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1 次 更新时间:2007-01-07 21: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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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哈维  

  现存于美国的联邦、州以及地方各级的公司福利计划,根本就相当于用公众的钱来为公司牟利(直接的如对农工联合企业的补贴,间接的如在军事工业部门所实行的那样),其方式正如美国实行的把降低抵押利率税作为给建造业和高收入家庭的补贴一样。以美国为例,监督和治安的升级以及对群众中反抗者的监禁,预示着强硬的社会控制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邪恶了。在发展中国家,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剥夺性积累的反抗要强烈许多,因而新自由主义国家很快对反抗运动(现在可以指控其中许多反抗运动为“恐怖主义”以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比如墨西哥的萨帕塔的反抗或巴西的无土地的农民运动——进行积极镇压,有的几乎成了小规模的战争。

  洛伊(Roy)报导说,“事实上,养活七亿人口的印度农业经济,正被推向死亡边沿,那些收成太好的农民陷入穷困,那些收成太差的农民也一样穷困,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大量失业,农场还在不断解雇职工,他们一起涌入城市去寻找到工作” 而在中国,如果希望避免农村的混乱和反抗,必需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通过城市化吸收掉大约5亿人口。他们将在城市里找到什么工作还不清楚,尽管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或许可以吸收一部分被原始积累抛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新自由主义的再分配策略多种多样,也很复杂,并经常以意识形态优势为掩饰。但它损害人的尊严,毁坏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生活。全球正义运动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揭露日益严重的剥夺性积累过程,及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后果。因而,现在的问题是,了解对这一过程的反抗曾怎样被表达,并进而思考今后怎样更好地把它们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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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新自由主义内在的矛盾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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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义本身,已经在自己内部孕育了大量的对抗性文化。然而,那些对抗都倾向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基本前提,而且主要集中在其内部的矛盾上。典型的是,它把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看得很重要,并以它们来反对政治上、经济上和级阶权利上的独裁主义和专断。它完全相信新自由主义关于增进福利的那套漂亮说辞,并谴责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比如,可以看看堪称新自由主义方案之精髓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具有独立性的第一段。它宣称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是:

  “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和稳定地增加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最优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并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

  类似的虔诚希望,也可以在世界银行的宣言中找到(“减轻贫困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所有的这一切,都与那些创造或复辟阶级力量的实际行为格格不入。自1980年左右以后,对违反人权的行为的反抗一直特别地引人注目。钱德勒(Chandler)说,在此之前,像《外交风云》(Foreign Affairs)这样卓著的杂志从没有发过一篇有关人权的文章。 人权问题在1980年之后开始突出,并于1989年冷战结束及天安门事件之后突然被广泛关注。这一过程与新自由主义进程正好相呼应,两大进程都深深地包含在对方之中。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和根本因素,确实为个人权利的激进主义打开了一道门。但是,通过关注那些个人权利——而非关注实质的开放民主政治结构的创造或再创造,反抗的一方采取的方法并不能跳出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因为附属于个人的新自由主义,被允许超越于任何涉及平等、民主、团结的社会民主考虑之上。例如,经常求助于法律的行动,就接受了国家从议会的向司法和行政权力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但是,求助于法律既花费仰贵又费时间,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法院都袒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点既因为法官的阶级效忠,也因为法律决策的整个历史过程,后者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下将私有财产权和利润率置于平等权与社会公正之上。法律代替政治,“成为在公共领域表达需求的工具”。钱德勒总结说,正是“自由主义精英们对普通民众和政治程序感到幻灭,才使他们更多地诉诸于被授权的个人,他们的把自己案子提交给法官,让法官去聆听并做出决定。”

  然而,大多数贫困的个人因为缺少经济资源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因而个人的权利要想得到表达,只好通过组成倡议团体来实现。像“权利话语”一样,倡议团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向而兴起的,并且1980年左右迅速发展。在许多领域,非政府组织已经填补了因国家的退出而造成的社会保障的真空。而这个过程恰恰相当于将这些领域“私有化”给非政府组织,在某些情况下,这更进一步促使了国家从社会保障领域撤退。这样,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就相当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此外,这些组织并非民主的机构。他们更可能是精英主义的、不必负责任的,因而不管它们可能怀着怎样好的用心,从它们自己的定位来看,必然与那些它们想要保护或帮助的人们相距甚远。他们还经常隐藏自己的纲领,并且更愿意直接影响国家或直接与阶级权势进行谈判。他们更像是统治自己的委托人而非代表他们。他们声称或假定自己是在为那些不能表达自己的人们说话,甚至自己为那些人决定他们的利益所在(好像人们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利益似的)。然而,他们身份的合法性总是容易遭人质疑。 举个例子,当这些组织成功地鼓动了在生产中禁用童工以作为对普遍人权的保护时,他们很可能破坏了那些只有靠童工才能存活的经济。由于没有可行的经济替代,那些小孩可能被卖去作妓女(男)——他们将这些问题留给另一个倡议团体去解决。因而“权利话语”所预示的普遍性,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倡议团体对普遍原则的忠诚,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地方特殊性以及政治经济生活的日常实践。

  然而,这种特别的反抗文化之所以在近年获得许多动力,还有另外的原因。剥夺性积累需要一系列不同于只是积累的操作,后者要通过扩大工业和农业的雇佣工人的队伍进行。扩大雇佣工人的队伍曾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资本积累的重要步骤,它使得反抗文化得以兴起(比如根植于工会和工人政党之中的反抗文化),并造成了社会民主的妥协。剥夺是片断式的、特别化的——这里是私有化,那里是环境在恶化,别处发生一场债务的金融危机等等,不求助于普遍性原则,就很难反对所有那些特别的东西。剥夺又必然造成权利的丧失,这些促使人们转向一套关于人权、尊严、可持续性生态利用、环境权利之类的普世性漂亮说辞,以作为统一反抗的政治基础。

  但是,这种对的普世主义的诉求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也确实可以用于心中的进步性目标。那种特别地表现在国际特赦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其它组织中的传统,不能被仅仅当作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助手而放弃。它们的整个的人道主义(不论是从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其它非西方的意义上来说)历史过于复杂。不过,其中许多权利话语的有限目标(在特赦组织来说就是一直到现在它仍只限于关注公民权和政治权以对抗经济权)使得它们非常容易被吸纳进新自由主义框架。普世主义在涉及如气候变化、臭氧洞、因栖居地的破坏而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之类的全球性问题时,发挥了看来特别好的作用。但其在人权领域作用的结果却很成问题,因为已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和将要进行的文化实践都复杂多样。另外,人权问题很容易就被“帝国之剑”(借用巴塞洛廖和布列克斯皮尔尖刻的表述) 利用。比如,美国的所谓“自由之鹰”(liberal hawks)就诉诸于人权,将对科索沃、东帝汶、海地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国主义干涉“正义化”。他们以“保卫自由、人权民主的名义”将军事人道主义正义化,甚至当它只是像美国一样以“自我任命的帝国主义力量单边地从事上述一切活动时”也是如此。 从更大范围来说,很容易得出钱德勒同样的结论:“今天的基于人权的人道主义,根源于不断扩大的一致性认同,这种一致性认同自1970年代以来支持了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这种认同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国际机构、国际和国内法院、非政府组织或道德委员会比起被选举出来的政府更能代表人民的需要。政府或当选代表们被认为不可信任,正是由于选民们认识到他们一定会顾及‘特殊’利益,不遵守道德原则。” 这一切,在国内造成的效果是极为阴险的。其结果是,通过将日益壮大的司法和非选举的工作团体和道德委员会作为决策制订者的角色合法化,来限制公共政治争论。“政治的效果将会衰弱。但人权原则克服不了个人的孤立以及我们在原子化社会中的被动状态,它只能使得所有的分化(割)制度化。”甚至更坏的是,“人权的道德话语所给出的世界的堕落景象,像所有精英理论一样,恰恰维持了统治阶级的自我确信。”

  上述的批评,可能诱使人们避开所有的普世性价值,将它们看作是有根本缺陷的;或诱使人们对所有的权利都不再提及,而只把它们当作是为了掩盖阶级力量的复辟而强加给人们的站不住脚的抽象道德标准。然而上述两种简单作法都值得认真反思,我认为,将这个领域让给新自由主义政权非常可惜。在决定某种特殊情况下应该调用哪种普世性价值和权力方面,在决定普世性原则和权力概念应该怎样被界定方面,都需要我们来展开战斗。在这里,以下因素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警醒,它们是:由一系列特殊政治/经济运作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对普世性价值和道德原则的日益热烈的追求;作为道德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一套特定的权利。 布雷默法令强加了一种特定的权利概念给伊拉克,同时,它侵犯了伊拉克自决的权利。马克思在他写的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那一章中评论道:“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如果阶级复辟需要强迫别人接受一套特殊的权利,那么抵抗那种强迫,就需要通过斗争来赢得完全不同的权利。

  比如,正面积极的正义感作为一种权利,在政治运动中一直是强大的激发因素:反对不正义的斗争会有力地激起社会变革运动。当然,问题是对于我们需要的正义存在着无数定义。但分析表明,特定的社会进程造就了、同时也依赖着特定意义的正义和权利。挑战那些特定的权利就是挑战与该权利所相应的社会进程。相反地,没有同时从对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利和正义概念转向对另一种权利和正义概念的效忠,就不可能使得社会从一种进程(比如通过市场交易而进行的资本积累)转变到另一种进程中(比如政治民主和集体行动)。所有那些对权利和正义的理想主义阐述所面临的困境,就在于它们隐藏了上述的联系。而只有当它们返回到现实与一定的社会进程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发现其社会意义。

  比如,可以这样来思考新自由主义。它的权利环绕着两大主要力量的逻辑转——一个是领土国家的逻辑,另一个是资本的逻辑。 先考虑国家力量。不管我们希望权利如何具有普遍性,都需要通过国家机器的保护来实现。如果政治力量不愿意,那么权利主张只是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权利是由基本的公民权派生出来的,并且以公民权为前提条件。这样,就要涉及到领土的权限。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因为存在着“无国籍者”、无证移民、非法入迁者,问题就困难了。谁是或者不是“公民”,成了一个确定在民族国家或地方国家领土规范中包容或排除准则的重要问题。国家在涉及权利方面怎样行使自己的主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但存在着来自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内在规则的对主权的制约(如中国所显示的)。然而,由于垄断着合法的暴力形式,国家可以通过霍布斯式的方式(Hobbesian fashion)来自己确定一套权利或权利阐述,从而只是很宽松地受制于国际惯例。比如美国根据国际上的定义,坚持自己有权利不对违反人权的罪行负责;同时它又坚持其它地方的罪犯应该在法院中得到审判,然而当涉及到自己国家的公民时它又否认该法院有此权力。

  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下生活,就意味着同时接受或服从那套为资本积累所需要的一系列权利。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个人(记住,在法律上公司也被定义为个人)不可剥夺的私人财产权和盈利权胜过任何你能想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政治制度保护者花言巧语地争辩说,那些权利会鼓励“资产阶级美德”(bourgeois virtues),而没有这样美德,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将更加穷困。这些美德包括:个人责任和义务、不受国家干涉的独立、市场和法律面前的机会均等、对积极创业努力的回报、关注自己和自己的财产,以及选择制订合作和进行交易的广泛自由的开放市场。但是,只有当这套权利扩展到个人的身体的权利(身体的产权一方面使得人们有权自由出卖自己或自己的劳动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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