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孙中山的道统论与知难行易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 次 更新时间:2021-04-20 16: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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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以金钱为金钱也;繁华时代,以契劵为金钱也。

   这是金钱进化论,又是一个三段论。

   《心理建设》所涉及的形而上学问题,除了世界观和历史观之外,就是认识论或知识论。人们从“行易知难”中推出各种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命题,诸如“行先知后”还是“知先行后”,“因行而知”还是“因知而行”等,由此辨析它的哲学属性。此类争论并不能够彰显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作为职业政治家,孙中山对于形而上学问题并无真正兴趣。因此,我们只有从政治哲学视角重新审视“孙文学说”,才能真正把握它的精华。

   我们可以将“知难行易”分析为两个原子命题:一是“知难”,二是“行易”。而“知难行易”则是二者合成的一个分子命题。须知,在日常语言中,“难”“易”既是从价值论讲的,如“难能可贵”;也是从意志论讲的,如“革心易行”。由此,我们先分论“知难”“行易”,再合论“知难行易”。

   第一,“知难”。“知难”就是知识价值,“知难”论就是知识价值论。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稀缺性,稀缺性便是价值属性。为此,孙中山转述了一个故事:

   有某家水管偶生窒碍,家主即雇工匠为之修理。工匠一至,不过举手之劳,而水管即复回原状。而家主叩以工值几何,工匠曰:“五十元零四角。”家主曰:“此举手之劳,我亦能为之,何索值之奢而零星也?何以不五十元,不五十一元,而独五十元零四角何为者?”工匠曰:“五十元者,我知识之值也;四角者,我劳力之值也。如君今欲自为之,我可取消我劳力之值,而只索知识之值耳。”家主哑然失笑,而照索给之。

   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1922)同样转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有一个人家的自来水管坏了,那个人家的主人,请一个工人去修理,那工人稍为动一动手,就修好了。

   他向主人索要“五十元零几毫”,并解释说:

   这那晓得怎么样修理的知识,是很难的,所以我多要一点价值,那五十元便是知识的价值;至于动手去实行修理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少要一点工钱,那几毫便是我动手的工钱。

   直到现在,类似这样的故事仍然是关于知识价值的经典说明。孙中山具有知识价值论思想,在当时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行易”。“行易”就是行动意志,“行易”论就是行动意志论。之所以“革心易行”,是因为意志力,意志力便是行动心理。“能知必能行”是有知识的行动,“不知亦能行”是无知识的行动。两种行动说明:知识是行动的充分条件,行动的必要条件是意志。

   孙中山本人就是意志力化身,“屡败屡起,百折不馁”。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返回中国,正是众望所归。他却告诉人们:“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心理建设》开篇“自序”:“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孙中山虽认为行动取决于意志力,但不等于他允许非理性或反理性行动。在“有志竟成”一章中,他说:

   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他追述自己十战十败之革命往事,可谓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虽然其中不乏盲动、冒险,却达到了“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的目的。

   第三,“知难行易”。在“分知分行”中,孙中山注意到了劳心劳力之分或脑力体力之分的社会分工趋势,因此他认为,就一时代一事业言“知行合一”,甚为适当;然合知行于一身,则殊不通于今日。于是他区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对于“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唯有“笃信”“力行”而已。这样,在“分知分行”基础上重新构造“知行合一”,就是一个类似“政教合一”结构:“知”是“教”,即意识形态;“行”是“政”,即政治行动。一切政治行动都要置于意识形态指导之下,一切行动者都要置于觉知者教导之下。“行易知难”就是这样一个为孙中山神圣化、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化而奠基的哲学命题。

   所谓心理建设是通过“精神教育”实现的。鉴于当时处于革命战争年代,孙中山特别强调军人精神教育。他指出:“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 他强调“攻心为上”“至诚感神”;主张“攻心”“革心”“心战”;倡导从“化家为国”到“化国为家”,直至“不怕死”“乐死”“以死为幸福”等。最能体现军人精神风貌的是孙中山亲拟的《陆军军官学校训词》(1924):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继承孙中山衣钵,但是将“知难行易”阐释为“力行哲学”,实际上就是从孙中山回到王阳明,从革命建设行动回到个人道德践履上去。蒋介石修正孙中山,只批判“知易行难”,不批判“知行合一”;在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持所谓“中立一元论”,认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即“心即理”,将“行”等同于王阳明的“致良知”,等同于“诚”(《礼记·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蒋介石虽然注意到了孙中山与王阳明“知的本体完全不同”,一是“偏重于人性的良知,……与生俱来的天赋之知”,二是“着重于科学上的知识之知”,且有“分工专职”,却认为二者“精义完全相同”,他在1950年说:“总理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其目的在于鼓励实行;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其主旨也是在于提倡实行。两者并无重大的差异。”(《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

   其实,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到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已经产生根本变异,知识价值论弱化了,行动意志论强化了,从理性主义变异为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乃至演变成为极权主义、愚民哲学。

   1921年,孙中山曾经将其“政党政治”理解为“知识阶级”专政(《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而蒋介石“力行哲学”则无非是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哲学根据而已。与之对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马列主义为指针,研究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亦即知行关系,将认识奠定在实践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的批判继承,同时与蒋介石“力行哲学”相对抗。

   毛泽东的实践,不论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 或者主要是指“三项实践”——“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都在走向人民群众劳动实践。换句话说,从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上来分析,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知识阶级的政治哲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是士绅阶级的政治哲学,而毛泽东的实践论则是劳动阶级的政治哲学。

   三、道统论与知难行易说的殊途同归

   孙中山的政治哲学包括两个相互交叉或重叠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是三民主义,二是建国方略。道统论是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框架内提出的,知难行易说是在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框架内提出的。两者理论框架不同,实践旨趣归一。

   韦伯曾经提出“支配的正当性根据”有三:“传统型的、卡里斯玛(charisma,个人魅力)型的和法制型的。”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政治体制从传统型到法制型的过渡,卡里斯玛型政治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过渡形态。

   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是组织民族。孙中山始终认为,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根源是“一盘散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前后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通过中国固有的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组织现代的民族团体或国族团体;其二,通过演练集会,“教国民行民权”,使“一盘散沙之民众”成“民国主人之国民”,此谓组织社会;其三,“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就是通过组织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政党,进而组织意识形态政社一体化国家,此谓党国体制。

   相比而言,第一方案理论上说不通,实际上行不通,因为中国固有的家族和宗族只能形成“家长制”“一言堂”,不能形成现代的民族或国族;第二方案理论上是自洽的,实际上亦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未能实行;第三方案实际上得以贯彻,但理论上需要一个意识形态,诚然,三民主义可以充当这个意识形态,但还不够。孙中山由此提出道统论。道统论自证其居于中华思想正统。它标志着孙中山被神圣化和三民主义被意识形态化。

   关于孙中山的道统论,可从纵向和横向比较其特质。姚中秋将孙中山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作了类比:

   在这里,重心在圣王:尧舜是创制立法者,禹是建国创制者,汤、武是革命、建国、创制者。中山先生的身份或者说身份自我认识,与汤、武相近,而大不同于孔子。

   中山先生之行事,颇有类于上古圣王者:其一心投身革命,固不必论,中山先生明确地自比于汤武革命。中山先生作于1917—1919年的《建国方略》,更可见圣王之建国规模:《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发明“行易知难”之说,类似周文王之演《易》;《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构建一个宏大的国家物质建设计划,类似禹之平治水土;《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引入西人会议制度以形塑公共生活,类似周公之制礼作乐。

   曾春海将孙中山道统论与方东美、牟宗三比较。

   方东美主张“会通”儒、道、墨“三大宗”,“会通”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大乘佛学、宋元明清新儒家这四大精神传统。这是一种“开明的道统观”,可以抵御卫道士们在所谓“正统”与所谓“异端”之间制造紧张(如辟杨墨、辟老庄、辟佛、辟禅等),甚至主张以“学统”代“道统”。

   牟宗三分别“三统”——道统、学统、政统,三者之间由上而下层层衍生。其“道统”系“道之统绪”,是“中国德性之学”的传统,亦即“中国文化生命”,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文王亲亲尊尊的人伦精神及礼乐制度、行为规范为代表,第二阶段以孔子为仁由己之道为代表,第三阶段以宋明新儒家内圣心性成德之学为表征,第四阶段系指现代新儒家在内圣心性成德之学基础上,吸取西方先进科学与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

   方东美是以会通诸家为道统,自有其包容性;牟宗三是以儒家道统统摄学统(科学)、政统(民主),亦有其现代性。相较之下,作为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的伟大革命导师和建设总设计师,中山先生直追上古圣王,其格局与规模,均非朱熹等孔门后儒所可比,更非戴季陶、蒋介石等中山后学所可及。

   《建国方略》的理论前提是心理建设。而心理建设则是“灌输”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儒士整合社会,建构儒家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这一结构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解构,从而出现两个替补型结构,一是通过中国国民党整合社会,建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建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而中国共产党则比中国国民党具有更加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宗教和教会的强大整合力量,在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士的整合失效后,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是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这就是两大意识形态型政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源。从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学说到蒋介石提出力行哲学都是心理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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