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涵义及其三个向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1-04-30 06: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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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承槐  
也同样导致一系列失误和挫败,改革开放和市场体制的引进,“个人本体”虽已得到确立,但是,仍在理论上实践上有一系列的问题需待解决,比如,在理论上,把“国家本体”与“个人本体”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无法并存的看法仍很普遍,在实践上则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甚至理解为“零和”关系,遂需通过深化改革而实现进一步的系统的全面的现代化。

   当然,把“国家本体”和“个人本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并非易事,它需要高超的思维理性和实践理性;但也绝非难以实现,只要我们能在多维时空立体思维的阶位上而不是平面思维阶位上来思考和处置现实问题,则不难实现二者的具体统一。这需我们将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集合关系、(人国合一)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立体结构,而不是平面的外在关系,此时,国家的本源性、至上性和个人(权利)的本源性、至上性便被理解为一体两面的关系,并同时在现实中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来源。⑥比如,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对口扶贫,在静止的平面性关系上来理解,就极易将扶贫行动解读为“抽肥补瘦”的“零和”关系,但从动态的多边的全局的角度来思考时,那么,对口扶贫就不仅是单一的道德实践,它同时也为发达地区营造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潜能,进而,是一个有利于贫困地区、发达地区和国家整体利益三者共同增长、发展的有效行动。再比如,华为公司在商业上做到了极致,不屈服于美国政府的打压,也就做到了“个人本体”与“国家本体”的统一。

   值得指出的是,不论是“国家本体”意识还是“个人本体”意识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历史地生成的,它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去共同培育、共同营造,需将确立“国家本体”和“个人本体”的“双本体”价值观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来抓。

   2.创新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方式方法。民主集中制是我国“人国合一”国家体制的运行机制、运行方式,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体制的运行机制、运行方式,当且仅当国家体制是“人国合一”体制时才是可能和现实的,反之,“人国合一”国家体制也只有在它采用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运行方式时才是成立的,才能持续的。⑦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运行方式也须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比较简单,且国家高度集中统一调配各类社会资源,故而民主集中的运作内容也相应地比较简单、展现方式也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日趋多元、复杂,新的利益主体的各种利益要求和观念日趋多样,资源配置的方式方法日趋多元化,相应地,国家体制的运行也需与时俱进及时呼应社会大众和各种社会(市场)组织主体的要求,丰富民主集中制的运作内容和创新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方式。比如,基层政权的民主集中制展开运作,在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时代,民主集中制主要体现在如何更好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智慧,而现今的乡镇政权则主要体现在制定发展规划、确定财政收支计划、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等方面如何体现各方利益主体、社会(市场)组织的要求、智慧,不仅民主和集中的主体更为广泛多样,而且讨论的内容更为丰富,民主主体的地位更加尊崇,同时,民主、集中的运行方式也不断翻新,尤其在互联网技术普及的条件下,民主主体与集中主体在线下线上交流沟通更为通达、多样。

   3.与时俱进地科学划定国家机构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个人的自主活动边界。“人国合一”并不意味着要把人们的全部活动纳入国家计划或国家行动之内,也不意味着必然导向由这种简单化认知所导致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体制运行的简单化、僵硬化和活力的丧失。市场主体、社会自组织和独立个人的存在及自主活动,是国家强大、“人国合一”国家体制富有活力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如果说对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坚持和创新,更多的是从积极的方面处置国家与市场、社会、个人的相互关系,强调的是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相互融合,那么划定国家机构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个人的自主活动边界,则更多的是从消极的方面处置国家与市场、社会、个人的相互关系,强调的是各自活动范围之内的自主性、独立性,强调的是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各守职分。在实践中不断明晰国家、市场、社会、个人各自活动的责任、义务和边界,并以制度尤其是法制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权力的傲慢、资本的傲慢、防止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无状、防止权力与资本相勾连、“政商”不清,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4.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国家聚合(人——国走向合一的动态过程)、国家与市场、社会、个人相互交通、共同行动过程中的政治导引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政治领导核心,是整个国家的大脑、心脏,而且其发达的组织体系还是“人国合一”体制进行社会交通的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其上层组织带有“准国家机构”的属性,起着领导和沟通、联结、协调国家机构行动的功能作用,其下层组织带有“准社会组织”的属性,起着领导和沟通、联结、动员、组织基层社会组织(包括市场主体)和基层群众的功能作用,是“人国合一”国家体制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保障,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把党建设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这里,想特别加以强调的是,由“人国合一”国家体制的统一性所要求,在党的建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以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保持党的组织运行的畅通、协调、高效。

   三、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行为合规、协调、高效的自我向度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指出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现代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当保有民主和廉价的两大根本原则。⑧依据这两大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国家体制来分析,可推断,民主主要体现在“人国合一”体制的人民性、社会性向度上,廉价主要体现在国家行为的协调和高性价比上。具体地说来,表现为合规、协调、高效。

   1.合规。“人国合一”的“国家本体”属性突出了国家的至上性,进而也赋予了国家机构的崇高性、权威性。但是国家机构的权威地位同时也来自于国家机构本身生成及其行动的合规性;国家体制的“大”和“统”要求着国家机构的一切言行合规,并进而成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一切个人言行合规的标本和榜样。

   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行动的合规,首先是指国家治理体系自身的合规性。其一是国家治理机构和规则的生成当合规,在我国这主要地表现为通过民主集中制机制发挥功能作用而达成的国家政治运行过程。其二是国家机构的自我治理当合规,包括上位机构对下位机构的管理、监督和本级机构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其次,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行动的合规是指国家组织机构代表国家针对市场、社会及个人所生发的治理行动的合规性。其一是指各国家治理主体为市场、社会、个人所制定的规则当合乎宪法、法律精神和公序良俗。其二是指这些制定的规则当得到切实的执行,不能将规则仅仅当作墙上的展览品而不作为,不作为也是一种不合规形式;其三是指规则的执行过程中当严守规则的精神原则,而不能任意乱作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规则通常并不能穷尽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丰富性,故而依据规则的原则精神而实行的变通处置仍属合规方式的必要补充。

   2.协调。是指国家治理体系的自洽性、协调性和治理能力的平衡性。国家治理体系有二大分支结构体系:一是规则体系,二是权力机构的组织体系。规则体系现代化的协调性向度,主要包括党章党规与国家宪法、基本法律之间的契合程度,上位法与下位法,各具体法规相互之间契合程度;权力机关组织体系现代化的协调性向度,着重需要解决的是两大问题:一是政出多门,二是相互推诿。这两大问题,一定程度上由我国“人国合一”国家体制本身和对权力制约的考量所造成。“人国合一”体制的“大”与“统”,决定了国家功能和权力机构的庞大,这就难免出现权力机构的事权重叠,进而造成政出多门及相互推诿。对于权力制衡这个问题,西方国家走的是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三权功能相互制衡的路子,我国走的主要是职能分工合作和事权分切且相互掣肘并举的路子,将同一事权分切到不同的权力机关或一机关的不同部门、不同官员身上,是我国国家权力自我约束、制衡的重要特征,这也就难免产生政出多门和相互推诿的现象,这也是我国防止这两种现象而经常设立非正式的临时性的协调小组、领导小组等权力机构的重要缘由。因此,首先,否认我国国家体制不存在权力制衡并主张也走三权分立的路子,是盲于对我国国家权力机构组织体系有真切认知的表现,应予以反对;其次,安于现状不思改变、畏于改变,则是缺乏进取心的表现,亦应予反对。本文以为,正确的思路应是在坚持“人国合一”体制的前提下,循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向度、协调向度、廉价向度三大方向,深化权力机构组织体系改革,尽最大可能精简事权、精简机构,尽最大可能明晰事权、兼合事权,尽最大可能激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尽心尽责。

   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治理能力的平衡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协调性向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权力机关的治理能力的平衡性更多的是在整体性、系统性上来讲的,即各机构之间的各种能力如理论研究能力、行动执行能力之间达到专业分工和整体统一的平衡,产生最大的系统性效能;然后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治理能力的平衡性,讲的是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是个体能力与岗位职责相匹配的平衡,二是各种能力如学习能力、预谋能力、执行能力、工具操作能力、交往和语言能力等等的平衡。要实现这两大平衡:一是要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二是加强每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自我修为。

   国家治理现代化协调性向度的再一个重大内容是与时俱进,依据经济社会变化及时调整社会结构、规则体系、权力机构组织体系,以达成国家治理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比如,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人国合一”国家体制和适应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需要,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创制了中国独特的城市二元结构体制和户籍制度,如今这一体制和制度,虽已局部地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根本性的结构和制度框架依然保持着,已与市场经济体系和第一大工业制造大国的现状很不匹配,这就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作全面的系统的整体评估和调整。再比如,依据经济社会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裁撤或设立相应的国家机构等。

   3.廉价。马克思在讨论无产阶级国家的廉价原则时,虽然其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如废除常备军、警察,由于限于启蒙运动以来国家是“必要的恶”这一政治思想背景的约束,而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有着一定的空想成分,但是其原则精神是完全合理和科学的。依据这一原则精神,结合我国“人国合一”国家体制的实际,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反对按西方国家的模式把国家体制压缩到“弱国家(政府)”的方向上去,也要反对那种把国家功能无限扩张、国家职能越是强大越是现代化以及国家(政府)行动可以不计成本的简单想法。而是要依据成本收益比较获得最大化的原则,划分国家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个人之间的事权,并相应地设置或精简国家权力机构及人员。在这里,也要指出,那种以为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用做、社会组织能做的政府就不用做,个人能做的政府就不用做的主张,同样是简单化思维方式的表现,关键的不是在于由谁做的问题,而是由谁做性价比更为合理、经济的问题。进而,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量度的廉价原则,要求我们时刻具有成本收益核算意识,而不拘泥于某种教条。当某项事务由国家来推进,性价比最高时,国家就应理所当然地去做好它,反之,由市场、社会组织或个人去做时,性价比更高,国家就不应干涉,而当某项事务由国家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合作,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时,国家就应积极参与并动员各方力量合作推进。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向度

   发达的科学技术既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量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向度,大致包含三个层面:治理过程中新科技的采用、对科技发展趋势的认知和相应对策、以及对新技术研发和使用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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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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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治理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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