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娜 王慧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21-04-26 08: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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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   王慧婷  
面对此情况,新兴经济体合力探索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以维护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二是西方国家国内民粹主义势力壮大,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兴起,在意大利和奥地利,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内外政策。它们因经济利益受损或身份认同问题而反建制、质疑欧洲一体化甚至反对既有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极大地冲击欧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还使全球治理遭遇挫折;三是互联网技术的推广赋予了民众参与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机会,进而对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投入和对国际机制的参与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民众通过现代互联网技术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内外各领域信息,迅速形成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民意。一方面,在国内资源紧缺和急需的情况下,考虑到国民需求,国家可能削减对全球治理特定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在对国际机制是否参与及参与程度上,除考虑国家利益外,政府还不得不兼顾民众的偏好和态度。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

   “全球治理”概念自提出伊始,就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与全球定位的积极变化,中国尤为重视全球治理,寻求为应对全球风险贡献中国方案。2012年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及“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2015年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和参与随着全球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被赋予新的意涵。并且,中国的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意义愈益凸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强调在深度融入全球秩序的同时,更加奋发有为,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富成效的公共产品,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既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要从发展中国家群体利益乃至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坚持发展方向、推动体系变革、创新合作模式及理念、有效解决具体问题。

   第一,跳出西方传统的“国强必霸”逻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随着亚洲乃至全球权力转移速度的不断加快,西方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担忧愈益强烈,他们或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只是外交辞令,或断言中美间的关系必将落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面对西方国家的质疑,中国用言语和行动予以双重回击,“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在出访德国期间,习近平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目标、砥砺奋进的历史、世界发展大势四个角度详细阐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因,特别指出“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强调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在实践中,中国也长期践行“和平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化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关系;维护联合国的宪章与宗旨,始终强调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坚持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谋利。

   第二,改革既有国际秩序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中国也始终是既有全球秩序的参与者和融入者,但若要更好地完善既有的体系,则必须改革其中的不合时宜之处。因为时代在发展,全球权力格局在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变革集中于“破”和“立”。一方面,中国要破除既有体系中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进步的不公正要素,以争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为抓手,推动全球化朝向更加平等、普惠的方向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权和发言权。”经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国际货币组织于2010年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将超过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欧洲国家将执行董事会中的两个席位转让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致力于将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贡献给国际社会,并尝试将自身治理理念与经验应用于解决全球问题。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长期坚持的开发式扶贫、发挥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主导作用、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模式等治理经验得到国际社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并应用于全球的减贫议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第三,勇于开创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鼓励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后发国家,中国深知传统的“中心—边缘”模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在其具有综合实力,能够对外提供公共产品时,必然会推己及人,改变不平等的合作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推行全新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的国家倡议,以实现与丝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联通、民心相通为主要目标,借“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互利共赢、险责共担”的国际合作新理念。在此理念的引领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全球实现了与联合国、博鳌亚洲论坛等既有国际机制的对接,还在国家层次实现了彼此发展战略的对接,更在实施层面实现了与沿线企业具体项目的对接,并由此构建了多领域、宽渠道的交流合作平台,为人类探索更好的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缓解全球治理赤字、消减全球治理失灵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例如,中远海运与希腊企业合作经营比雷埃夫斯港项目以来,比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6倍,全球排名从第93位跃升至第36位,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集装箱码头;中企收购了连续亏损7年的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不到一年时间便使其扭亏为盈,保住了当地5000人的就业岗位;中企承建的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厂为斯方供应超过其全国40%的电力,解决了2000多万人的用电问题;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累计为肯尼亚创造近5万个工作岗位,带动肯尼亚GDP增长约1.5%。

   第四,促进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广泛参与多领域的治理进程。当前,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交织,传统的民族国家自利观早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世界大势,中国提出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总体方针。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虽然已尝试增加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但发挥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在此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受国内政治掣肘对治理全球问题持退却态度时,中国毅然扛过了全球治理的大旗,以应对全球问题为己任。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国着力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鼓励并推动自由贸易。在全球贫困与发展领域,中国在改善国内贫困状况的同时,坚持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在生态环境领域,中国对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对外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了《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高度相互依存,单个国家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一些全球性难题关乎全人类的生存与安全,人类命运紧紧相连。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以全人类整体利益为目标,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合作共赢、灵活务实的方向发展。

   “共同体”一词虽并非源起于中国,但将它由普通的学术话语转变为重要的政治理念则归功于中国。它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中要追溯至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2年,“共同体”逐渐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被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2013年,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时,第一次将此概念带入国际社会。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渡过理念初创时期,进入丰富和发展阶段。2015年和2016年,习近平陆续在联合国大会和二十国集团第十一次峰会上详细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2017年,它被写入联合国的正式决议,成为处理全球事务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应对全球问题的顶层治理方案,它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强调以人类的共同发展为核心,将国家的进步同世界的未来相联系,主要内容涵盖以下方面:

   第一,实现共同安全,追求持久和平。“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中国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念,主张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以合作促发展和安全,中国愿与各国增进战略互信、加强安全合作。

   第二,坚持合作共赢,达到共同繁荣。在全球化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的情势下,中国提出的“发展”不再基于旧有的“中心—边缘”模式,也不再是国际社会中极少数国家的经济繁荣,更不是以邻为壑、你输我赢的丛林经济法则,而是建立在开放共赢基础上的共同繁荣。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力促对话协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始终与霸权主义做斗争;在综合实力增强后,中国也坚决否定西方盛行的“国强必霸”逻辑,坚信各国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都具有平等参与全球事务的权利,也有同等地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中国在实践中进一步践行此种精神,寻求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双赢原则指导国际合作,“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第四,秉持文明互鉴,传承开放包容。各国都有权利根据特殊的国情、民情、社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多种文明、不同发展模式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是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进步的源泉和动力。

   第五,倡导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当今生态环境问题日渐严峻,人与自然的关系愈益紧张,人类在不断增强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保护环境的意识亦需同步发展。中国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观。对内发展清洁能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外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引领全球气候合作,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摒弃了“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提出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新型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建设,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因应世界变局的治理新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提出,又以解决现实的全球性风险与培育共同体精神为基本和最终目标,追求“国家”与“全球”的利益融合并在理念上形成共识。立足于中国发展的需要及国际地位的变化,着眼在全球风险愈益复杂化、不可预测性日渐增强的客观现实,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思考人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加剧,部分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持退却态度,多种社会思潮、治理理念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方案为大变局背景下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之道。

在坚持独立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主张推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既是独立个体,又命运与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解决全球问题的最基本前提是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能够得到完全确保。中国针对具体领域所提出的治理理念也进一步弘扬了主权原则。例如,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中国提出了“网络主权”的概念,认为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和扩展,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坚持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一方面,只有做到国家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有可能发现合作契机、保持持久合作;另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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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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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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