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1 次 更新时间:2007-01-07 21: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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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哈维  

  她是被选举者有计划性地委托去压制工会权力的。她后来的著名宣言是:“没有社会,只有个人,”随后她又加上一句,“以及家庭。”所有形式的社会团结都将让位于个人主义、私人财产、个人责任和家庭伦理。这种从撒彻尔的花言巧语一路传下来的意识形态进攻既无情又成功。 “经济是手段,”她说道,“它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灵魂”。她真的做到了,尽管并不是通过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竞争的自由”而做到的。

  1979年10月,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 Bank)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对美国货币政策实施严厉改革。 根据“新政”原则所一贯给予的承诺——即凯恩斯主义的以充分就业为最高目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放弃,而代之以另一政策。后者被用来限制通货膨涨,而不管其对就业的可能影响,以及因此而来的对其它国家经济所造成的后果(比如黑西哥和巴西),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经济状况并受美国利率变化非常大的影响。1970年代通货膨涨高达两位数的时期,实际利率曾一度是负增长的(negative),此时因为联邦储备局的法令而恢复了正增长(positive)。一夜之间,利率在名义上升至20%。这一变化不动声色将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抛入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状况中。然而这一政策转变,却被认为是走出滞涨危机的唯一道路。这种危机在整个1970年代都困绕着美国和全球大部分地方的经济。

  “沃克尔休克法”(The Volcker shock)——后人这样称呼它——如果不伴之以其它领域管理政策的相应改革,不可能巩固其成果。罗那德·里根胜出卡特而当选,被证明非常关键。里根的参谋们相信沃克尔给不健康的、停滞的经济所开的“药方”非常对症。因此沃克尔得到支持,并被再次任命为联邦储备局主席。里根政府的工作就是通过进一步取消管制,降低税收,削减预算和限制工会权力来提供政治上的必要支持。

  在一场漫长而强硬的罢工中,里根给专业空运管理组织(PAFCO) 以重击。这意味着在沃尔克引发的经济衰退(Volcker-inspired recession)造成高失业率(10%或更高)的同时,对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进行全面袭击。这对劳工生活状况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或许可以由以下来实来说明,那就是在1980年与贫困线处于同一水平的联邦最低工资,到1990年降低了30%。里根任命的与环境法规、职业安全与健康等有关系的各权力部门,大打了一场反对“大政府”(big government)的战役。对航空、电信金融等领域“去管制化”,为强大的公司利益集团打开一个全新的、不设防的自由地带。被意识形态地描述为激发竞争与创新的最好方法的“市场”,实际上成为阶级统治联结的最有力手段,它将垄断公司与跨国公司的权力联合起来。而对富人的减税,一方面使得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使得上层阶级的力量得以重建。

  汤姆士·爱索尔(Thomas Edsall)——一位长期报导华顿事务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在1984年对这一切背后的阶级力量做了先见之明的评述:

  “在1970年代期间,商人们凝聚力量,像一个级阶一样行动。他们为在立法舞台上联合一致的行动而抑制自己竞争的冲动。不是像个人公司那样寻求特殊好处……在商人政治中占中心位置的是另外一些共同利益,诸如打击保护消费者和劳工法改革的法令、制订于自已有利的税收政策、掌握管制和反托拉斯的立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商人需要一个政治上的阶级工具。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它的功能就是获得一个——正如谚语所说的——“用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政府。”由于1974年高等法院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得政治上的经济腐败合法化,因为它宣称金钱的使用应像言论自由一样受到保护——确保了公司和利益集团在政党中的经济统治地位。在此期间,共和党自愿成为“自己的统治阶级选民”的代表,这与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不明确态度形成对照。后者发现“事实上,社会上各种团体之间的纽带是松散的,妇女、黑人、工人、老人、城市政治组织,这些团体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力。”此外,民主党对“钱佬大”的依赖,使他们中许多成员经不住经济利益的直接影响。 国内的制造业、开采业、林业和农业综合企业能带来的利益,在此后显露出来的阶级之战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然而,共和党如果想要有效地拓展自己的力量,还需要一个稳固的选举基础。正是在这种时刻,共和党开始寻求与右翼基督教“道德大多数”的联盟。它求助于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使他们烦恼的道德正义感(他们烦恼,是因为这个阶层生活在周期性的经济不安全状态中,并且感到自己在许多由强制手段或国家计划所提供的好处中被排除在外)。这一“道德大多数”可以通过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对同性恋的憎恶情绪以及反女权主义而动员起来。在历史上,一个社会集团不顾自己的物质、经济和阶级利益,而为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的理由去投票,这并非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是最后一次。从那时候起,大资本家和保守的基督教的邪恶联盟得到巩固,最终从共和党中根除了一切自由的因子(它在1960年代还有很大影响),并在今天将它转变为相当于右翼的选举势力。

  里根的当选开始了对政治转向的长期巩固进程。这一政治转向,对促进早些时候的从货币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必不可少。爱索尔当时评论说,里根政策的核心是:

  “大范围地减少对工业、环境、工厂、卫生医疗以及买卖双方关系的管制幅度和项目。里根政府为取消管制借助了以下各种办法:通过裁减预算以降低强制干预的力量;任命反管制的(anti-regulatory)行业性机构人员;最后,通过给‘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以最大权力,让他们延缓主要的管制,强制修订管制办法;通过延时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es),以有效封杀管制的积极性。”

  然而,在1970年代,还有另一伴随的转向也迫使这一运动走向新自由主义,不过这一次是在全球范围内。随着1973年石油禁运欧佩克油价大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石油出产国,获的很大的经济支配权。我们现在从英国情报局了解到,在1973年,为了使石油价格回落,美国积极准备入侵这些国家。我们还了解到,迫于美国的公开威胁或军事压力,沙特阿拉伯同意通过纽约投资银行回收所有自己的石油美元。 而美国则因此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资金,为此他们可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考虑到1970年代中期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低回报率,这种特权在美国带不来什么好处,而必须到海外寻求更有利可图的机会,但要做到这点,需要公开的入侵,需要为美国控制的资金在海外运作的安全环境。此刻,纽约投资银行求助于美国的帝国传统,鼓励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并对他们在海外的运作提供了保护。

  美国帝国传统的形成由来已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将自己定位为对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帝国传统或其它欧洲势力的反叛。 美国虽然在19世纪末曾玩弄那些殖民征服者,它在20世纪却又发展了一种更开放的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体系。

  典型的例子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当时,美国部署海军想保卫自己的利益,结果却发现自己卷入了长时间与桑地诺(Sandino)领导的反叛者的艰苦游击战中。美国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推举出一个当地的头头——这里是苏穆萨,并给予他和他的家族或亲密同盟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这样,他们就能镇压或收买反对者并为自己积累到可观的财富与权力。而作为回报,他们要一直支持美国,并且如果有必要,还要促进美国在该国及整个该地区(在这个例子中是中美洲)的利益。二战之后,在美国的坚持下,欧洲势力不得不放弃殖民政策,因而上述帝国摸式得以展开。举例说,中央情报局1953年在伊朗策划政变,推翻民主当选的穆萨迪克政府,扶植伊朗王上台,后者将石油合同给了美国公司(并且不将穆萨迪克国有化了的财产给还英国)。伊朗王也同时成为美国在中东石油区利益的一大保护者。在战后,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这种策略被美国所统治。然而这要求美国方面采取反民主的(甚至是更明确地反大众,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这使的美国越来越与发展中国家的镇压性军事专政或独裁政治结盟(最明显的当然是在拉丁美洲)。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利益变得更容易被攻击而不是相反。因为总是支持镇压性的政权,容易适得其反。虽然收买统治精英的赞同会更容易,但对大众与社会民主运动实行高压政治的需要,却使得美国的历史成为暗中反对大众运动的暴力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中,那些通过纽约投资银行收回的剩余资金被投向世界各地。到这时为此,美国在战后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直接投资,主要用于剥削原材料资源(石油、矿产、农产品)或培植特殊市场(比如,电信)。纽约投资银行在国际上一直很活跃,但1973年以后,它变的更活跃,不过却更少致力于直接投资。 而这需要国际信贷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确实,在“沃克尔休克”之后,美国立刻就开始积极推进、支持这一政策。投资银行一开始就致力于直接借款给外国政府。由于急于借贷,结果发展中国家陷入欠债/贷款的恶性循环,而投资银行(有美国势力做后台)却可以要求比在国内更高的回报率。 因为贷款指定用美元计算,美元利率的小小上升(更不用说大幅度上升了)都会很容易导致脆弱的国家不能还贷,那样,纽约投资银行将损失重大。第一次这样的实验在1982年4月,实行“沃克尔休克”后,它使得默西哥几乎无力还贷。里根政府上台第一年曾仔细考虑过撤回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但后来它通过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力量,以结构调整为条件,通过债务展期(rolling over)来解决上述困难。当然,这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原则从凯恩斯主义转向货币主义(这也很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经济理论中货币主义理论的全球影响中心)。作为对还贷日期调整的条件,墨西哥被要求进行制度改革,削减福利开支,放宽劳工法,进行私有化,这一过程后来被称之为“结构性调整”。这样,墨西哥开始被推入正在成形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中。并且从这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成了一种促进甚至强迫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执行的主要工具。

  墨西哥的例子向我们显示,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依照前者,贷方承担由不当投资带来的损失;而依照后者,国家和国际力量迫使借方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而不管这会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后果,即使如果这样做要求将资产以跳楼价送给外国公司,那也在所不惜。随着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的改革,系统的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得到完全的实施。正如杜梅内尔和列维所说,结果是特许美国上等阶层从世界所有其它地方榨取高比例的投资收益。

  美国阶级力量的重建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力量自身的重新配置。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或者获取红利的金钱资本与从组织生产的勤劳中获取利润的生产制造资本的分离)在许多时候都在资产阶级内部制造了金融家与生产者的矛盾。比如在英国,政府政策一直首先满足伦敦市金融家们的要求,损害制造商的利益。在1960年代,美国金融家与制造商之间的冲突也经常浮现,但在1970年代,这样的冲突大部分消失了。大的公司越来越倾向于金融化,甚至它们参与生产时也是如此(比如汽车行业)。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通过给后者优先购买股票的权利而得到融合。股票价值而非生产本身成为了经济活动的指路灯。并且,通过像安然(Enron)这样的公司的倒闭,可以明显看出,投机的诱惑变得难以拒绝——安然公司的倒闭正是投机的结果。通常的结果是,在统治阶层和统治精英内部,金融集团(更多地是会计师的权力而非工程师的权力)获得最高掌管权。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对一切的金融化,意味着牺牲小股资本以对所有者资本积累的权力中心和金融机构进行再配置。因此,金融机构的支持、金融系统的完整成了新自由主义国家集团(比如G7——即七大工业国集团——译注)的中心议题,这样的集团越来越占据世界政治舞台。

  

  二、作为理想类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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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国家作为理想类型来考察。虽然这样做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危险,但它却有利于澄清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它之前的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可以初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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