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百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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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  
而是霸权之间的全面战争。欧洲不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大陆,而是数以百万计新旧民族的家园;每一条新建的铁路都要穿过各式各样的社会体的边界,其中有些社会体会因这种接触而衰落死亡,另一些则会增强生命力。只有对这些落后地区衰败的政府施以金融铁腕支配才能避免灾难。当土耳其在1874年不偿还债务时,军事灾难立即爆发,从1876年持续到1878年《柏林条约》签署为止。其后的三十六年之中和平也得以保住。这个令人惊奇的和平是由1881年的《穆哈雷姆敕令》(Decree of Muharrem)提供工具而得到的,这一法令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小奥斯曼国(Dette Ottomane)。国际金融的代表受托管理土耳其的财政。在许多场合中,他们精心安排强权之间的妥协;此外,他们也预防土耳其自己制造的麻烦;除此之外,他们则单纯地作为强权的经纪人;就整体而言,他们为债权人的金钱利益服务,并且,假如可能,为试图在这个国家取得利润的资本家服务。这项任务由于下列的事实而更加复杂:这个借款委员会并不是私人债权人的代表,而是欧洲公法下的一个机构,在此处国际金融只是非正式的代表人。但正是这种双重性质的立场,使它成为沟通当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桥梁。

   贸易已经变得与和平息息相关。从前的贸易组织是军事性的、好战的;它是海盗、流浪者、武装旅行队、狩猎者及设陷阱者、佩刀商人、城镇的武装市民、冒险者及探测者、殖民者及征服者、搜索者及奴隶商、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的殖民军队等的附属品。现在这些都被忘掉了。贸易现在依赖于一个在全面战争时就无法发挥作用的国际金融组织。它需要和平,而霸权们也努力去保持它。但是,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均势并不能自己确保和平。和平是由国际金融来达成的,它的存在具体表现为贸易依赖和平的原则。

   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非和平的过程,而金融资本的扩张则是无数殖民罪恶及扩张侵略的主要挑动者。它与重工业的密切关系使得列宁认定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特别是争夺势力范围、租借地和治外法权,以及西方强权得以压制落后地区,以便投资于铁路、公共设施、港口,以及其他重工业等能取得利益之永久性设施的无数形式。实际上,商业及金融资本是许多殖民战争的原因,但它也是全面灾祸得以避免这一事实的原因。它们与重工业的联系——虽然只有在德国才真正密切——可以同时解释这两者。作为重工业之顶点组织的金融资本与工业的各种部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使得任一部门都无法单独决定其政策。如果有一个部门因战争而获利,就会同时有其他部门因战争而遭受损失。当然,国际资本在战争中会是损失者;但即使是国家金融也只有在极端例外的情形下才能从战争之中获利,尽管它经常足以解释许多殖民地战争——只要它们是孤立事件的话。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由金融家筹划推动的,但和平也是由他们安排达成的。

   这样一个全然实用之机构的真正本质——一方面极力防止全面性的战争,同时也在不断的小型战争之中提供和平的贸易——可以在国际法的改变上做最好的说明。当民族主义及工业明显地使得战争更残忍、更全面时,在战争期间使和平贸易得以持续的有效屏障也被建立起来了。历史上记载着腓特烈大帝于1752年曾因“报复”而拒绝兑付欠英国的西里西亚贷款。[5]赫尔希(Hershey)说:“但是在之后就从未有过这类事情,法国大革命战争提供给我们最后一个在战争爆发时没收交战地区之敌人的私有财产的重要例子。”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敌对国的商人可以离境,这个措施在其后五十年间被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日本及美国所遵从。从那次战争开始以后,交战国之间也容许很大幅度的贸易。因此,在美国、西班牙战争期间,中立国的船只可以装着美国的商品(只要不是战争禁运品)直接驶往西班牙港口。认为18世纪的战争在所有方面都比19世纪的战争破坏性更小的看法是一个偏见。就敌对国国民的地位,敌对国国民拥有的贷款、敌产或敌对国商人能离境等各方面来看,19世纪显示出一个在战争期间有利于保障经济体制的决定性转变。只有到了20世纪这个趋势才扭转过来。

   因此,经济生活的新制度提供了百年和平的背景。在第一个阶段时,就像拿破仑时代的骚乱所显示的,新生的中产阶级是危及和平的主要革命力量;神圣同盟为了对抗这股动乱的新因素才组织其反动和平。在第二个阶段时,新的经济已经获胜。这时中产阶级本身已经是和平利益的信差,并且比先前反动的神圣同盟更为有力,还受到新经济体制之国家-国际特性所滋养。但在这两种情况中,和平的利益只有在均势制为它服务,也就是为它提供直接干涉各国内政的社会工具时,才有结果。神圣同盟时的社会工具是由教会之精神与物质力量支持的封建制度和主权;在欧洲协调时它们就是国际金融和与其并存的国家银行制。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已经没有必要再加以夸张。在从1816年到1846年的三十年和平时期,大不列颠已经开始鼓吹和平与贸易,而神圣同盟也不藐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贡献。再者,在欧洲协调时的国际金融也经常依赖它与王公贵族的关系。但这样的事实只加强了我们的论点:在这两个时期之内,和平并不是只由霸权国的首相们所维系的,同时也得到一些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具体组织的帮助。换句话说,均势只有在这种新经济的背景之下才得以避免全面性的战祸。但是,欧洲协调的成就远大于神圣同盟:后者只在还没有变迁之欧洲大陆的有限地区内维持和平;而前者则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同一个使命——当时在社会与经济上的进步正将全世界革命化。这一个重大的政治成就是一个特殊体制——国际金融——出现的结果,国际金融是国际活动中政治与经济组织的现成联系。

   现在,我们已经能清楚地看出这个时代的和平之体制是建立在经济组织之上的,但这两者的特性却很不一致。因为欧洲协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和平机构,而只是一些受战争机器保护的独立主权政体,所以只有在最广义的意义之下才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的政治和平组织。相反,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却是真实的。除非我们使用较松懈的用法将“组织”一词不限定于一些由中央控制,而且由本身之部门来运作的个体,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一样东西会比这个机构所依赖的,而且全世界都接受的原则更为明确。也没有一样东西会比它的事实成就更为具体。国家预算与军备、国外贸易与原料供应、国家的独立与主权这时都成为通货及信用的功能。到了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世界产品的价格已经成为欧洲大陆数百万农民生活中的主要事项;伦敦货币市场的波动每天受到全世界商人的注意;而各国政府也按照世界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研究将来的计划。只有疯子才会怀疑世界经济组织是人类物质生存的主轴。因为这个制度需要和平以便运作,均势制就被塑造出来为它服务。将这个经济制度拿走,和平的利益就会从政治中消失。除此之外,就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追求和平,在其存在的时候,也没有保护它的可能性。欧洲协调的成功源自这个新国际经济组织的需要,而当国际经济瓦解时它也自然会终结。

   欧洲协调在俾斯麦时代(1861~1890年)达到巅峰。在德国崛起取得霸权地位以后的二十年间,它是和平利益的主要受益者。它以奥地利和法国为牺牲品而跻身最前端的行列;维持现状及防止战争——此时的战争只可能是对它报复的战争——是对它有利的。俾斯麦刻意培育和平的观念作为霸权国的共同事业,并且避免做出可能迫使德国损伤其和平强权地位的承诺。他反对在巴尔干半岛或海外的扩张主义;他一贯使用自由贸易的武器对付奥地利和法国;借着权力均衡游戏的帮助,他阻挡了俄国及奥地利对巴尔干的野心,因而保住了盟友并避免了可能使德国卷入战争的情况。这位在1863年到1870年间的老谋深算的侵略者,到了1878年却变成了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及殖民冒险的反对者。他有意识地引导着当时的和平趋向,以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

   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期,自由贸易的插曲(1846~1879年)已经到达终点;德国实际上采用金本位制开启了保护主义及殖民扩张的时代。[6]这时德国为了加强其地位而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仓促结成同盟;不久之后,俾斯麦就无法控制德国的政策了。从此以后,大不列颠成为欧洲和平利益的领导者——欧洲当时仍然是许多独立主权国的群体并且受均势制的支配。到了90年代,国际金融达到其巅峰而和平似乎也是前所未有的稳定。英国和法国在非洲有不同的利益;英国和俄国在亚洲也互相竞争;欧洲协调此时虽已残缺却仍继续运作;尽管有三角同盟,但仍然有两个以上的独立霸权,猜忌地注意着对方。然而,好景不长。在1904年,英国与法国就摩洛哥与埃及做了一个全盘的交易;两年之后,它又与俄国就波斯达成协议,而且敌对的同盟也形成了。欧洲协调这个由若干独立国家所组织的松散组织最后被两个敌对的权力集团取代了;作为一个制度的均势已经走到尽头。只有两个对立竞争的霸权集团就使它的机能停止运作。这时已经没有一个第三集团可以和其他两者之一联合起来对抗试图扩张势力的另一者。大约在同一时间,现存世界经济体制解体的征兆——殖民地的争夺及国外市场的竞争——变得尖锐起来。国际金融能防止战争扩散的能力很快地消失了。其后的七年间和平仍在苟延残喘着,将百年和平带到终点的19世纪经济组织的解体已经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依照这种认识,这种和平所依赖的高度人为的经济组织之真正本质对历史学家而言是极端重要的。

   [1]Sontag,R.J.,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1871-1932,1933.

   [2]Feis,H.,Europe,the World’s Banker,1870-1914,1930,一部我们经常引用的作品。

   [3]Feis,H.,Europe,the World’s Banker,1870-1914,p.201。

   [4]参见资料来源注释,第434页。

   [5]Hershey,A.S.,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Organization,1927,pp.565-569.

   [6]Eulenburg,F.,“Aussenhandel und Aussenhandelspolitik,”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Vol.VIII,1929,p.209.

  

   转载自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第一篇 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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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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