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任路:以现场实验为引导的田野政治学建构

——基于华中师范大学四次政治实验的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1-04-11 10: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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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任路  
民主授权机制的能量似乎又太弱小了。在总体上追求稳定的格局下,这一尝试的最终结果仍然是中国传统流行的“大团圆”的喜剧。但它给当事人带来的冲击恐怕不只是喜悦,更多的是压力,以至在这场稍带点竞争性的选举过程中,当事人都已不再看重结果了,更希望早日结束不确定性竞争所带来的煎熬。仅仅就这一点来说,这一事件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过程就已极具象征性意义了。正因为如此,可以不从民主化价值的一维性看待杨集实验,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嵌入性的事件,作为一种非常规性的“政治标本”,从中透视和分析中国基层政治的真实运作过程。

   尽管乡镇选举回到法律制度的规范中来了,选举突破未能延续。但是授权机制作为一个政治学的话题仍然值得关注。“步云直选”是地方主政者推动的,没有外部介入。事过若干年后,重访步云乡,并对参与直选的当事人进行了访谈。从当事人反映看,他们对直选乡长的事情印象很深,事过若干年后还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乡镇选举虽然回归到常轨,但普通村民对于能够直接参与“父母官”的选择还是非常兴奋的。

   六、结语:在实验中深化认识的田野政治学

   自1996年开启村治实验,进入田野现场进行实验达10多年,对政治实验有切身的体会。事实上,政治实验的难度太大。做规范研究主要依据文本,做田野调查是旁观者,做田野实验的人必须进入现场,置身其中,并且长时间身在其中。从实验项目的提出,到获得批准;从进入现场,到事先调查;从设计方案,到听取意见;从方案实施,到问题的处理;从实验结果,到对实验结果的检验,当事人都得亲力亲为。缺乏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造成实验难以为继。实验过程更为艰难的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政治实验对于研究者来说意义很大。常言道:事非经过不知难。政治实验的难度太大,但收获也大。它改变和深化了实验者的认识。具体来说:

   一是制度与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行存在巨大的差异。实验团队最初是以非常乐观的心态进入现场的。在第一次“村治实验”中,参与者认为实验是根据国法民意,为村里编制一个制度软件。这个软件制定好以后,全国的村庄都可以按照这个软件运行。但这一制度软件的编制非常困难,编制好以后也不一定会按制度软件运行。

   二是制度环境直接制约着制度的运行。前两次“村治实验”时期,正值“三农”问题特别严重,农民负担特别沉重,计划生育特别艰难的时刻。地方领导最关心的是如何完成任务,民众最关心的是如何减轻负担。“村治实验”并不是实验地最为关心的。“南农实验”之所以成效显著,与制度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当时正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各类资源输入农村社会,实验本身也得到了新闻媒体、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

   三是实验是一种试错,正是在试错中丰富和深化理论认识。中国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其重点特点是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先行先试。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彭真等对民主有坚定的信念,同时又非常慎重,他们主张从基层着手,出了问题容易纠正的观点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是试错,有问题可以纠正。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宝贵经验。学者起初对基层民主的认识十分乐观。但正是在实验中使参与者充分感受、体验和认识到民主的复杂性、艰难性和曲折性。研究者自以为农民有了选票会欣喜若狂,没有想到投票时,农民优先选择的是钞票。研究者自以为农民组织起来就有力量,但这一力量也可能是一种不可预期的力量。研究者自以为编制了制度软件就可以自我运行,不承想制度背后的力量更为强大。这都是研究者事先没有预料的。从这一结果看,前两次“村治实验”是“失败”的。但正是“失败”的结果激发起田野政治学的研究者走向历史深处,去发现蕴藏在制度背后的因素和机制。这正是田野政治学启动“深度中国调查”并在深度调查中发现政治现象背后的社会基础的重要原因所在。如果没有实验,田野政治学很难走向历史深处,走向社会根基,也就很难有之后的田野政治学自觉了。

   四是社会科学研究有自己的方法,决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验是比调查更为深入的研究方法。但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实验,远比自然科学困难得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是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尽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响。而社会科学的实验恰恰经常受到外界的影响,没有外界影响恰恰是不正常的。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空想,在于他们的实验试图与外界隔绝。这也说明,政治学不能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美国的政治科学以自然科学方法为标准,这种科学愈多,就愈不科学。这在于人不是可以控制的物。这一观点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基于多次实验的经验教训。当然,实验作为一种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只是这种实验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有所不同,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实验为标准。社会科学的实验重在参与,重在参与过程中的新发现,重在将新发现提升为有规律的理论。因此,田野政治学要坚持实验,实验可以深化认识;但要避免简单地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的实验。

   五是实验者在实验过程中得到提升。实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在水月庵实验时张厚安教授经常给实验团队打气说,自然科学的实验也要经过若干次才能成功,甚至永远不能成功,更遑论社会科学的实验。正是在实验过程中,实验者不断试错,不断自我调适,并不断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实验中研究者经常会感受和体验农民自我组织何其难,只有通过行政的力量才能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但组织农民的行政力量往往成为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力量。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论断,即行政支配社会,但是从后两次实验来看,随着农民民主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农民是能够自我组织起来,并有序地参与到村庄公共生活,这就进一步启发实验者对农民的重新认识和深度理解。

   社会科学研究核心是对因果机制的分析,而实验是比较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因此,田野政治学注重运用田野实验来探讨基层治理中的因果关系。首先田野政治学的方法立足于问题,从问题内生出方法,而田野实验将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实践问题,并深入细致的事实性描述,弄清楚问题是什么,接着将实践问题提升为理论命题,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总结和因果分析,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假设等,再回到实践中,通过现场实验的方式去进一步检验既有的假设和命题是否成立,逐步修正已有的研究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如此反复多次,梯次推进,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揭示覆盖在问题之上的因果关系,正如田野政治学四次实验的历程一样,从一次次的实验中逐渐深入到田野之中,深入到问题的因果机制之中。实验也是一种调查方法,而且是一种难度最大的调查方法,实验者要身在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随时会出现各种不可控制的因素。难度大,收获也大,可以从根本上转变人的思维,即从旁观者的评论,到当事者的理解,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可以更为心平气和地理性思考。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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