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任路:以现场实验为引导的田野政治学建构

——基于华中师范大学四次政治实验的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21-04-11 10: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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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任路  
如水月庵村的一年内两次村主任选举。……在水月庵村的实验和其它村的调查表明,农民日常政治生活最关心的只是两个人,一是中央最高领导人,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二是基层领导人,这意味着谁直接当家理财。普通民众从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开始,不断培养民主素质和习惯,最后过渡到选举更高的领导人。水月庵村实验,既对民主选举背后的复杂变数有了进一步认识,也对民主选举机制的特殊作用和必要性有了深一层的思考。

   三、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岳东实验”

   历史上中国农民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也是数千年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提出的重要方针便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正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使得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民组织到集体之中。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实行家庭承包,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下降。尽管他们有了独立的个体利益,有了因为利益驱动的参与诉求。但是,由于分散性,使得他们不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基层治理。在水月庵村的农民参与实验深刻体会到一点。在田野调查时,有农民说,改革前集体生产,“会”多;改革后家庭生产,“会”荒。在实验中为了将农民集聚起来开成会,费尽心力。没有组织的农民,也难以抵制不合理的政府负担。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继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实验之后,在安徽省蒙城县的岳东村开展了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实验。

   第二次“村治实验”的方向是整合农村资源,培育发展各种类型的乡村组织。其目的是发展能够代表和维护中国农民利益、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势地位。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2004年10月1日在安徽省蒙城县岳坊镇岳东村正式揭牌成立岳东村综合发展试验区。这次实验强调农民合作组织,希望农民通过自主、自为的组织化建设,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参与意识。蒙城县的岳东村实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之后进行的“村治实验”,主要以年轻老师和研究生为主体。他们热情很高,满怀理想,并对实验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因为没有政府的支持,实验条件比黄梅更为困难,其结果也与预期相距甚远。

   岳东村实验相对水月庵村实验可以说是发展农民组织的一种尝试,这种草根组织来源于民,服务于民。纵观整个实验过程,岳东村每个实验项目几乎都是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收场。除进行养鸡协会、普法协会、乡村图书馆建设外,实验团队在岳东村还试图建立村庄公共事务理事会、村庄住宅合作社、老年人协会等,这些项目在尝试初期就被迫终止。

   反思实验,实验者的主要困惑在于,为什么每个实验都是进行了科学评估却最终归于失败?虽然任何政治实验都允许失败的存在,但或许实验者能从这些失败中总结出一些有规律性的经验。从养鸡协会中实验团队归纳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管理不完善,缺乏有序的制度作保障;二是有些会员的入会动机功利化,农户的合作能力欠缺,协会的成长环境受到制约。养鸡协会的主要贡献有,农民的市场意识、抗风险意识、成本控制意识得到增强;农民的参与精神得到培养。从普法协会中实验团队得到的启示有,村委会应当是宣传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主体力量,法律知识的输入应当首先建立在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权威性建立,农民只有在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的情况下才会主动寻求法律的帮助。普法知识的宣传和学习应注意各个自然村的差异性,电视、广播应当成为信息社会传递涉农法律的主要媒介。普法协会项目值得肯定的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得到增强。从岳东图书馆项目中,实验团队取得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一是公益组织的可持续性如何得到维系?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建设需要有充足的经费做后盾,需要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去管理。二是对农民的教育要尊重农村的现实,市场经济增加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流动性,流动中的农民是接触现代社会的先行者,可以尝试在城市中加大对流动农民教育的投入。

   之后重访岳东村时有两个场面印象深刻,并引起深思。一是在实验村庄,一群被组织起来的农民系着红巾作为标识。这使人马上联想到历史上的红巾军。而这里正是当年红巾军最为活跃的地方。当时流行一句话:“政府组织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一实验为当地干部所高度警惕,更不可能支持。二是当时正处于农民负担沉重,干群关系特别紧张的时期。以实验点所在地区为背景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火遍神州。读过此书的人无不对书中的地方干部“欺压”民众咬牙切齿。但是在实验村庄考察时,恰逢与书中描写的干部一起开会,亲眼所见的干部并不是那样“凶恶”,甚至有些老实“土气”。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老实“土气”的干部变得“凶恶”?这也是长期需要思考的问题: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但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使权力受到制约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此触发了第三次“村治实验”。

   四、以农民能力为目标的“南农实验”

   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这已是共识。但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则不容易。中国共产党长期依靠的是政治动员将农民组织到政治体系中来,在相当程度上属于“被组织”。这种“被组织”的农民也容易因为体制机制原因而重新陷入无组织状态。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民各自为家,组织化程度不高。安徽省蒙城县岳东村的实验便是试图推动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这一实验是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民仍然是作为被组织的客体。农民虽然组织起来了,但在组织过程中自身的能力并没有提高,一旦外部力量弱化,组织很容易解体。正是在此背景下,正式启动了以农民能力为目标的“南农实验”。

   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由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新农村建设试验,计划在广东选取若干村庄,进行为期五年的建设试验。2006年4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南方农村报社和筛选4个村(吴川新勇村的上能自然村、博罗县铁场村、连平县西坪村的欧村自然村和蕉岭县广育村)及其所在的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合作共建新农村示范实验点协议》(正式将“试验”的提法改为“实验”,因为这项活动是用于验证已经存在的理论),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实验命名为“共建新农村——南农实验”,意为“农民和政府、学术机构、媒体在南方农村地区共同建设新农村”。这是一个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权利,由村民充分参与,并且以提高农民福利为目的的社会实验,它把学术资源、媒介资源、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希望通过实践,探索出新农村建设中规律性的东西,寻找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南农实验是在前两次实验基础上开展的,南农实验的重点是解决农民的民主能力问题。从以往的村治实验中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以及能力的缺失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的利益诉求在改革开放之前被长期压抑,致使其丧失了对自身权益发掘的能力,同时也不能有效掌握表达其利益的方式和渠道。一方面不能把村落社区的声音有效传达到各级政府以争取于己有利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官民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则扩大了冲突的范围。因此,希望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一方面提升乡镇人大代表沟通和协调能力,使之能够顺利地收集到选民的意愿和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同时能够将选民的意愿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强化村民自治的实施质量,使村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得到加强,提高选举后的村民自治质量,进而使普通农民识别自身利益和表达自身主张的能力得到根本改观,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对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有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南农实验”主要是通过各种项目和方式,提升农民能力。包括农民的表达能力、农民的合作能力、农民的监督能力等。这一实验是特别注意强化农民的主体性,挖掘农民的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的自身活力,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09年11月8日,“农村治理创新与社会实验研讨会”在广东省蕉岭县举办,对实验中产生的“蕉岭模式”进行了论证。

   一是农民表达能力提升。南农实验对村民进行政策法律培训,在实验初期,综合评估实验村庄农民的表达、合作和监督等民主能力的基础上,对四个实验村村委会干部、乡镇人大代表、村民代表、县乡干部等进行了农业政策、法律、科技、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培训,除此之外,在村庄内部建立妇女权益论坛等形式来提升妇女的表达和参与能力,提升了妇女的主体意识,激发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进而带动整个村庄的公共生活。

   二是农民协商议事能力,实验村庄本身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治理问题,尤其是村庄内的干群纠纷和宗族矛盾等,实验团队积极引导农民通过协商、对话等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和处理村庄公共事务,如成立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村庄议事会和理事会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成功地解决了村庄遗留的山林纠纷、村内宗族矛盾等问题,并广泛动员群众投工投劳参加村庄公共建设等,兴建了村庄公路、文化活动室等,有的实验村庄针对村庄产业发展难题成立各种的合作社组织,针对农田水利灌溉等问题成立水利协会,针对自来水管理问题成立用水协会等,提升村民的自我组织和协商议事能力。

   三是农民的监督能力。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实验村庄围绕村庄公共开支和公共建设,强化了村民的监督意识,在实验后期主要的实验点广育村,由村庄老党员、老干部组织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成为村庄监督重要载体,发挥了内生性的民主监督作用,其成功经验逐渐在整个蕉岭县推广开来。

   五、以乡镇选举为目标的“杨集实验”

   自1997年开启的“水月庵实验”、“岳东实验”和“南农实验”是以实验者为主体推动的、有计划有目的并具有连续性的政治学实验。除此之外,作为政治学者还参与观察了以地方领导为主体的实验。随着以村民直接选举村主任的村民自治的推进,“海选”一词成为热词。当村民能够直接选举村主任之后,能否由农民直接选举乡镇长?这显然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题目。四川省远离中原,胆子较大。在人民公社体制还没有废除时,四川人便率先将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来了。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实行村民自治,根据国家立法,村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乡镇长则是由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受村级“海选”的激励,1998年12月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政府基于对当地农民要求由自己直接选举乡镇长的回应,在步云乡进行了直选乡镇长的试点。这是中国第一例乡长直选,尽管争议不小,但仍然属于允许的范围。之后,直接选举乡镇长的试点愈来愈多。正是在此背景下,湖北省京山县在杨集镇进行了“两推一选”乡镇长的实验。这一实验是在当地党政直接主持下进行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参与了选举观察。

   与“步云直选”不同,杨集的实验更为谨慎。先由群众推荐,再在小范围进行选举。其选举结果也没有发生“意外”,符合组织的意图。即使如此,这一选举也是对原有方式的突破,特别是授权机制的改变。如果用现行的法律条文和组织规则衡量,杨集实验显然是有所超前的。如果用民主化的理想标准衡量,杨集实验的有限性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杨集实验不是那么理想化,但它的示范性意义却是空前的。这就是它第一次将竞争机制引入基层政权体系,将自我封闭的政治体系向社会开放,“亲民之官”的任职和升迁不再只是由上级决定,所治下的民众也有了发言权和影响力。它强烈冲击着长期历史沿袭的单向的自上而下授权体制。这种突发性的规则变化势必引起基层政治生活的动荡。尽管民主化成为一种潮流,但当这一潮流成为真正的现实来到面前,人们又显得十分仓促、窘迫,甚至规避,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承受力。因为,规则的改变不仅涉及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会极大冲击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事理念,从而出现政治不适应性。

杨集实验只是一次竞争性选举的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是否会延续,谁也没有把握。面对多年习以为常且与官员利益攸关的“潜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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