等同于琉球并未为萨摩和幕府所统治吗?对此奇言怪论,日本学者认为这颇不合逻辑。

为此,日本学者分析说,虽然,周煌及徐葆光在其各自的使琉球录中也记录了一些较为不自然或奇诡的事情,让人感觉琉球人似有难言之隐,似乎王府有针对天使团让琉球人禁言的“封口令”存在,以及从一些文书的日本年号存在等痕迹中,看出来琉球过去曾经臣服过日本。这样的认识在李鼎元的旅行记中有过明确记载(即“知琉球旧曾臣属日本,但却缺乏战略性眼光及视野。今讳言之矣”)。即他们竟都没有深究,都只是点到为止。至于对琉球到底具体在何时、有何遭遇、因为什么、又是如何解决的一类问题一概不问。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旧曾”到底是指明代还是清代,反正都令册封使们尴尬难堪,也会是令正在不断册封琉球的宗主国清朝掉面子的事情,弗如不问更好。

此处还有一个值得补提的史实值得关注,那就是夏子阳的《使琉球录》。夏子阳是万历年间(万历三十四 1906)出使琉球的册封使,时在萨摩岛津琉球侵攻之前数年。他曾亲眼见到萨摩人对琉球人飞扬跋扈,无视中国皇帝派来的册封使并张牙舞爪的情态,归国后曾把其对琉球命运的担心悄悄地告诉过友人。但是,在他的《使琉球录》中也一点没有披露反映,相反尽是吹嘘天朝中国的威严恩惠泽披琉球。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所做出的选择,颇有故意隐瞒真相掩盖事实之嫌,即所谓朝内外均作“公事不可不作欺饰之语”。

换句话说,在中琉关系维持封贡制度的冠冕堂皇的氛围中,琉球一方囿于封贡贸易的利益而忌讳清国得知琉球的两属身份,而册封使节们也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乐得不问也装不知,集体粉饰太平,知道了也似不知。因此,大明、大清帝国及中华秩序,就是在如此氛围中,即使有过所谓“中兴”而最终走向了衰败和解体。

当然,偌大的清国并非没有人看破这等濒危时局。清国首任驻外使节、驻英兼驻欧巡回大使的郭嵩涛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指出“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当时之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中,怎不令人悲伤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郭嵩焘事迹言动,俱见《清史稿》《清朝衙门里的官场潜规则》《使西纪程》《清代之竹头木屑》等书,可资参照。郭嵩焘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记》、《礼记质疑》、《中庸质疑》、《使西记程》、《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郭嵩焘日记》等,对后人影响极大。]针对琉球问题本身,时任清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并因公刚刚回国的郭嵩焘,在回到上海后的滞留中,接到日清关系紧张化的信息,就接连不断地给李鸿章、恭亲王、沈葆桢等奉上了琉球策论。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卓有见地提到,“我们有必要在免除琉球向清国朝贡的前提下,敦请日本及欧美各国的公使于共同协商研究的基础上,检讨保障琉球自主权的方法。当时的日本在所有方面都是以遵从欧美的法律是瞻,基于欧美的国际法而受到互相牵制,琉球不管是对清国还是对日本而言,都不需要相互进贡,其独立地位均应得到国际性的保障”(《养知书屋诗文集》卷11)。实际上,这就是希望重构以封贡体制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更新升级版的雏形。

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作用,并非因个别册封使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决定,但其历史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其次,中琉关系在平稳维系了大约227年后,1609年前后,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侵攻琉球后,事实上造成封贡制度的被打破。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即位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公元10世纪前后的琉球群岛,对相对高度发达的大陆及其周边来说,还是地域国际关系中的一块处女地。然而这块蕞尔之地,似乎注定要成为大国博弈的对象。琉球王国在大约5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在与中国保有了270多年稳定良好的封贡关系后,其王朝中期却发生了其与中日间关系明暗“两属”的问题,即所谓“朝贡使”和“谢恩使”并行的问题,其后,王朝的覆灭和国土的归属一直成为东亚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中纠缠不清的问题。

这种变动,在中华思想意识的学术领域也可洞见。同样的,在东亚与中国保有亲密的封贡关系的朝鲜,在中朝日关系的结构上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对当时的朝鲜而言,可谓是惊天动地。客观而言,朝鲜和琉球在事大中国天朝方面,都下了不相上下的功夫。但从思想意识方面,不管是了解或接受中华思想意识的深度和广度上,朝鲜都居上而立。[ 关于琉球的汉文化化程度问题,迄今研究不多。虽然迄今尚未发现琉球人撰著的经学著作,但如“琉球官话”编之类的记录中,有关琉球本土读书写字的生动对话里,一再出现的琉球人“四书五经都读”、“会写(汉字)”、“读书、写字和中国都是一样,总是字同音不同就是了”之类的回答,又“琉球版汉籍”编中《大学章句》、《孟子集注》等四书类经籍原典赫然在目,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结合文献记载所见琉球王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儒家文化的热衷,甚至像瞒着中国秘密前往萨摩藩的琉球使节郑元伟,在日本仍会主动“恭拜文庙”,并咏出“素王化雨遍东瀛”、“庙制天朝遵曲阜”那样写实的汉文诗句(详本丛书所收《东游草》卷上),可见在那个被称为“守礼之邦”的庄严王国,努力吸收、接纳乃至传播当时在东亚具有共同价值基础的儒家文明的举措,曾达到如何令人惊异的高度。比如琉球何时能够刻书?工艺若何?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钱存训先生根据「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琉球国志略》、《续琉球国志略》诸书,认为明代正德年间琉球国王已经命人印刷《四书》、《五经》以及训詁、理学等中国典籍,为便诵习,若干种书在汉字之旁印有读音标示,奉使琉球的使臣曾招募刻版匠人役员前往。但汉学当时在琉球并未普及到社会大众,仅局限于部分知识界人士,如后来自杀于北京的林世功非常擅长作诗,汉文学造诣颇高。他在国子监留学时,不仅蒙师傅徐干的指点,还私淑于另一名清朝大儒孙衣言。其诗作被赞“详雅有中朝馆阁气象”、诗意“新颖绝伦”、“音节壮阔格律浑成”、“语语雅切亦细密亦大方”。林世功的诗以《琉球诗课》和《琉球诗录》之名刊行于中国。林世功自由发挥作品,共计82首,附上老师徐干的评语,其内容包括吟咏北京名胜风物、思念故乡亲友、歌颂中琉友谊、留行送别等,体裁不仅有格律诗,也有古诗。从《琉球诗录》可以看出林世功的诗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台湾学者杨仲揆则认为林世功的诗歌造诣超越了蔡温、程顺则、蔡铎等过去琉球的任何汉诗诗人,不惟琉球即便在清朝士人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惜以琉球亡国,子叙壮烈殉国,客死他乡,未得回国弘扬文教,绾领一代风骚,时耶命耶?”可见林世功的硕年殒命(40岁)对汉学的普及和传播损失很大。另外,一个例证就是如今冲绳学界几无懂训诂学为何者。或许这亦是和韩国学术所不同之处。]因此,在学术思想意识领域,尊崇天朝学术领域的变动而动乃是朝鲜的惯常。不过,据研究,从18世纪到19世纪,从汉城西去北京的使节和东去江户的使节,在学术方面遇到了及其相似的问题。即东西两国都出现了反朱子学的动向。当时的朝鲜学术为朱子学即宋学所统一,对于非朱子学的学术思想,以阳明学为首全部作为异端加以排斥。可是,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则与此完全不同,在中日两国所流行的及其相似的学术,乃是清朝的汉学和日本的古学。朝鲜“燕行使”清楚地了解到,汉学在清朝的流行以及关于经典研究的方法论,乃是东汉郑玄等人的训诂学。这一时期时当乾隆、嘉庆之际,即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的时候。派往日本的通信使已经在乾隆 13年(1748)看到了在日本被称为古学的反朱子学学问开始的大流行。

1748 年的通信使一行,在日本各地感受到这场为了保卫宋学进行的论争,最终使他感到,在日本朱子学已经不能复兴,因而充满了绝望的心情。据说1827年出现于北京的这场学术论争,却是因为曾经随同通信使去过日本的一名朝鲜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他在此之前的 1811 年作为朝鲜通信使的一员去过日本,1822 年又作为朝鲜燕行使的一员去了北京。他不仅亲身了解了日本反对朱子学的实际状态,也同样感受到中国所出现的同样问题。而且他还知道朱子学只在朝鲜受到尊崇。他认为这些都是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文化危机的表现,于是出现了上文中与清朝人争论不休的场面。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在琉球和北京、福建出现过。相对于此,琉球的朝贡使节们,也许因为语言或视界等原因,没有如同朝鲜的通信使和日本的官员学者们那样热衷于收集当地的情报传回国内。正是基于当时的这种历史状况的“事实”,笔者以为,琉球所面临的历史过程逐渐地以不可逆的方式出现。

其中,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区域结构,乃是当时为止,国际社会秩序整合的最佳选项,具有维持东亚地域、中华内外秩序的功能。此结构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终结于公元十九世纪。其结构类型以宗主国的中国为“中心(共主地位)”,其余八方四面除“敌国”(如匈奴)外、皆为其“边缘”。根据与中心的关联度,其周边分为主体朝贡国如越南、朝鲜、东南亚诸国、琉球;次要朝贡国如北方游牧诸国及中亚诸国,特殊政治体如日本(始终游离于朝贡体系内外)以属国的形势存在于中心周边,或谓朱元璋所谓“不征之国”[公元 1368年明朝建立后,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明确规定了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国、爪洼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说: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并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 而有内外[ 据《汉书》卷6《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卷6《武帝本纪》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后汉书》卷118《职官志·百官五》又云:“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藩属国,主要相对于中央集权的存在使用的概念。可分内生性藩属国和外生性藩属国。区别在于前者朝贡和册封为其必然之制;后者则可朝贡但不一定册封(请封者除外,如琉球),中央对其态度多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属国涵义的理解和近现代国家领土界限内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不好等而概之。古代传统上的属国,亦称藩属,早期和晚期有内外之别,且归属但不设制,即无流官之制。]。换句话说,它乃是一种基于当时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具有平衡和缓冲作用的稳定器,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还有某种人们情感上受容度具有的契合性(接受力或兼容力)。它也是一种相似文化共同体的接受乃至分形性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历史选择。其根据是相互认同和相互提携的、基于一种心理和生理性结合的综合结果。其最佳状况,可以说以琉球和中国的关系做出的、其最具合理性的诠释。

勿庸讳言,古代中国是东亚乃至世界各个地区中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和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册封朝贡体制曾经是历代王朝维护周边国际关系的策略之一。通时性角度看中国,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层面,可知唐宋时期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发展的高峰。在处理周边关系方面,唐宋羁縻制度的发展,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果抛开开疆拓土的“武功”侧面,仅就“文治”(主要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侧面,则宋朝无疑地可说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发展的文明高峰。故而近现代大史学家陈寅恪称赞宋代,谓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见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从技术水平、城市化程度等维度来看,宋朝的确是一个高峰。按照历史学家的统计,宋朝单位人力的粮食产量比唐朝高出30%以上。中国小农业态的农业技术基本上在宋朝就达到了顶峰。之后的元明清时期,农业技术层面就再也没有新的、跨越性的进步。此外,相较于唐的鼎盛时期人口不过5000万左右,宋朝尽管国土面积远少于唐,则人口竟多达1亿。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唐朝不过10余座,而宋朝超过50座。史学界究其原因,认为这和宋代的政治路线和治国方略有密切关系。政治上的宽松度和军事上面临的外部威胁,促使宋代历朝皇权难以执行过度的独裁集权,从而有利于宋代社会人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温存,故而使得社会层面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自由和宽松的气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 参阅陈植锷著《北宋文化史述论(精)》引言、邓广铭序引。中华书局 2019年。]。

宋初,赵匡胤之所以能够“杯酒释兵权”,就在于宋朝当时还只占据中原,南方尚未统一,北方还有辽的威胁等压力。皇帝如果过度残暴,士大夫和农夫都会往南迁徙。而当时南方各个割据政权,很多同样因为自己的发展,政治上都不敢过于独裁残暴,害怕人口劳力流失,而一直都采取鼓励人口归附的政策。后来宋朝统一南方,压力也没有减轻,北方的对手比宋太祖时代更有竞争力。浏览宋朝地图,不难发现整个宋代(北宋和南宋)时期,三分天下的局面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中原王朝不过是其中的一方。辽国、西夏和北宋,金国、西夏和南宋并存。无论辽国、金国和西夏,文明程度都不低,且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并努力学习汉文化及重用汉族知识分子。这样地三分天下局面,在宋朝持续了近300年,各个政权多数时间都在友好通商和人才互通。比如,在北宋与辽国的澶渊之盟之后,两国边境竟然出现了很多自由贸易的特区,人民流动并不稀奇,而且很多中原的知识分子还热衷于去给少数民族政权当官。1005年初,大战在即的宋朝与辽订立和议: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各守边界,史称澶渊之盟。由此,辽金的契丹族和西夏的党项族先后吸收了大量汉人知识阶层的人士,造成了人员的自由流动市场和需求。社会精英的自由流动和国家层面的发展有机结合的结果,铸造了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状态[ 参见谭保罗《中国人,你真的懂宋朝吗?》引自南风窗公众号 南风窗?日期:2019-04-25,文中引汤因比喜欢生活在宋朝有误;又见漆志忠等:<汤因比真的愿意生活在宋朝吗?一则讹传引发的教学思考> 载《历史教学问题》 2020-02-05 08:01。

]。

此后,经过短暂的元代,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内卷化”时期。明代,国家步入了锁国状态和皇权极端独裁暴虐的时期,比如说诛杀及廷杖大臣及其亲族、废除丞相制度、海禁锁国等。明太祖之所以敢这样做?因为他已经不怕国家间竞争的压力。通过海禁,明朝有效阻隔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威胁和自由交流,以及子民的合法流动。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即开启向南、向东的海禁,下令“寸板不许下海”。胡惟庸和蓝玉两案爆发之前,明太祖还做了一件大事,裁撤了自唐朝以来存在了数百年、负责海外贸易的广州、泉州和明州(今宁波)三处市舶司的功能并加以缩小,除朝鲜和琉球以外,自唐以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正常经贸往来被斩断。不仅如此,还有向北、向西的陆地边境封锁。明长城的修缮完成就具有象征性意义。它是秦朝之后最蔚为壮观的长城。明朝修长城,前期主要是为了抵御蒙古,后期则抵御女真(满洲)。不管陆地还是海洋,其封锁都具有双向作用。由此,明清两代皇朝统治者不再有国家竞争的危机感,形成了所谓“一统志”所标示的“大一统”局面,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就是在东亚地域大国、中国历史发展纵深的如此背景中,琉球国开启了自己的国运。从此一视野就可理解为何明初朱元璋执意要遣杨载诏谕琉球来归的意义。换句话说,琉球对中国步入明清封建社会晚期的进程,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职能和作用。

明朝逐步恢复并发展了基于隋唐时期羁縻制度下的朝贡模式,清朝又对此进一步完善。推行此策略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都奉行“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即对主动要求册封的给予封号,比如琉球,不来请求封号的,亦不强求,比如日本),而在实行册封的过程中,事实上还存在着亲疏、中间和边缘的不同关系层面。琉球王国则从一开始,就和明王朝建立了亲密级别的关系,而日本列岛则处在中国历代王朝册封体制的边缘层面中。

东亚海中琉球国的兴起、发展及衰落都和大陆中国的王朝兴衰密切相关,有着历史深层的连带关系。从史观的角度,琉球?冲绳人对于大陆中国人的情感变化的轨迹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也是从情感史的角度观察其“中国观”变化过程的窗口。这种变化过程,充满了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男性与女性、家庭与社会、家庭与国家、国家与社团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后世人们,在观察琉球·冲绳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容侧面之时,得以窥见其对中感情变化的侧面。


历史断然不能假设,之所以说琉球国运到了不济之时,就在于断不能离开外部加护加持的琉球王国,其本身基质孱弱,土地逼仄,资源不继,人才缺乏,天灾也多。17世纪以降,备受萨摩的二重盘剥,国力受到根本削弱。屋漏偏逢连夜雨,世界又进入了弱肉强食的殖民地时代。尽管郭嵩焘等人提出来“琉球的国际保障论”,其琉球策论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以下三要点:一是遵从万国公法的理念;二是招集国际会议;三是免除琉球持续向日清两国朝贡,作为自立国使其存续,并保障其国际地位,但作为琉球方面来说,若在清国内部当年如果像郭松焘那样的主张,即不拘泥于进贡册封秩序(理念)的论策被清朝采纳的话,日本的行为或许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如若辐射至今,琉球的主权独立恐怕难以丧失。不过,琉球时运不济,如国际法原住民保护法案及人权法案的面世尚有待时日。当时的琉球唯有求救于大清,别无选择[ 当时,琉球虽已与三国签订了友好贸易条约,但三国并没有挽救琉球的有效良策与举动。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代清国提出的策论,竟然是二分琉球。在当时和后世都激起了琉球冲绳人的怨恨和愤懑。]。遗憾的是,大清已难有作为。

最终,结果众所周知,琉球群岛上王国之大部被日本国“编入”、“编成”冲绳县。因此,这块土地及其居民至今仍然在大国归属和独立自治的挤兑中动荡不安。冲绳民众能否如同他们今天所高扬的“自我决定权”即“冲绳精神”一般,最终决定和左右自己的命运,令人关注。当年他们受到了极大伤害,并在最为关键的最后时刻,琉球都一直相信中国有力量援护和加持自己。但情况完全相反,愈往后愈加糟糕。不管是“脱清人”的失望,还是琉球二分三分案的失策,再加上现代历史上的“冷战”结构,都使得父子情感不再,反而从心底里滋生怨恨。近现代中琉关系所遭遇的一切,早已植入历史的积淀。明清两代,作为帝国派出的重要外交使团囿于识见,群体的不作为(换个角度看,这些越洋过海而来的明清使节,其实是没有对应遥远海外领地舆情的经验和实力的),对于历史作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就在琉球面临巨变的当口,不惟东亚,整个亚洲都发生了变动。也就是说,不惟琉球,其间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天地之覆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点,不惟宗主国的中国,还有藩属国的琉球等国家也未察知,仍然沉迷在古老的中华秩序网络中。世界范围内,古往今来,从政治统合上看,东西方古代传统社会大体有三种国际政治结构,即世界秩序是以三种基本制度形式维持的,其一是“朝贡 - 册封制度”,二是“殖民地制度”,三是“条(契)约关系制度”。中琉关系就是古代世界秩序中朝贡-册封制度性质上的国际关系秩序的体现。三种制度结构中,后两种囿于生产力及交换能力的发育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在古代并不发达,而第一种则常见于中国各个时代,特别是明清时代,这一制度得到了终极性的高度发展。尽管诚如孙文等人所见,较之帝国主义的挟武力胁迫屈服、建立殖民地,中国前近代的宗藩关系不诉诸武力即可使对方诚服更显文明。同时,后两种制度也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进程,逐渐拓展其领域,大有取代第一种制度的趋势。在欧洲,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条约体系”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主要国际交流体系。同时,“殖民体系”作为“辅车”,成为推动欧洲国家在与其他地域古老族群交往时的主导体系。欧洲国家对东方的兴趣与日俱增,直接接触不可避免。由此几种国际关系体系之间的直接冲突便日益频繁。欧洲势力逐渐蚕食了中国周边的朝贡国,到清中期只剩下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琉球。

真正对朝贡体系基础的致命一击直到1793年后才发生。这一年,英国人乔治·马戛尔尼率使团正式到访中国,导致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全面碰撞。马戛尔尼提出的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王朝官僚制度甚而从肉体和精神层面都加害了使团人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摩擦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进而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迫使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具有悖论性质的条约,即对英国平等对传统中国不平等条约,一个中国周边之外的“外国”,首次以文字规定了中国和外国交往时必须“平等往来”,朝贡体系的基础遭遇到不可修复的撼动。

随后,《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标志着一直处于传统中华秩序“边缘”地位的日本也以条约体系手段制约中国。一个又一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传统封贡体系削弱。1871年,中国清政府虽然曾以“大信不约”为借口试图抵抗,一度拒绝同日本签订所谓平等条约,但最后仍被迫签字,朝贡体系彻底破裂。在此背景下,1879年日本竟然在中国的边缘,活生生地演出了“琉球处分”的灭国惨剧。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朝贡体系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系,意味着朝贡体系根本上解体,此不赘述。


通过对史实的回顾,可见在封贡体制的庇荫下,琉球王国及其臣民们所衍生出的对中情感自然而然地犹如父子般情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特殊待遇;二是自然而成;三是互惠互利;四是信赖有加[ 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国、爪洼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其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五是不针对第三国;六是不具侵略进攻性。但尽管如此,佑护琉球的大环境、小环境都难以为继,并愈加险恶。

明初在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下,洪武四年(1371 年)十二月,明太祖颁诏“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代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 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但是,如前述经过宋、元时期的经营,东亚海域周边早已空前活跃起来。海禁施行之余,其替代政策就是容许特定国家或地域的船队随同朝贡使团,前往明国特定的港口城市从事贸易。近代以前的各个时期,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在不同程度上是以中国大陆王朝为中心构成的朝贡体制[ 也被称为“册封体制”、“朝贡制度”、“朝贡贸易体制”、“天朝礼治秩序”、“华夷秩序”等。],由此可见其内涵包括赏封、朝贡、贸易、礼仪、秩序等。字面上看,“朝”是觐见天子,“贡”是献纳物品,“赏”是回赐物品,“封”是授予称号,“贸易”则是朝贡国在朝贡过程中进行的互通有无的交易过程。具体地说,周边国家的国王派其使节朝见中国大陆王朝的皇帝,并呈献贡品,作为回报,皇帝赏赐礼品给使节及其所在国家的国王、王后、大臣,并册封部分国家的国王等。由于赏赐礼品的价值远高于贡品,而且还可以在朝贡过程中夹带商业贸易行为,因而朝贡国往往将朝贡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反之,册封过程中也是如此。

的确,东亚大陆部延续的中国古代文明,其周边政策的特点具有专守防卫性质,因此其外交政策相对地呈保守形态,除不得已时的战争手段外,多通过羁縻、和亲等手段,加持与周边藩夷关系,从而搞定古代所谓五服内外范围的政治势力并结成联盟,以维持自己的政治统合秩序。几百年前,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曾记载:“尽管中国人拥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和海军,要征服邻邦,轻而易举。但皇帝和人民,都不曾考虑,对外发动反侵略战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和欧洲人真是截然不同。欧洲人成天只知道对外扩张,老想着获得至高无上的权益。但是利玛窦也发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存在着致命的畸形。中国幅员如此辽阔,边界线如此悠远绵长。但他们缺乏认知和见识。对天朝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以至于似乎人们都以为,天朝上国,无奇不有。对于封贡制度的本质,号称“中国通”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其札记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参见利瑪竇、金尼閣. 《利瑪竇中國札記》.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年]


明清交替之际,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一心事大的琉球王储尚贤,仍心向天朝(明),差遣正议大夫金应元、使者吉时逢、都通事郑思善等人赴中国朝贡,并再次请求册封。但当金应元一行抵达福建时,崇祯皇帝已于之前自缢于煤山(景山)。五月,福王朱由崧又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惹得金应元等又追随到南京,并向弘光皇帝入贡请封。弘光皇帝随即遣使赴琉球,晓谕崇祯皇帝驾崩及福王称帝之事。这却表明琉球世子尚贤仍视南明政权为中国正朔政权,希望维持与南明小王朝的封贡关系往来。不过由于南明几个小王朝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册封世子尚贤之事仍未能有效实施。当1646年(清顺治三年)9月,清军攻入福建并灭掉了南明隆武政权之际,仍滞留福建未归的、受琉球世子尚贤派遣庆贺南明唐王称帝的琉球使臣五十余人,如王舅毛泰允、长史金思议等,亲眼见到明朝已是秋叶飘零,即随清官宦导引入京投向大清怀抱。一行受到顺治皇帝格外优恤,随后令礼部通事谢必振为招抚使者,前往琉球册封,并于1649年(顺治六年)9月13日终于抵达琉球。不过,此时琉球又有变故,世子尚贤因病已于两年前的1647年(清顺治四年)9月22日去世。因此尚贤成为琉球王国仅有的一位已向中国请封而未完成受封手续的世子。而尚贤之弟尚质按兄终弟及的原则,于1648年(顺治五年)即位为世子并接受大清皇帝的使节谢必振交付敕书后,即于1649年(顺治六年)11月遣都通事梁廷翰、通事周国盛,护送谢必振归国,并赍表降清。不过,谢必振此行因琉球变故及未送缴故明敕印等手续方面的原因未能完成册封。直到1653年(顺治十年)2月底,琉球世子尚质派遣王舅马宗毅率领庆贺使团前往中国,使团除进献尚质王储给皇帝贡物外,还携带了表文、奏疏及故明敕印。同时,尚质在给顺治皇帝的奏疏中也恳请赐发新敕印。1654年(顺治十一年)4月20日,顺治皇帝下旨册封琉球。7月初一,兵科副理官张学礼为正使的册封使团,携带顺治帝颁发册封世子尚质为琉球中山王诏书和敕谕各一道,赐镀金驼钮银印一枚,前往琉球。但在抵达福建时,正值郑成功等反清势力在福建沿海一带活动,未能成行。1662年(康熙元年)10月,因郑成功病故,南明余部逃往缅甸,清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册封琉球世子尚质之事被重新提起。11月初,张学礼等人启程,并于1663年(康熙二年)6月抵达琉球。经过数年的曲折艰难,琉球终于完成了册封手续。琉球王国就此开始改用清朝年号并纳贡称臣。此后百余年,琉球不断遣使进贡,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再未间断。[ 参见明萧崇业谢杰撰《使琉球录》二卷付则《皇华唱和诗》一卷,国立中央图书馆万历七年序刊本影印。明代史籍汇刊所收;又参见赖正维.《清代中琉关系研究》:海洋出版社,2011年5月]

琉球国王受中国册封,交往中又偏重中国,令早有扩展图谋的日方对此极其不满和担忧,但慑于清帝国的存在和自身图谋的心虚,未能立即下手,反而开始了漫长的“内国化”程序进程。[ 当1644年明末李自成逼得崇祯帝自缢煤山歪脖子树时,日本江户幕府也逼迫琉球向自己派出了庆贺使。]其后的200多年时间中,一连串的强行措置见于史册。如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废置琉球藩设置冲绳县。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此为后话,兹不赘述。

面对灭国之灾的琉球王国,其王府和高层氏族自然是百般不愿,拼力抵抗。琉球王府及士族阶层面对蛮狠的日本武力胁迫,既无力抵抗又不好轻言放弃,唯有寻求中华帝国的援护。一些士族上层为了复国,纷纷秘密渡海向中国求援,此即所谓“脱清人”所从事的所谓「脱清」(脱琉渡清)运动。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中国沿海不时出现大量的琉球“漂流”船,其中有许多是搭载着负有政治目的的伪装漂流船。传统上,清朝对外国漂流民的救助方式,均是优加抚恤并伺机送还其国。对琉球难民则约定俗成地送至朝贡口岸之福州,并安置于琉球馆内,待损坏船只修理已毕或候贸易便船送还其本国。然据1871年签订的<清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规定,双方对彼此的难民救助,规定是送往最近口岸的领事馆,由该国领事负责遣返其本国。此时清朝政府为维持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仍将琉球难民与日本难民相区别,即无论漂流船是因何目的靠岸,均循迹惯例处置,即送往福州琉球馆安置,待机搭乘本国船只自行返国,一直延续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其间,琉球国王尚泰不堪日本的侵略压迫,于1876年12月秘密派遣其妹婿、琉球国紫巾官向德宏,紧急向清政府求援。经过准备,向德宏乘船秘密出海,伪装成遭遇台风,从而避开了日本人监视,于翌年即1877年4月12日到达福建,面见到闽浙总督何珏景、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王的陈情书,哀怨陈词清政府请求其出面向日本强硬交涉,以阻止日本的吞并行径。

清廷派何如璋到日本进行交涉并代纾国难未果。10月24日,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人到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希望清政府能在“俯怜二百年效顺属藩”的份上驰援以救护琉球。虽然清政府与日本再次进行交涉,但由于晚清的“不给力”、日本的蛮横等原因,琉球国终为日本所吞并(编入、编成)。1879年7月3日和23日,琉球国王又密令紫巾官向德宏再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于日本。琉球民众不愿就此亡国,武装抗争之事此起彼伏,宫古岛上民众书写了向中国求援复国的血书(藏冲绳县立博)。

消息辗转传来,在中国的琉球代表加紧了活动。向德宏两次向李鸿章上请愿书,请求清政府出兵援救琉球。琉球特使向德宏为躲避日人耳目,剃发化装,来到天津。一连几天,向德宏都在李的居所之外“呼号泣血”,可是仍旧没有结果。在请愿书中,向德宏有感于国恨家仇,悲愤地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1880年,滞留在北京的琉球国陈情官员林世功,再度以绝食的方式上书清政府,请中国出兵援助复国,依然不果,愤而自刎,以死殉国,遗下一纸“一死犹期存社稷”的绝命诗,为古老的琉球王国留下了最后的绝命宣言,同时也宣告了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遂告终结。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琉球对日琉间庆谢使的态度完全是被迫的、无奈的。此不赘述。


最后,两者异同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和人们情感的向背,这成为一个时代的族群记忆并持续发酵,不断影响现代社会的内外关系和冲绳社会走向及人心向背。琉球王国曾经的、以天朝为本的事大取向,遭到了毁灭性的厄运。在李鸿章等人的主导下,中琉关系不可避免地步入了死胡同。以李鸿章为主的清廷维和势力主张放弃琉球,不作为,甚至乱作为。当时的背景是,清政府正面临着几个战略方向上的边疆危机:法国在广西,俄国在新疆以及日本在福建频频制造事端,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这个海外藩属。作为琉球王国的宗主国,清政府虽然在琉球问题上态度消极,但固然始终没有承认日本吞并琉球,不过却丧失了历史契机,为日本事实上吞并琉球并取得其“合理性”留下了“暗门”。

清政府在琉球王国被吞并的前后,同日本做了多次交涉,阐述其在琉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一是中国与琉球王国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宗藩关系;二是抗议日本对琉球王国的侵略行径;三是琉球归属问题与中国日本均有关系,中国反对日本直接出兵占领吞并之。但李鸿章私下表示,琉球王国不向中国朝贡,也无关国家轻重,(对琉危)可以大度包容。清政府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完全不顾中琉间“父子”之情和封贡制度的约束,等于坐视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更为滑稽的是,在此之后,平添一个“分岛方案”,即所谓“二分、三分案”。[ 1878年5月,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李鸿章,立陈清政府介入和阻止日本吞并琉球事,但李鸿章却颇为消极,认为琉球不过是孤悬海上的弹丸之地离日本更近这么近,也没什么意义,不值得为之与日本缠斗。更让人唏嘘的是,李鸿章还说了句:“或不妨相机妥为开导。”不过,巧合的是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退任后环游世界恰好来到中国,准备之后去日本。李鸿章听说后,心生一念拟商请格兰特出面调解中日间、因日本吞并琉球所引发的“纠纷”,格兰特答应了李鸿章的请求,向日本提出“三分琉球案”,日本方面考虑之后于1880年3月向清朝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分岛改约”案(两分琉球案)。即将宫古岛和八重山岛划给大清,但交换条件是修改中日通商条约,和他国同样享利益均沾,开放对日中国内地自由通商贸易。李鸿章和清政府原拟拿回宫古岛和八重山(石垣)岛之后还给琉球,让其复国,殊不知琉球方面绝不同意,所以清朝只好继续和日本谈判;何如璋就此再提格兰特三分案于日方,但未获日方同意,于是李鸿章顺势提出了“延宕”策略的应对。所谓“延宕”,说白了就是一个拖子!所以,虽没“拒绝”过所谓的“分岛改约”或“三分琉球”案,即北部奄美等岛归日,中南部琉球复国,宫古石垣两岛归大清,但他只是想用拖延的策略去应对琉球事务:“矣俄事既结,再理球事,则力专而势自张”。由此导致不了了之的结果。]来自中国方面的异议,的确使日本吞并琉球并在国际上获得认可遭遇了尴尬和困境。日本方面不得不提出与中国共同瓜分琉球王国,以此来解脱困境。1880年l0月21日,中日双方议定了《琉球条约拟稿》,规定:清国和日本国共同商议,琉球群岛的北部和中部岛屿,属日本管理;琉球群岛的南部诸岛,则归清政府管辖。这个《拟稿》,完全是按照日本方面的意愿制订的,日本以为吞并琉球马上就可以大功告成。孰料,由于《拟稿》的其他条款还触及到了中日通商条约的全面修改。李鸿章力主清政府对这一《拟稿》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1880年11月11日,李鸿章上奏朝廷:虽然清政府希望琉球复国,但是清政府的实力不足以实现这一结果。可是,如果完全放弃琉球,会对中国的东海战略方向造成极大压力。因此,李鸿章建议,在处理琉球问题上,应该采取拖延的办法。一方面,通过拖延来积蓄力量,等待最佳时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承认日本吞并琉球,为日后解决留下契机。清政府最终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拒绝在《拟稿》上签字。在这次瓜分图谋失败以后,日本于无奈之下,只能采取造成吞并琉球成为既成事实的手段,希望以此弥补在国际法依据上的缺失。于是,琉球群岛主权归属问题,在 1879年之后就被中日双方无限期地搁置下来,理论上迄今还是所谓悬案[ 另一方面,围绕琉球与中国关系问题,在清帝逊位的善后处理上,还被认为有一个国际法上的法理逻辑构陷问题存在。这缘起于民国时期军阀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紫禁城),并修改了中华民国与清廷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由此,使得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涉及继承的法理上引起了他国的异议。按照中国(含民国和新中国)国家继承和政府承继的关系准则,平等条约继承,不平等条约不继承。在国际法上清朝与诸外国特别是周边诸国的条约性继承关系。因为,就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家而言,过去并没有现代社会国家间边界线划定的确定疆界,当时的疆域划分(指陆地疆域),除西部高寒莽野地域(如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外,多决定于周边土著势力头目(比如少数民族土司)是否归顺。这一点在『明史·列传』中反映得很清楚,按当时情况,今缅甸、老挝等的一部分都是划在土司阵容内的,而琉球诸国都是属于外国。琉球就是如此的一个周边国家(中华(封贡)秩序认可)。清朝为了维护自己在当地的统治所实施的,并不是像汉地18省那样的行省统治,而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宗族统治,皇帝是最大的宗主,由皇帝任命少数民族的领袖,每一个部落的领导人进行宗主认可,并辅之以国家官僚体系之下的官位职称。如此,只要清朝皇帝没有消失,还存在于世,那么这种宗族联系就是能够得以延续的。好比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讲,周边地区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当时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来讲,自身和清政府关系较之于与中国的关系是两码事。自己之所以接受清王朝的册封,主要是因为自己与皇帝的联系。中琉之间是一种秩序认同,而非国土认同,并在此基础上的藩属对宗主的认同。而当清朝皇帝被彻底赶出故宫,那么这种联系就不复存在了,尤其是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首领与共和国之间的联系纽带就会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甚至是之后的民国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对于内地的各种问题一直不感冒,反而认为自己获得独立民族解放使是唯一正途。再强调一遍,在这些部落首领的眼中看来,自己与中原地区的唯一联系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宗族制度。因为皇帝被废除,被驱逐而消失了,自己与内地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从而也导致了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当时做出了很多自立为王的事情手段。琉球问题存在于这样的背景之中。冯作为汉族军阀,只顾及了国内,而没有国际视野、周边视野、国际法视野,由此留下了近代革命的“后遗症”。到底如何准确地看待此问题,尚有待法律界的研究。]。所谓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是中华民国20年代提出来的,一般它包括战争;赔款;割地;租界单边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通商;开通通商口岸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劃定勢力範圍

這些不平等条约有如下几个特点:无论条约对缔约一方的主权伤害有多少,大多在缔约时遵循自近代外交学不断发展而产生的「遊戏规则」(即便是形式上的遵循),即由两方的谈判代表先进行谈判磋商,对条约的文本进行确定,体现出条约本身是双方正式谈判的结果。;条约一般都会涉及主权、和战、贸易(或其他形式的)赔款,其中条约签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本国贸易发展。有时也是作为大国之间的交易牺牲品,原宗主国(或对该国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将从属于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出让给第三方,借以换取本国的利益[ 参见维基百科,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不平等条约等条,2021年3月5日星期五查询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由此来看,琉球即使在当时也不是被划入中国明清帝国疆域内的;因此,中国政府在1951年由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的政府声明中,就明确表示,“第二······对于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西之岛、冲之鸟岛及南鸟岛等的托管权力,实际上就是保持继续占领这些岛屿的权力,而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的”[ 见中国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1951年8月15日。]。反过来,琉球·冲绳民众认为,当时的琉球是被中国用于和明治日本进行交易的筹码和牺牲的对象。


中琉日关系的结构,琉球与中国为“父子之国”、与日本以“母子之国”为喻,但其中,与中国还有一种“中央至上主义”[ 中央至上主义,也是事大主义的一种衍生,指对宗主国的无条件尊崇和盲信。指中华秩序周边一些国家如朝鲜、琉球等,受儒家影响衍生出来的一种区域外交战略或者说应对策略。指谓华夏周边为保持其正统性及周边安宁,囿于强弱力量对比悬殊情况,小国以侍奉大国为正朔来显示自身正统性及不容侵犯的策略,乃中文俗称“以小博大”、“拉大旗做虎皮”之谓。而"事大主义"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总结出来的概念。本文特指1379年-1879年琉球王国对中国明清称臣纳贡的政策。"事大"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左传》、《孟子》、《韩非子》等中国先秦古籍中,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作为区域国际关系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的政策的代名词得到引申。冲绳学界也认可事大主义同样是冲绳(琉球)的传统,亦属于冲绳人的行为模式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事大主义有时也成为中央至上主义,它也是与小中华思想相表里的。]的情结。有了这种父子关系做依傍,才有了所谓“万国津梁”的局面。正如《历代宝案》等所记述,如果没有来自所谓“父国”的官船贸易,这万国津梁的大琉球中继贸易怎么可能实现。这种感谢皇朝天恩的情感,源自封贡贸易这一立国之根本。从本文提起的两则史料的表述中也可见到,此不赘述。笔者在此拟要表述的是,这种事大感恩、崇敬天朝的情感,一直延续到琉球灭国,直到“脱清人”消亡为止。

脱清人林世功以自杀(1880年)方式仿佛割断了中琉关系的“脐带”,为中琉关系尤其是情感交流划下了句号,也宣告了清洋务派外交努力的失败。[ 参见西里喜行:<洋務派外交と亡命琉球人 (2) : 琉球分島問題再考> 载《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第一部?第二部(37): 85-119  1990-12 又参见西里喜行编:《琉球救国请愿书集成》,第68—74页。]分岛条约的出笼更是一个问题,它意味着情感变化节点的象征,代表着父子之情的断裂和隔膜,情感上负面情愫的遗留,时空上随之而来的阻隔,使得琉球群岛和中国大地产生了难以修复的历史隔阂。不仅如此,这种历史的逆向情愫并没有销褪,反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而得以放大和增效。

当时空转向21世纪初,随着冷战结束东亚产生了和平与发展的交流契机。由于漫长的阻隔和历史情愫导致集团记忆产生出巨大而冷漠的历史落差,中琉(冲绳)间相互并不知悉各自的状态,并且隔膜之深,难以名状。双方都有“先入为主”意识问题的存在。比如直到两千年初期,冲绳一位研究中琉关系有名的历史专家,还在笔者面前发问,中国电视普及了吗?可见中国留给琉球·冲绳民众的印象,还是积贫积弱。而这时候,少数历史专家和民间人士竟然懵懂匆忙地发出了所谓“琉球地位未定”的议论,殊不知琉球群岛早已是旧貌新颜,此后,一些专家和民间人士无知和草率的态度,加上媒体不当渲染,也使得琉球·冲绳社会人们的对中情感,截然反转,诱发了对痛苦历史的回忆和现实隔阂的情愫,并延续于今。

中华秩序的颠覆,固然诱因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达、契约交易的普及(即所谓市场原理的贯彻),但从国家间及民族间的情感历程的通时性轨迹演变来看,是与近代李鸿章等清廷妥协势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也不昧因果。正是因为对清末“父国”抛弃“子女”的痛苦无奈所激发产生的“集体记忆”,使得冲绳社会如今尤忆清国当初“有此人(当年郭嵩焘大有勿谓吾言之不预之慨)”。

尽管我们看到了郭嵩焘等人超越时代的洞见,但在当时,其并不为时俗所容。正因为此,他反而在100多年后为琉球·冲绳社会所铭记,的确应了他自己所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戏书小像》二首)的诗句。作为琉球·冲绳方面,说明当时即使在清国和日本内部,也有了像郭松焘和植木枝盛那样的不拘泥于进贡册封秩序(理念)的论策被提了出来。[ 参见西里喜行《中琉日关系史所见 尖阁(钓鱼岛)问题的历史前提》劉剛译,除中国北京《战略与管理》(内刊)登载外,于台湾《远望》杂志2016年6、8、9、11月号以《中琉日关系与钓鱼台问题》为题连载(译者:绿岛)。原文连载于2012年11月5日-12月13日的【琉球新报】(那霸),共9篇。又合集刊载于冲绳大学地域研究所编:【尖阁诸岛与冲绳】芙蓉书房出版2013年6月。]这对后世乃至今日的冲绳社会的人们,都是倍感珍惜的情感遗产和鼓舞之论。

他们之所以至今不忘郭嵩焘,就因为琉球·冲绳人迄今仍难直面大清中国的爱恨纠葛,至今仍使他们刻骨铭心,难以释怀。19世纪末以后,琉球·冲绳人对中情感出现了若干变化,一是“父子”之情的消失;二是疏离间疏离而隔阂;三是认为曾被抛弃、背叛,不信感深植;四是难以言喻的主客观情感纠结。这样的情感变化,即人们对中国国家乃至中国一般民众来说,均普遍存在。今天的冲绳民间弥漫着一种群体性认识,那就是类似于一句中国成语的表达,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衍生为“成也父亲(中国)败也父亲(中国)”,表达了深沉的对中情感的变化和复杂的对中情感的由绪。用冲绳人的表达来说,“虽然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多样,今天的成就也很骄傲,但中国社会太复杂太大太遥远太炫迈,让人看不清、道不明、眩目,再好也跟我们没关系,太宏大让我们跟不上,也不想跟!”

听到来自冲绳社会民间人士的心声,笔者对此无语以对,只能愕然。这跟当年的父子之国、父子之情的反差是何其巨大、何其隔膜。错愕之余,不禁深思,相对于迄今学界一些认识上的“傲娇”议论,其实这段历史并没有终结,“琉球处分”也没有过去,它在因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发酵、演绎,影响着如今人们的交往和国家地区间国际关系的展开。

今天的冲绳民众的主体,经过灭国的灾难,沐浴战争的弹雨,见过太多的妻离子散、国破家忘,他们认为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这就是“自我决定权”高扬的“冲绳精神”之体现。

面对如此悲戚而消极的对中情感,同为文人的笔者,不禁想到了当年、想到了册封使和他们的“使琉球录”。日本的历史学者不无深意、令人赧颜的指出,从夏子阳到周煌、李鼎元等清代考据学出身的士大夫们,当面临对历史“事实”做出选择时,他们的结论都显出同样的精神性产物。即钻入约定俗成的研究框架中,在其事先设定的架构中进行精致而独到的研究。这种考据学的精神性方法,在琉球面临萨摩和幕府的欺凌及支配,对国家如此重大“事实”(历史真实)面前,要么看不见,要么即使看见了也不想深究知道或了解,也许这正是清代考据学及其传人们的局限所在。[ 不过,笔者查阅了各种册封使的“使琉球录”,发现一个现象,许多留下著述的册封正使或副使,在国内时多有因以直抱怨的经历,往充满艰辛乃至舍命地琉球出使,某种意义上对于所曾得罪过的权势者则是有惠而不费、兼而报复的嫌疑也未可知。]

对于中国官僚体系而言,以中国为中心所构想的东亚秩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朝贡-册封体系,对构建中国本身的稳定之外别无他求,乃是所谓“事实”,但近代以来,它不仅没必要却反而有害。对他们而言,或者说时运风气就是如此。如果基于对事实的了解并上奏皇帝,不仅会有伤皇帝与中国帝国的体面,而且需要对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要有充分的面对并有所行动,为此,当事者很可能面临吃力不讨好的结局。

难道人们能推演想象或假定说,“琉球处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百年前就已发生了,但是作为宗主国的人们却毫无作为吗?学界一般认为“琉球处分”是在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生的,事实也是如此。不过,如同上述“事实”能够早些暴露,历史就不会有别样展开的可能吗?

研究表明,日本对于琉球的图谋,至少从17世纪初岛津侵攻琉球就开始了。不过,相对于中国这样的大陆中心国家,日本也是位处边缘的蕞尔小国,并刚从战国时代走出来,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将中国的藩属国一口吞并,所以不得不做长期的谋划。这就造成了琉球王国的“两属”状态(即明里一属清国暗里两属于清日)的衍生。直到明治时代。明治六年(1873)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借清日修好条规互换之际访问北京时,与李鸿章就有过对琉球归属的各说各话的情景。然而,这还不过是平行线的对立。随后,机会终于来了。明治七年(1874),日本借台湾原住民杀害了遭海难上岸的琉球宫古岛渔民损害了日本国属民的利益而出兵台湾。与之同时,日本用心极深地即刻将管理琉球事务的部署,从外务省切换到了主管国内事务的内务省,并就此加速了琉球问题的“内国化”进程。面对前来交涉善后的日本外务卿大久保利通的主张,清国并未采取积极的对应姿态,并无战略性视野及预案。

作为外交官的册封使及其从客们,正是因为熟知这样的玄机,才刻意隐瞒了事实,且并未捅破眼中所见之琉球人的寡默无言和“封口令”的窗户纸,乃至一目了然地撒谎之类的“事实”之“真实”。 清代官场素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当官秘诀,特别是中后期更是如此。为官者崇信“言多必失”,往往说得越多,错得越多。不过,如果遇到必须要说话的情况,“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真言就用不上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应对之策就是,尽量说上司喜欢听的话。就算是假话,也照说不误;那些令上司不高兴的话,就算是真话,也一定不要说。似乎册封使节们也中了这一魔咒不能自拔。对此现象,这一点,做过13年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的英国人威妥玛有很深的体会。威妥玛经常到总理衙门办事,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总理衙门的各位大臣、章京从不敢轻易发布自己的看法。一次,威妥玛在总理衙门寒暄:“今日天气甚好。”但无人搭话。过了很久,以军机大臣身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沈桂芬感觉再不搭话就很失礼了,便回话:“今日天气果好”。沈桂芬话音刚落,各位大臣、章京纷纷回答:“今日天气果好”。令威妥玛等人不禁哑然失笑。

这种风气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特别是皇帝孤子一人的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并影响日后甚久。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文人王蘧常[ 王蘧常(1900—1989),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籍贯浙江嘉兴,生于天津。曾任复旦等大学教授。为传统言官型士大夫文人类型的现代版。更有胜者,此类文人言官历来充斥中国官场学界,貌似公允无忌,大胆直言,实际上多是迎合时势,故作正义之貌。看似自由的言论表达,实际上和国外议会制答辩不同,不需要负责,只要对皇帝不疼不痒,就可安心“仗义执言”,而往往不顾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损益后患。恍若万安、劉吉再世,其行事言动常常色厉内荏,暗窥时机,熟谙对外声言厉色自身不会有安危问题。亦即人们说的“左倾输出不得罪本朝”之谓,影响迄今如出一辙。比如文革后,一度“左面孔”“左论调”暂无市场,但对外仍可方便,仍可打着反帝反殖而加以利用。此类言官论客多以貌似爱国言论,故作惊人之语出场,其实罔顾事实,不计后果,惊厥耸论,既无背书之惧,又可套取国家经费配套;此辈沽名钓誉,混迹于各类学术机构,逐利于名利仕场,忽悠于权势道场,故其言动阴鸷异常,是为国戒。]仍在其所著《国耻诗话》一书中冒然批评黄遵宪中了日本的计,认为“至同治十年,倭竟昌言(琉球)为其属地,我国士大夫亦从而属地之”。不仅于此,直到21世纪初之今日,仍有人循旧例以往,认为“琉球地位未定”[ 1644年,清朝承明制,建立了对中国大部地区的统治,对外关系上并保留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并要求各国缴还明朝的印玺封诰以便重新获取清的封诰册命。清朝明确将其周边藩属往来的管理分辖为理藩院和礼部。蒙古、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被视为国家内务,由理藩院管辖;而和朝鲜、琉球、日本、俄罗斯等国之往来则被视为与外藩的交往,是类独立的外国,就归属礼部管辖。]!于此不过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矣。除了郭嵩焘和黄遵宪等少数人外,大清一直处于王蘧常之流的“政治正确”所蛊惑之中。

此等事实,对后来的“琉球处分”实际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册封使们放弃了究明事实的努力,或者说没有将事实原原本本地上奏,其后续性影响及其代价,就是清末李鸿章及何如璋之辈不得不在对日交涉中倍尝苦头,处于被动、弱势地位。当然,即使是他们本人,对其后果及影响,也因事过境迁没法知道,只能由后世国人国势代偿受过了。由是人们了解到,原本一介读书人因科举制度转身而为政治家,却由于缺乏时代精神和专业素养而使国家利益受损。在中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过于密切。琉球册封使们为琉球研究留下的若干“使琉球录”,不正是其典型事例吗?至少,近代中国在应对“琉球处分”这样重大历史变故时,所缺乏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措置。换句话说,清朝对于琉球的“日本支配”几乎“不了解”这一事实本身,既与琉球一方刻意隐瞒的“努力”有关,却也奇妙地表现出清朝册封使一方极力隐瞒的“努力”。两者不是很有内在性关系的吗?[55 夫马进编(增订)《使琉球录解题及其研究》寄语,榕树书林 那霸 1999。]


参考文献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八、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本,1968年

《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已巳。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2页。)

《历代宝案》 国立台湾大学印行

历代册封使各种“使琉球录”

《中山世谱》琉球史料丛书第四  井上书房

《琉球世鉴》 井上书房

《球阳》 角川书店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全3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6(高津孝 陈正宏等编)

《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199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1994)    同编

《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1996)    同编

《清代使琉球冊封使の研究》 曽煥棋 榕樹書林(2005/3/1)


追记

本文初稿因为匆忙,未能仔细斟酌处甚多。此次修改过程中,曾获郭声波教授、陈正宏教授等友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参考,谨致谢意。

笔者谨识


附录

由于本论稿以中文刊载,为便于读者内文的理解,此处附上元研习班留学生劉洪昊君(现京都外大修士课程)的读后感,略作文字修改附在文末以便参考。

本論稿は、中国語で出版されているので、本紀要読者の利便を図るため、元ゼミ生だった劉洪昊君(現京都外国語大学修士課程)の読後コメントを添えておきます。



劉君の読後コメント:

「封貢使」と「慶謝使」から見た琉球の情感的変化

——冊封に関する二冊史料からの問題提起――

最近、沖縄大学の劉㓻教授の論文を拝読した。とても興味深い大作(4万字あまり)だと感銘した。論文のテーマは、『天朝的远近:“封贡使”与“庆谢使”折射的琉球情感轨迹之取象比类---两则册封史料的问题提起 ---』(故宮博物院、復旦大学主催:『第三回燕行使進紫禁城 国際学術検討会』2019.12より発表)で、中琉関係史の中、なかなか見えてこない歴史的真相の究明に努力している。

広大な土地を持っている中国の人々にとって、東海にある琉球諸島は弾丸黒子である。昔の琉球は藩属国だが、今では無視できない存在になっている。昔は、中国と琉球の間の関係が特殊で、今再び人々に注目されている。数百年前の琉球が中国との間に友誼の花が咲いていたのに、日本に編入されたことで、お互いの感情はなぜ今のようになったのか。

『琉球国志略』著者である周煌の使琉球によって描かれた「登舟図」と『浮生六記』の「海国記」といった歴史資料から、中琉日の間の関係が見える。歴史資料の真偽を問わず、問題になったのは冊封使がなぜ命の危険を冒して長年を経て冊封に行くのだろうか。この宮廷から流出した二冊の資料は当時の社会をどう反映しているのか。

これから、いくつかのエピソードを紹介する。「全魁」と「周煌」というふたりの冊封使がいて、冊封するために琉球に出航した。当時琉球にわたるには、南西貿易風が吹く6月ぐらいに出発し、11月に戻るのが普通であった。全魁と周煌は1756年の6月に「放洋」で出航し、1757年に戻った。那覇市に滞在した時間は比較的に長いといえる。当然、それには訳がある。周煌が乗った冊封の船が、久米島のあたりを辿ったところで事故にあって、琉球の人に助けられたそうだ。しかし、那覇に到着したあと、さらに騒動があった。どういう事情があったのか、この事は冊封の報告書の中に書くことができずに、未記録となっている。

琉球人に助けられたときに、周煌は地元の人と友好交流を進んで、牡丹の図も送った。けれども、琉球国王からの慰謝料をめぐって、問題が生じたのだ。琉球国王が5千両の金を136人の連れに平等に配ると約36.7両になる。しかし、過去に同様の事例があったときに、平均128両がもらえた。それで、王府に不満を要求し、交渉をしたが、いろいろ揉めたあげくに、琉球国王がさらに2万両を与えた。この経緯は、中国皇廷への報告書には一字も書かなかった。しかし、最後にはばれて、8人が即死刑にされ、他の連中も罰を受けた。そして、もらった金は全部琉球に返された。

こう見ると、中流の間の関係はお互いにギブアンドテイクである。しかし、違う視点から見ると、この時すでに「中心」と「縁辺」の関係が揺れ動いている。琉球と薩摩との関係は、琉球と江戸の関係になっていた。1634年からは、琉球は薩摩にも朝貢し始めた。1850年までには計18回朝貢した。18世紀の後半になってから、琉球は封貢国として、中国と日本両国に属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その間に、日本が琉球を少しずつ「内国化」している。

また、植民時代になってから、完全に非均等関係になった。その後、第二次世界大戦を終え、支配と被支配の関係がなくなり、昔の対等関係に戻り、琉球は沖縄になった。19世紀末まで、琉球と中国は、「父子」の関係であった。上下関係とは言えないが、お互いに尊重して、親しい関係だったといえる。

日本と琉球との関係は「母子」のようであった。琉球は対等関係だと考えているが、日本は上下関係だと思っていた。それで、日本は琉球の朝貢使が来る途中に無理やり嫌なことを強いた。しかし、中国の清政府は琉球を守れなかった。1872年に日本は中国と交渉せずに、無理やり廃藩置県を実施した。琉球の人々も抵抗したが、最後は失敗に終わった。琉球は日本に圧迫され、日本の監視を避けて中国の清政府に助けを求めた。清政府も交渉したが、結果が出なかった。こういうことから、琉球は完全に日本に併合されたように見えるだろう。このようなプロセスの中、中国冊封使(皆「士大夫」論理所持者)たちの役割や問題点を取り上げながら、近代以降の中琉日関係の逆転的な変化をもたらされた訳を論及した。

現在でも、沖縄の人々の心にはだれにも頼れないという感情が残っている。これはいわゆる近年の「沖縄精神」というものだ。琉球が今のようになった背景にはいろいろな経緯があって、琉球処分まで清政府は琉球の境遇を知らなかった。このことは冊封使には関係がないだろうか。

以上のように、論文を読みながら、時代の歴史的な影、中国の帝国独裁的な性格と士大夫(いわゆる文人的な公務員)の構造や人間像、国の興亡に対する文人と官僚の潜在的な責任、そしてその影響と重要性さえも垣間見ることができる。歴史的プロセスに対する彼らの言葉と行動などを吟味することにより、理解をさらに深め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また、中琉日関係の比較研究や理解及びその史的な深層さぐりについての新たな努力や進展も伺うことができる。

以上

2020年5月15日

執筆:劉洪昊

                            

(元沖大リュウゼミ生·現京都外国大大学院生)



The Near and Far of the Celestial Dynasty: A Comparison of the Emotional Trajectories of the Ryukyus Reflected in the "Envoy of Tributary(朝貢·册封 Chaogong·Cefeng)" and the "Envoy of Celebration(慶賀·謝恩 keiga·shaonn)"

---A Study of Two Enfeoffment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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