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 “书同文”和 “官话”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5 次 更新时间:2021-03-17 00: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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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朝廷政法制度措施的穿透力会因这个群体的出现而强化。这注定了显著于魏晋时期的世族门阀制度不可能轮回,而且意味着即将到来的精英选拔中也将出现全国性地域政治的考量。在《切韵》出版后仅4年,科举制登场,也许偶然;但再过数十年,就出现了大唐王朝如此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和文明,有如此开阔的气度和胸襟,就不可能全是偶然了。

  

   五、结语:理解中国宪制

  

   文章止步于此,但这两项制度并不只属于过去。对语言文字的文化宪制层面的考量,在近现代中国的变革中,即便在没有写入宪法文件之前,也仍然以各种方式在宪制实践和民间社会中延续,仍然是当今中国宪制思考的重要财富。

   例如,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曾审定 6500余汉字的“国音”,并于1932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1930年国民党中执委也曾通令各级党部, 国民政府则训令行政院和直辖各机关传习推广注音符号。尽管因现代中国的革命、社会动荡和战乱,成效鲜见;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至少表明中央政府认为这是国家政治的重要问题,尽管当时无望解决。

   大规模、持续和长期的努力始于新中国的建立。1949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最初的目的也许只是希望通过简化汉字来普及文化;1954年12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这个学术协会改设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表明中央政府对语言文字问题有了更多政治考量,并且想通过政府行为有所作为。1955年,教育部和文改委联合召开全国会议,通过了有关文字改革的决议和文案;但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确定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文化宪制问题的关注点从文字开始转向语言。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7年,国家确定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普通话的工作方针,成立了由陈毅副总理为主任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了宪法。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不但加上了语言,更是把语言放在文字之前。1992年,国家再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调整为 “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即便1998年政府机构大规模精简改革后,也还是保留了 “语文委”,只是将之并入了教育部。2000年,国家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但是,也许因相关西学的影响,语言文字问题似乎一直没有作为宪制问题进入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视野。本文则力求借助历史距离赋予后来者的视角优势,分析“书同文”和“官话” 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构成中的功能和意义;力求凸显古代农耕中国必须回应的宪制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回应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古代中国宪制的特殊性;而对这些特殊性的理解和把握,相信有助于我们理解更一般的宪制问题,并从中国古代宪制中获得对今天中国宪制研究和实践的启示。

   古代中国是疆域广袤地形复杂的农耕中国。这注定了她不可能采取民主制;但这也注定了中国不可能真的是君主“专制”。这个共同体数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构成,必须、也只能更多基于众多族群和民族的融合。与古希腊雅典或罗马甚或中世纪欧洲各国都很不相同,历史中国的有效政治治理,首先当然是政治性宪制的强力塑造,包括以战争完成的统一和以皇权武力支持的中央集权;也有经济的宪制,诸如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这类制度措施的日积月累,水滴石穿。但本文表明,文化宪制的塑造力至少同样重要。它不仅支持了政治和经济宪制的形成和有效运作,促成了一种至少是不稳定排除任何人参与政治的统治,促成了基于小农经济的全国性政治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宪制是中国的历史构成的机制,也是这个历史中国的构成过程。不是通过批准一份或几份宪法文件而“成立”的,和一切伟大文明一样,中国是在没有航标的历史河流的航行中逐步自我展开和构成的。

   只有在这一开阔的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下,才能理解“书同文”和“语同音”何以被政治“征用”或“挪用”了,成为文化层面最重要的宪制措施。看似文化,附着于文化,对于当年或今天的许多具体学人,也确实就是文化;但如果放在历史中国发生的大视野下,这两个制度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是宪制的。而且,笔者称其为古代中国的文化宪制,而不是某朝某代文化宪制:因为它们构成的是历史的中国,而从来不是某个王朝。

   在中国特别重要,却并非中国独有。早在《圣经》的年代,至少有人已清楚意识到语同音有惊人的政治构成和改造社会的力量。在西方近代,文字和语言也曾在民族国家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最突出的,也许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民族国家政治原则,革命者把语言统一当成民族国家政治构建的一项重要政治文化措施,普及法语因此被当作组织新型的集体动员和争取民众支持大革命的必要手段和政治策略;甚至开展了消灭方言的运动。

   但在单一民族国家,语言和文字通常被视为民族的伴生要素,语言文字因此更容易被视为是“前政治”和“前宪制”的。即便把语言文字写入宪法,即便语言文字对民族国家有构成性功能,也很难将之视为政治国家发生和构成的核心机制之一。除了方言穿上权利的外衣进入司法的宪法话语外,语言和文字很难作为典型的宪制问题进入现有的西方学者主导的宪法研究视野。而历史中国为我们提出了一种智识和想象力的挑战,也因此开拓了一个可能的学术视野。

   文化宪制对古代中国是塑造,不是强加。塑造意味着制度对古代中国诸多社会条件的调适。不仅这一文化宪制所针对的农耕大国统一治理问题只属于古代中国,独此一份,而且这一宪制追求的也只是在这片土地上可行且有效率的制度实践,举世无双。例如,它从未预先排除谁可以进入读书人行列,却把相应政治文化责任的 承担仅仅落实在天下读书人身上,而不是守望家园的普通民众;它通过读书人沟通上下,勾连四方,整合天下,这是一种务实、可行且俭省的制度设计和权利义务配 置。又如,这个文化宪制居然不是如同流行的宪法话语所说的,限制政府的文化权力,相反经此赋予并扩张了政府的文化权力:统一汉字,从一开始就紧抓“国立”教育。但在这个看似威权主义意味浓烈的文化宪制下,政府其实又真没干预太多,只是提纲挈领,确立一些基本制度,便激发了,也倚重了高度分散的个体和家庭的自我努力和自主文化投资;然后“坐等”时光对众多微观制度的养成、检验、淘汰,积累、雕琢和打磨。

   本文还充分展示了古代中国文化宪制的内生性。她不是外在的;有强加,却不全是强加,无论是以暴力形式,还是以软暴力形式——以宪法文件为根据,然后依靠国家强制力支持的行政和司法强制。这个文化宪制就发生在具体的历史中国,在不断塑造中国和被中国塑造的过程中逐渐与其塑造的中国浑然一体,乃至今天的即便中国的宪法学者也很难自觉这就是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宪制,更难直观地感受和理解读书识字对于这个文明曾经的功能和意义。宪制的内生性,其实不仅仅是古代中国宪制的特点,更是一般宪制的重要特点。

   我们需要唤醒对中国宪制的自觉。我们更需要一种只有在智识和情感上都进入这个传统中才可能获得的学术敏感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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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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