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孙中山的道统论与知难行易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 次 更新时间:2021-04-20 16: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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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

   相比而言,孙中山思想就没有宗教层面,他个人信仰基督教,但却从未像康有为那样以之为“国教”,也未像章太炎那样以之为“国民信仰”。他的“中国固有”四项——团体、道德、智能和能力,既异于康有为的“国教”,也异于章太炎的“国粹”三项——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

   尽管孙中山兼容了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仍遭遇到当时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猛烈批评。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莅任宣言书》中宣称“道德为体,法律为用”。张作霖主张将三民主义修正为“四民主义”,补充“民德主义”,得到吴佩孚支持。吴佩孚指责孙中山只讲“权利之主张”,不讲“义务之训练”,只讲“政治”之“技术”,不讲“政治”之“道德”。孙中山逝世后,孙中山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被强化了。这一方面的始作俑者是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中,戴季陶认为:

   先生的思想可以分为“能作”与“所作”的两个部分。能作的部分,是先生关于道德的主张;所作的部分,是先生政治的主张。能作的部分,是继承古代中国正统的伦理思想;所作的部分,是由现代世界的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种种制度上面着眼,创制出的新理论。

   戴季陶在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时说:“‘作’字的范围,是专指议礼制度考文而言。这三件大事,一是社会制度,二是国家制度,三是学术文化的工具。” 他还说《中庸》是孔子的“原理论”,《大学》是孔子的“方法论”。此亦可见“能作”与“所作”的区分。所谓“能作”与“所作”的关系,其实是“本末体用”关系的翻版。戴季陶以此将孙中山思想解释为“道德为本、政治为末”和“中体西用”的模式,为回到中国传统德治亦即伦理政治进行理论的论证和辩护。戴季陶将孙中山“纯正化”,形成所谓“纯正三民主义”,更得蒋介石的阐发。

   蒋介石特别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礼、义、廉、耻”之四维,以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的“道统四语诀”。1952年,蒋介石强调:“所谓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三民主义的本质》) 1966年,他提出“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对中山楼中华文化落成纪念文》)

   由此可见,从北洋系的袁世凯、张作霖、吴佩孚到国民党的戴季陶和蒋介石,都在强调“伦理”“道德”维度。最终,“伦理”“道德”维度不仅被补充,而且被置于“政治”(“民主”)与“科学”之上、之前,二者构成“本末体用”关系,从而强化了孙中山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孙中山的“道统”论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异。戴季陶和蒋介石加工的“道统”论既标志着孙中山被神圣化,也标志着三民主义被意识形态化。

   二、行易知难说的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

   知行关系是中国古典与近代哲人讨论的基本哲学问题之一。《尚书·夏书·说命中》最早记载了傅说的“知易行难”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此是我立言宗旨。”

   中国传统所谓“知”,限于伦理意识;所谓“行”,限于道德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其“心即理”说、“致良知”说相通,将伦理道德问题提升至形而上层面。

   孙中山早年就注意到了“知行”问题(或曰“言行”问题)。《致郑藻如书》(1890)说:“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 《上李鸿章书》(1894)说:“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谓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这些观念尚未摆脱旧说,亦未创立新说。

   1919年春夏间,孙中山撰写了《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一书,同年出版,后又编为《建国方略》三大著作之一《心理建设》。他将“知难行易”一说命名为“孙文学说”,可见以之为荣耀。

   孙中山在总结“革命之建设”失败教训时,虽承认自己“德薄”“能鲜”,然归咎同党“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以思想错误而懈志”。孙中山所谓“思想之错误”,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之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以及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孙中山说: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

   这就是孙中山为什么在《建国方略》中首先考虑心理建设的道理。所谓“孙文学说”概括起来非常简单,就是针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知行合一”这些传统说法,提出“行易知难”这一中心思想,并以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用钱、作文以及其他七事(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为证。其中,在饮食一事中论及“生元”(细胞),在用钱一事中论及“中准”(钱币),在作文一事中论及“理则”(逻辑),在进化一事中论及“太极”(“伊太”)等,反映了孙中山广博的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知识。

   “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心理建设》讨论的主题是知行关系:一极是“知”,另一极是“行”。在这两个方面,孙中山都超越了中国传统:一方面,中国传统所谓知,只是伦理意识;孙中山所谓知,更是科学知识。他说:

   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

   按照西方新学标准衡量中国旧学,中国古代经验科学从未达到理论科学高度,“非真知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所谓行,只是道德践行,未有分工合作;孙中山所谓行,更是社会行动,已有分工合作,如革命、建设以及所列十事等。因此,孙中山之所以能破旧说并立新说,首先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概念已经淘汰旧意,赋予新意。他不是在旧有意义上反驳旧说,而是在更新意义上创立新说。由此,“知难行易”替代“知易行难”,“分知分行”替代“知行合一”。其结论是:“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

   但是,历来学者大多从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来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从而遮蔽了其蕴含的政治哲学。当然,早有学者指出孙中山之“知难行易”说的政治意图。胡适指出:“‘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所以‘行易知难’的学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 “‘孙文学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人信仰‘孙文学说’,奉行不悖。” 艾思奇亦指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是为着政治的要求,为着要使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能够顺利地见诸实行,为着要在这样的目的前面来和他的反对者们作思想斗争,才建立起来的”。

   但是,哲学政治意图并不等于政治哲学蕴含,前者了然,后者还需我们深究。这里从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两个层面来厘清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使问题更加明晰。

   关于孙中山形而上学思想,应当注意其《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在阐述精神教育时,提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说:“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 此可谓物质精神体用合一论。

   在孙中山的例证中,也有一些形而上学思想。譬如他“以饮食为证”,提出了“生元”说:

   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

   及“以进化为证”,孙中山更指出:

   进化之时期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伊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

   由此可见,孙中山主张进化论的世界观(宇宙观)。他以“太极”(即“伊太”“以太”)为物质进化之元始,构造其自然观,而又以“生元”(即“细胞”)为物种进化之元始,构造其历史观。这是以近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孙中山对于进化论有所取舍,于物种采“竞争”原则,于人类采“互助”原则,这就与赫胥黎社会进化论划清了界限。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天命循环论,天命循环为王朝更替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论证。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变法、改良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论证。孙中山的历史观承上启下,上承以严复为代表的进化论历史观,下启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论证。孙中山说: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

   又说:

   夫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而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

   上所谓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

   孙中山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堪与群众史观两相对照。

   孙中山的进化论概以三段论表现出来,除了利用现成科学材料之外,缺乏真正实证研究,这就具有形式主义特征。譬如孙中山“以用钱为证”。首先,他研究了金钱:

   统此两用, 百货交易之中介,百货价格之标准。而名之曰“中准”,故为一简明之定义曰:“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

   然后,他区分了“买卖”与“交易”:

   交易者,以货易货也;买卖者,以钱易货也。

   最后,他考察了“货物‘中准’之变迁”:

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也;安适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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